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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按才干分配责任”可以从稍后成书的《新约·路加福音》中一段相似的文字中得到，其主题是：交银与十仆的比喻。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作“弥拿”，一“弥拿”约银十两），说：‘你们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这里有几点与《马太福音》不同，第一，起点平等，主人不是先入为主地认定他们的才干差别，而是都给一锭银子来比较仆人才干的差别；第二，三仆人的能力差别非常明显，没有含糊性；第三，主人尽管依才干加给甲一锭银子，更重要的是依才干授予责任：甲、乙分别管理十座城和五座城；第四，财富差别主要是仆人的才干作用于市场得到，而《马太福音》中主要是主人的分配所致。
所以，《路加福音》中是真正的“按才干分配财富”和“按才干分配责任”。前者是主人的分配，后者则是通过市场实现的，并且这里更强调主人的分配责任。按照一个人的才干或努力分配财富，不管是市场还是主人，无论是以公平准则还是其他准则衡量，都会为大众所普遍赞同，因为这种所得是“应得的”。但将丙的一锭银子补加给甲恐怕赞同者极少。那么“按才干分配责任”合理吗？我想一般人会接受，因为它会使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得越大。接着要问的是：管理城市的人对城市有所有权、产权或受益权吗？完全是义务劳动恐怕很难行得通，只要有受益权，那么“按才干分配责任”最终还是“按才干分配财富”。
“按才干分配财富”在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成为现实，同时它符合大众的正义观念；“按才干分配财富，并且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在现代社会也已成为事实。在《马太福音》中是主人制造了这一事实。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米德深入研究了个人财富所得的来源后发现：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必然会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但这并不符合社会正义观念，现代西方民主国家近几十年来实行福利制度就是其证明。那么，即使当“马太效应”已成为事实时，《新约》倡导“富者应该越来越富，穷者应该越来越穷”吗？答案正好相反，《马太福音》对此多有论述：“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种道德说教在《新约》的其他篇章中也比比皆是，例如《提摩全书》里就忠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万物给我们的上帝。只要嘱咐他们行善……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未来。”
所以，《新约》中“马太效应”的真正含义是“按才干分配责任”，其目的是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配给有才干的人，让他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产品，这样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就会做得越大。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自然会导致“按才干分配财富，并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新约》的主张是：富人应该将财富分配给穷人，只有这样他才能进天国。因此可以说《新约》所倡导的是一个既有效率又有正义的理想社会。这一经济伦理精神被新教徒所继承。在新教徒看来，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博得上帝的青睐！为了与上帝更加接近！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 余岱宗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造爱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