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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起草者，杰佛逊成为群星灿烂的美国开国先辈中最夺目的星座之一。他和华盛顿一样终生守护着自由的理想，直到去世前两年他还写下：“一切都可以变，惟人类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变。”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拥有上万英亩的土地和一二百名黑人奴隶。他称自己“之所以有暇写出阐述人类自由的伟大著作，得助于三代奴隶的劳动”。作为奴隶主，早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他就严厉谴责了奴隶贸易，却宣称一切人的权利都是不可剥夺的。他还起草过一项逐步解放奴隶的法律，在百科全书式的《弗吉尼亚记事》中对奴隶制作了激烈的抨击。
站在两百年后的旧大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这样一个在贫富不均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上层阶级的人，却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正是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天才、热情与智慧，写下了那些永远折射着自由光芒的文献。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他们一直不倦地呼吁通过广泛的公立学校制度和自由的报刊来教育人民并使人民了解情况。他们始终认为只有人民有效的监督才能防止政府蜕变为暴政，只有教育才能使普通人民的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一生都贯穿着人本主义的关怀，目的就是追求自由与幸福，不受阶级等的局限，而使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都得到发展。
众所周知，在济济一堂的美国开国先辈中，杰佛逊与政治经济学家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有着很尖锐的分歧，成为以后美国两党制的滥觞。但杰佛逊并没有因政见不同而否定对方的一切真知灼见，1788年他写信给麦迪逊称赞《联邦党人文集》是“对政府原则最优秀的阐述”。两年后他对外甥说：“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本书优于《联邦党人文集》。”
当杰佛逊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中与另一位候选人得票相同，他的不少政敌都不希望他当选时，汉密尔顿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并对这位老对手的品性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这绝不是什么孤立的例子，而是美国开国先辈的群体表现。在他们看来政见可以不同，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全盘否定对方。他们目光远大，思想深邃，知识渊博，对人类充满信心；他们有纯洁的信仰，对上帝的虔诚使他们热爱自由，热爱生活，惟独没有对权势的迷恋、对阴谋的嗜好。在赢得独立的那一刻，他们想到的只是可以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想过“打江山，坐江山”。华盛顿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大多数人的选择都和他一样，没有人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没有人不情愿。即使出任公职，也只是为国服务而已，并不是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捞什么好处。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的人，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五十五人，还有追随华盛顿苦战八年的忠实将士们，还有《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帕特里克·亨利，他们共同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国。这个美国包含着有史以来人类最美好的原则——多数人的意愿得到遵循，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文官权力对军人权力的绝对控制，等等。两百年前杰佛逊抚摸着《圣经》发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时，曾激动地说过：“为了获得这些原则，我们的圣哲献出了智慧，我们的英雄献出了鲜血。”
这些灿烂的星座，同时出现在十八世纪末的新大陆，无论到哪一天，只要人类存在，他们的闪光人格，他们的辉煌业绩，他们的熠熠才华就足以作为楷模。“随着开国元勋的谢世，他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们生活与战斗的那个时代变成了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世界出现了新的曙光，代表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高不可攀的巨人。”（马克斯·勒纳：《美国公民对美国宪法的认识：对公众认识和个人意见的全国性调查》）
在另一片古老的东方大陆，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出现过一线文明的曙光。孙中山、黄兴等所代表的追求共和、民主的力量，就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他们首创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仅这一点就足以永垂史册。周作人在孙中山去世后的一天说，“中华民国”四个字便是孙中山一生事业“最大的证据和纪念”。更何况他们功成身退的人格风范，简直可以直追华盛顿等美国的开国元辈。
二十世纪初，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时就提出了“功成身退”的响亮誓言。据胡汉民、汪精卫回忆，辛亥革命前后，黄兴一再对人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三个月，手握重兵的一代枭雄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实现诺言，平静地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1912年4月1日，他在南京参议院发表解职辞：
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
3月31日，黄兴受命出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当时长江南北军队林立，粮饷匮乏，人心不定。他所想到的并不是拥兵自重，而是在短短两个月间，就以其威望、人格和决心裁撤了大部分军队。5月13日开始，他多次要求解甲归田。6月14日，他发表《解职通电》，交出兵权，当晚即离开南京。
