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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生那天这个人三种周期的各自位置，这些位置与周期的三种状态相对应，或者是一个正数，或者是零，或者是一个负数。
我们首先分析了单个事件，以便确定事件发生时每种周期处在积极、消极和临界阶段上的各有多少人。接着，我们又分析了有关数据以确定有多少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周期位置组合上。例如，三种周期（生理、情绪和智力）都处于积极状态的事件有多少：两种周期处于积极状态，而一种周期处于消极状态的事件有多少，等等。单项或多项处于临界日的事件的数字，我们也作了录取。我们特别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感兴趣，例如：在临界日发生的事件占多大比例？同周期处于积极状态时发生的事件相比较，有多少事件是在周期处于消极状态时发生的？如前所述，为了判断生物节律理论基础是否成立，我们把观察到的在不同周期位置发生事件的数字同那些可能在一个人一生中任意发生的事件（即不受生物节律周期影响下发生的事件）的数字作了比较。
我们对重复发生的事件的数据也作了同样的分析。分析游泳队数据所用的尺度，是每个运动员参加表演的那次特定事件中正式记录下的时间。我们把最佳表演和最差表演连同每个人的周期位置都记了下来，然后对所有最佳表演和最差表演的各种周期的积极、中性和消极状态作了统计。这为每种表演提供了比较周期位置的一种有用手段。如果发生的是一个任意性事件，这种做法还便于同预期结果进行比较。
为了判定周期位置是否影响一个人相对于他平均得分的成绩，我们对滚木球游戏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我们把某一天的得分分为高于或低于各人平均数两类。那天的周期位置也被记了下来。然后，又把得分高于和低于平均数者各种周期所处的积极、中性和消极状态数作了统计。我们对所有的周期位置组合进行了分析。
单个事件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事故或死亡）事件中周期处在积极状态和消极状态的各占一半，发生在临界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事实上，根据假设的事件任意发生的几率计算机得出的预期结果同根据实际数据算得的结果差别不大，换句话说，这些事件与“生物节律周期”并没有关系。
从重复性事件（游泳和滚木球游戏）的分析结果，也看不出生物节律理论对这些活动有什么影响。
在所有二十三名游泳队员中，在生理周期处于消极状态时做出的最佳表演达13次，处于积极状态时只有8次，在临界日那天的只有2次。生理周期为积极状态时，最差表演为12次；消极状态时，最差表演仅有7次。这些结果，同如果把生物节律理论作为体育活动有效指标而预测的结果似乎正好相反，但实际数字和预期数字之间的统计测验却又看不出这两套数据有任何大的差别。从各种周期位置组合的分析中，也没有找到具有统计意义的证据来支持生物节律理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促使我们密切关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其他人员的工作。我们发现了相当多的矛盾现象。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多是一些关于事故发生及其与临界日的关系的研究。韦弗报告说：在两年多时间里发生的因驾驶员过错而造成的军用飞机失事事件中，临界日发生率高出预期率一倍多的占四分之一。然而，他没有提供经过分析的事件数字。加拿大空军的一项研究表明，事故和临界日之间有着肯定的关系，据报导，他们采用了7000个案例。但所用的方法和技术不得而知。另外有几个单项研究（通常取用的案例较少）也报道了生物节律理论同事故的发生之间确有相互关系。从一份关于4000起由驾驶员造成的海军飞机事故的分析报告中，人们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即看不到生物节律对驾驶员的行为有任何影响。沃尔科特等人在分析了8000多起事故后，也把生物节律作为飞机失事的偶然因素加以排除。布朗利和桑德勒分析了506起导致汽车驾驶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他们对预期可能发生的情况同实际情况作了比较，发现这些事故的发生同生物节律论的临界与否没有关系。他们得到的结果同本文作者之一库鲁茨一篇未发表的关于609起车祸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布朗利和桑德勒还报导了桑海因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认为事故和临界日是有关系的，而他们后来同桑海因的谈话又透露说，原来的计算可能有差错，可能要改变那篇报告中的结果。由Fairmout出版社出版的图曼的一本新书《生物节津和工业安全》对生物节律理论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并详细摘引了刚才提到的一些文章。
关于生物节律对表演活动影响的研究工作不多。调查人员曾报导某个人一生中的一次事件，譬如说斯皮茨，说他是“在生理和情绪周期曲线同处于积极状态的时候”获得奥运会游泳奖牌的。他的智力周期虽然处于低潮，但被认为影响不大。然而，据说比利·金1974年击败里格斯时，她的智力和情绪曲线都处在积极状态，从而才获得了好的成绩，在谈及有关其他显赫人物的事件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中经常被提到的有帕尔梅、杰克·尼克劳斯、李·特列维诺、穆罕默德·阿里、斯坦·史密斯和哈里·杜鲁门。
在一项对生物节律和长期活动较系统的研究中，奈尔和辛克对三个执行信息处理任务的人员进行了70天以日为基础的试验。他们测量了这三个人的反应时间、运动时间和进行信息处理的速度，企图找出他们活动的周期性。他们发现了十二个大的“谐音”，其中有九个出现在至少一种生物节律周期的一天之中。他们在解释这些结果时认为，这表明生物节律可能对执行任务有影响。
上述许多研究，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具体活动的那些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他们在做出结论时所占有的材料太少。因而，人们怀疑他们只报导了那些生物节律理论与结果一致的事件。对于那些不能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例子，压下没有报导的有多少呢？路易斯最近在《今日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位生物节律理论的支持者曾经预言说，纽约扬基队的杰克逊“在1977年的世界足球联赛中将很难命中一球”，因为他的生理、情绪和智力周期都将处于消极状态。但是，杰克逊后来却作了一次联赛史上最为精彩的表演。路易斯还报告说，他分析了100次棒球队无命中的比赛和100次重量级锦标赛后，没有发现任何统计证据可以支持生物节律理论。
