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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国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骗、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围城》中的男女之爱的发生发展多是男女双方直接“较量”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威胁、强迫和鼓励。《围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让读者看清楚，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男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将在情场上有一番怎样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贵，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围城的内外有一番怎样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围城》是将笔触直指人性在“常态恋爱”中的各个侧面，特别是人性中在恋爱生活中不那么高贵、不那么可爱的一面。《围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点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是怎样地作祟。
在中国现代文学涉及青年男女恋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凡出现青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构成：阶级门第之间的无形门槛、封建恶势力的摧残、包办婚姻的悲剧，或是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导致海外恋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便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导致的。让青春的美毁灭于无价值的落后的强势的力量之手，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人们摧毁封建制度的决心和勇气。美好的爱情与不良的外在环境的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青春爱情的一个重要模式。这种爱情书写模式常常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无情揭露、鞭挞和对青春爱情的颂扬来表现主题。而《围城》对爱情的书写则更偏重于对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鸿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围城》中可谓每况愈下，到了《围城》的结束，方鸿渐的经济生活已经走向了困顿，但《围城》并没有将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作为影响爱情婚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围城》中个个人物明显都有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围城》中也不乏所谓高等阶层的势利眼，但《围城》又不是太突出阶级或阶层属性在爱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小说前半部分中以苏文纨小姐的客厅为核心展开的爱情游戏，那简直是一场“爱情真空游戏”，作者是将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扰的“真空”中让各个人物登场施展他们的爱情本领。方鸿渐寄宿在前岳丈家里，唐晓芙是一个父母对其没有约束的现代少女，赵辛楣是个来去潇洒的公子哥儿，苏文纨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恋爱空间。恋爱中的人爱请客就请客，喜欢聚会就聚会。作者便是设计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的“封闭式爱情试验室”，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造情矫情，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纵横捭阖之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人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动物，原来就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婚恋这“自家事”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么多难以沟通的感情和无法达成交流的信息。写人性的弱点，对人的非积极一面的批判，对人性中种种“顽疾”的讽刺和批评，乃是《围城》最独特之意义所在。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真是一语中的。