九十年前的那一幕幕，至今仍是民族史上未完成的演出。孙、黄以他们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的选择改写了历史，改写了几千年来中国人一旦抓住权力即死不放手的传统恶习。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评点当时历史人物，批评孙、黄此举是“放弃责任，一让总统，一辞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虚名，致令政变频乖，扰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谓非一大恨事也”。但他也肯定孙、黄“欲挽官僚窃权怙势之积习，准身作则，专为公家谋幸福，不为一己便私图”，“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尽忠主义，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称“孙、黄之手段虽劣，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于右任等人对黄兴备极推崇，称他“缔造民国，备历艰苦，大局甫定，自解兵符，磊落光明，中外共感，成不居功”。
孙、黄功成身退、不图权位的高风亮节，就像一束奇异的光投射在几千年阴暗的中国政治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它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光芒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同的是，一、华盛顿交出军权、拒绝第三次出任总统纯粹出于自愿，出于他内心对自由、文明的理解，而孙、黄让位、辞职主要是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二、在中国这块如此古老、如此根深蒂固的专制土地上，即使产生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能功成不居，但历史的面貌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甚至有可能更糟糕。谭人凤和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多少仁人志士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掷无数头颅，流无量颈血”才推翻帝制、赢得共和，“总统可让，留守可辞”，但“独裁之专制则断不可使复活”。孙、黄辞职之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乱局，即因为他们没有负起善始善终的责任。
民国以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孙、黄二位的这一选择还是伟大的，为后世树立了前无古人的人格典范，足以彪炳千秋。在华盛顿等美国开国先辈与中国历代统治者之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巨大鸿沟，这是两种不同文明的鸿沟。华盛顿代表了生气勃勃、富有生命力的人类主流文明，中国的帝王将相则是落后、专制的东方文明的象征。古老的民族还远没有从帝王将相情结中彻底走出来，眺望十八世纪遥远的新大陆，华盛顿们所树立的不朽丰碑，我为民族命运而深深哀伤。逝者如斯夫，重温二十世纪初的那一刻，孙中山、黄兴面对权力所作出的毅然选择，我为这块土地上曾产生过这样伟大的同胞而感到一线安慰。当然，我更为人类曾拥有华盛顿、杰佛逊这样的人子而感到灵魂的温暖。我以为，他们的作为超越了一切民族、宗教、国界和语言的局限，他们不仅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人类。
另一种“断章取义”
？ 吴锡平
扬州是国务院首批确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古往今来，扬州以其婉约的风姿吸引了无数诗词曲家为之流连忘返，为之挥毫吟咏，留下了无数的诗词篇章。这其中有对扬州繁华盛景的生动描写，诸如“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有对其秀丽雅致的城市风光的赞美和褒扬，如“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有对其屡遭兵燹之苦的生动纪录，如“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也有对其歌舞升平、不思进取、沉迷于奢靡生活的无情鞭挞，可谓“好话”“坏话”都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座城市也是如此，褒贬扬抑都属于正常，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令人奇怪的是，这其中有一些明明说的是“坏话”，后人却把它当“好话”来听；不仅听，还广泛地传播开来，在各种场合当好话来使用，以致最后都有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味道了。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今很多人都知道扬州的月很美，是中秋赏月的佳处，甚至有人把扬州称为“月亮城”，这些大概要得益于唐代徐凝的那首《忆扬州》中的名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这首诗虽然题为《忆扬州》，实际上是一首怀人之作，上两句是：“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长易得愁。”此处“萧娘”、“桃叶”均代指所恋佳人。两句极写离情别意和对恋爱佳人的深情厚谊，以衬托今日相思之苦。“明月夜”实为美女相伴之夜，扬州城无边的夜色只不过是风流成性的诗人依红偎翠、思慕佳人的一种点缀和修饰而已。“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天上明月，年年知为谁生？答曰：为后人所生。后世的扬州人就这样把它拿来当做“月亮城”的宣传用语，虽然可算是古为今用，但实在是不怎么地道。
扬州枕淮水，襟长江，抱运河，城内城外，河湖众多，水网纵横，历史上曾有“水上都会”的盛誉。有人认为，扬州之名，即取意于“州界多水，水扬波”。扬州的历史因水兴衰，扬州的风光也因水而增色。唐人诗中有“君家旧淮水，水上到扬州”（岑参）之句。在扬州城众多的河湖水道中，以瘦西湖最为著名。瘦西湖本名“保障湖”，是自隋唐以来由人工开凿的水道。其改称瘦西湖，是因为乾隆年间诗人汪沆将扬州保障湖与杭州西湖做了一番比较，写了一首咏保障湖的诗：“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应该说，瘦西湖的命名，传形得神，妥帖而有妙趣，湖因诗名，可谓美谈。作为瘦西湖名称的由来，这首诗的后两句已被广泛传扬，但没有人去探究一下这首诗的真实意味。当初南宋朝廷偏安杭州，官绅们在西湖挥金如土，骄奢淫逸，“故杭谚有‘销金锅子’之号”（周密《武林纪事》）。如今，扬州的官宦绅商也在湖上一掷千金，纵情声色，诗人将故乡的西湖跟眼前的湖相比较，借古鉴今，以说“好话”的方式抒发了讽喻现实的感叹，但其真实的用意却是贬抑批驳，是说“坏话”，只是少有人去理会罢了。
水多，自然桥和船就多，“山映南徐幕，千帆入古津”（卢纶），“青春花开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杜荀鹤），“入郭登桥出郭船”（罗隐），“水郭帆樯近斗牛”（李绅），“车马少于船”，“邻里漾船过”（姚合），“不知暗数春游处，偏忆扬州第几桥”（施肩吾）等等，莫不是说桥和船。其中又以“入郭登桥出郭船”一句最为传神，简直是说扬州就是“东方威尼斯”了。诗句出自罗隐的《炀帝陵》，下三句为：“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这首七言绝句是后代若干评论隋炀帝诗歌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篇，警戒和哲理兼备，常被后世国君和富贵得志之士引为借鉴。但现在紧要的是保护古城，是发展旅游、振兴经济，“入郭登桥出郭船”说的不是蛮好的嘛，权且拿来一用，让人重温扬州那别具风情的历史画卷，抒发些许赞美和感慨，管它什么隋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