人们注意到的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有几项关于商业化的生物节律理论与现实情况相符的研究，在报导其实验方法、处理、设计细节或出示足以证实其结论的强有力的证据方面，尚不够完整。
在生物节律的研究中，加利福尼亚州比奥克伦公司做了许多最全面的工作。该公司认为，正象目前的科学知识所证实的那样，人们确有生理、情绪和智力状态方面的变化。不过，据说每个人因其周期长短和生物节律对人的影响不同，这些变化也不相同。他们收集了二百个人短至70天，长达400多天的有关数据，结果出现了一个2～54天的周期长短差异。其中一人的生理周期为2天，情绪周期为21天，智力周期为45天。但多数被测者的周期都比较短。该公司报告说，在这些人的数据中，周期长短和生物节律理论所称的固定为23天、28天和33天相吻合的情况极为罕见。不仅如此，这些数据还说明，不同的人受其周期的影响也不同，正如不同人的周期幅度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同一个人不同周期的幅度也不同。比奥克伦公司的数据完全否定了关于同一种周期对所有的人其长短和影响都绝然相同的说法。
应用生物节律预测来减少工业事故，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过积极的效果。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的效果能够证实一种有效的生物节律理论的存在。在某些研究中，心理因素（例如暗示的力量）对人们看到的结果可能起主要作用。只有对周期状态已知和未知的两组人进行有控制的比较研究才可能发现这种心理因素的影响。
牛科姆运用这样的实验技术进行了一项工业研究。他挑选了一些领班，让他们知道各自手下工人的有关数据。第一组人获得了关于工人们临界日的准确数据，在这些日子里，领班们必须提醒工人们注意。第二组人得到的情况不准确，所以领班提醒工人注意时都是在非临界日。第三组人没有得到任何情况，所以对工人们也就没有作任何警告。对第一组人来说事故发生率“没有变化”，第二组就“略有上升”，而第三组就“急剧上升”了。这些结果被人们解释为是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同样的结果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即第一组和第二组工人定期受到他们的领班的警告，而第三组则不同，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照。也许正是这种定期的安全提示和关照才使前两个组的事故发生率低于第三组。可惜的是，由于得不到这项研究的全部资料，所以不可能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来证明或否定后一种解释能否站得住脚，甚至无法对牛科姆的说法作可靠的估价。
1976年，赫什回顾了工业界使用生物节律理论的情况并报告说，有些公司利用这种理论是为了提高安全意识而不是为了预报事故。他还指出，关于美国工业界利用生物节律理论情况的风传肯定是夸大了事实。
由此我们看到，目前对于应用生物节律理论制定预防事故的计划和进行活动预测的兴趣越来越大。已经有人提议将它应用到医学、政府、商业、教育、工业、体育和军事方面。但要使生物节律理论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首要的前提是这个理论必须是有效而可靠的。而那些对动物和人类生理和行为周期作过全面研究的态度严谨的研究人员，对生物节律理论的三种固定周期连提都没有提到过。
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既分析了单个事件的数据，也分析了重复性活动的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包括对收集数据中实际发生的事件数，与不考虑生物节律的影响时预期可能发生的事件数进行的统计对比。从事故和死亡的数据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明确的可以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趋势。游泳和滚木球的数据也表明，这些活动与生物节律理论的周期状态没有关系。在我们所看到的支持生物节律理论的研究中，没有一项提供了证明该理论能够成立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相反，这些研究在方法、取样技术、统计分析方面都有缺陷，或者提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而另一方面，有几项取样较多的研究结果却反驳了生物节律理论的概念。
已经确立的科学知识表明，人确实表现有节律性的生物型式。但是，生物节律理论不承认人们之中的差别和个人自身反应的变化，这就使这个甚为流行的理论脱离了科学知识的范围。另外，仅仅根据一个人的出生日期来预测这个人的生物节律的想法，也是同长期以来关于人们受生理、情绪和智力变化约束的研究相违背的。生物节律理论还否定了科学家们已经发现的一个人本身具有的周期型的变化。
广泛宣扬的生物节律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和社交谈话的中心，它也可以被工商业界用来提高安全意识或促使雇员们更好地工作。但是，把一种未经证明的理论贸然投入应用而不计其成本如何，也不考虑其对人们生命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的。同时，旨在揭开生物周期真正之迷的严肃的研究工作，也要继续开展下去。
作者简介
塔雷克·哈利尔是迈阿密大学工业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教授。他于1984年在开罗大学获医学工程学士学位，并在该枚讲授了两年的生产工程和工业安全课。其后他在得克萨斯技术大学学习，1989年获博士学位。1974年赴迈阿密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生物力学、生产和卫生保健系统，目前他在负责该校的职业安全及环境健康计划。他曾广泛地同工业、服务业和教育团体进行合作，获得过克拉夫特奖和美国工业工程学会人类工程学奖。
查尔斯·库鲁茨是迈阿密大学管理科学和工业工程学副教授。他于1940年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城，196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时获博士学位。他先后在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陆军和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工作，1988年在迈阿密大学任教。库鲁茨的教学内容包括数学模型和应用统计学，但他也在交通安全和防止事故方面从事研究和发表文章。库鲁茨对调查生物节律理论及其是否对人类活动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