《围城》利用种种爱情关系的描述来达到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用讽刺的笔锋放大人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虽不是完全的“审丑”，却入木三分地通过各种情形中“爱的谎言”来刻画了人的不完善不那么可爱的一个侧面。但《围城》作者对人性的弱点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因为作者让读者看到了这“爱的谎言”、这爱的矫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怜，让读者在笑声中发现人性的短处，这便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高姿态的批判和矫正。《围城》让人在幽默的阅读氛围中领悟到人的自身的弱点，而不是放纵读者去赏玩人的弱点。《围城》不同于鸳鸯蝴蝶派那类纯粹以恋爱供读者赏玩的通俗小说之处，就在于作者是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睿智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的弱点，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
周颙何错之有？
周颙何错之有
？ 张德蓁
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对周颙口诛笔伐，为什么？因为周颙起初来北山是为做隐士，研究佛学，考核道说，是那种耿介拔俗、潇洒出尘之人，后来却接受了朝廷之命，出山做了海盐的县令，而终于成了北山的叛逆。按孔稚珪的意思，周颙既来隐居，就应始终如一地做个隐士，就应在北山好好呆着，朝听山雀，暮观落日，独守月夜才是，不应成为逋客，见到鸣驺入谷，就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这不是太丑恶了吗？所以，孔稚珪认为周颙是个德行卑劣的人，是个应该世人不齿的人，是个应当为世人讨伐的人。
我不同意孔稚珪的观点，我认为周颙的做法并没有错。关于周颙，一般史书上没有他事迹的记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到北山隐居，《北山移文》中也只是说他“学遁东鲁，习隐南郭”。我想一个人的隐居，原因不会如此简单，如果不是出于尘俗间种种烦恼的困迫，不是出于别人的诽谤，不是出于怀才不遇的苦闷，不是出于权力的争斗，不是出于性命的苟全，人是走不到这一步的。例如陶渊明，如果不是督邮这乡里小儿的狐假虎威，他是不会立刻回到只有那几间茅屋的家乡去种田的，介子推如果不是看不惯大家在利禄面前的邀功请赏，他是不会与他母亲一道躲进绵阳山的。看来，周颙是为怀才不遇，才愤慨苦闷地去了北山的。有才学的人，却不被世人认可，不被委以重任，谁也会苦闷彷徨的，若是读者你，可能也会有恨不能躲进深山老林去大哭一场才痛快的想法啊！有才不用，也是社会的浪费，当哭的何只是个人！为什么说周颙是为怀才不遇而隐的呢？从他的反对者对彼出山后的一些行动来看，周颙还是有才能并有事业心的。他在海盐县官任上“张英风于海甸，驰妙誉于浙右”，“常绸缪于结课，每纷纶于折狱。笼张赵于往图，架卓鲁于前箓。希踪三辅豪，驰声九州牧”。这意思是周颙一心想着做声誉显赫之官。
凡人，学了知识干什么？不就是学以致用，服务社会，为民众干点事情吗？如果满腹经纶，却不将学到的知识服务于民生，知识再多又有何益？假如周颙在北山终生不出，即使日日研习佛法，探究道学，又益在何处？类似周颙这样的人才，若坚守北山的隐居，他才能再大，也是枉然。人有了知识才能就应找个用武之地，利用自己的知识才能为社会大干一场才是。当然，社会也一定要能给予有才学之人用武之地才对，如果社会众口都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又怕人才一出丢了自己的地位，那哪能不使周颙们纷纷归隐呢？孔稚珪反对周颙出山，自己却在做官，这只能证明孔是个十分自私的人。
我赞扬周颙，还在于他即使去北山是为了沽名钓誉，是为了觊觎权力，可权位到手，他并不尸位素餐，设法钻营，以图更大的权力，下山后而是忙碌于公务，耽心于狱案，直到孔稚珪说周颙乘进京之机有可能要来北山故地重游时，都给我“周颙在工作岗位上风风火火地忙碌个不停”的感觉。这种事业型的干部有什么不好。想当今，许多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们，他们哪能与周颙相比！
周颙没有什么不对不好，孔稚珪却尽骂人之能事，让千秋后代的人不敢承认周颙是好人，更不敢说自己就是周颙这样的人。我认为卑劣的应是孔稚珪本人，《北山移文》只能证明孔是一种心眼狭小的人，是一种迂腐的人，是一种善于用文字骂人的人。
联想到自己的境遇，我毫不掩饰地告诉读者：我欣赏周颙，而讨厌孔稚珪！
高雅着吃茶
？ 刘国斌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到妙玉与钗、黛、宝玉一干人吃茶。水是蟠香寺梅花上的雪，收在瓷坛中埋于地下有年。茶具极其珍贵。宝钗所使之杯是西晋王恺的藏品，又曾经苏学士评赏。最为经典的是讨论吃茶的行为：妙玉道：“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妙玉之吃茶观包含了“雅”观念中所必需的几个基本要素：要有历史的传统的刻痕；且不可多得，即不仅行为机会不可多得，占有量亦应十分的有限；代价通常较为昂贵；指涉对象时排除了行为发生之初的原始目的；行为人要求处于某种积极紧张的状态。
为什么要吃茶？这一发问与为什么要抽烟为什么要喝酒略有不同，因为茶并不是一种精神依赖品。如果仅仅为了满足解渴的需要，白开水就很好，如孟子所说冬日饮汤，夏日饮水之类，很没有必要先煽滚了汤再泡茶，继而等茶叶将沉未沉之际以盖碗刮吃。有一种说法是茶可以消食解腻，这一主张便有贵族化的倾向。在穷苦人看来，求一腻而不可得，焉有消解？所以穷厄之时，偶有一片大肥肉，在饭中擦来擦去，名其为“万金（斤？）油”，就无须以茶来消融化解。贵族化和高雅这两个语词有时可以相互置换，其原因即在于它们的价位都可能较为昂贵。又有说茶可以清凉解暑，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理由，因为冬天也有人吃茶。
但上述说法显然不能成为吃茶和高雅之间产生联结的满足条件，因为它们太过于工具化，相当于说读《卢贡—马卡尔家族》仅仅只是为了识字，精神上的收获未见丰厚，行为过程也可能由此变得草率，缺乏高贵的氛围，这样就有了脱离本来目的之外的品茶。品茶当然要花费时间，不过我认为费时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在拖延中等待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和尊重，正如今天的人之于龙虾、鱼翅，绝无暗藏一角，绝无快速而沉默地独自享用，必要张扬，必要拖延缓慢。行为已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