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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担保，是为了保持与她的暧昧关系。不管你信不信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霍尔的确披露了不少材料，使人对克鲁克斯的研究态度大感怀疑。
最近披露出来的克鲁克斯与丹尼尔·霍姆之间提到女神媒玛丽·肖尔丝的信件，更极大地损害了克鲁克斯关于超常现象主张的威信。霍姆要求克鲁克斯出来澄请对他的诽谤，因为那里面涉及克鲁克斯同年轻的玛丽的关系。克鲁克斯承认，由于1875年下半年的种种关于他与玛丽小姐交往的传闻，他克鲁克斯“获得了一个唐璜式风流浪荡子的坏名声。”他在给霍姆的一系列信件中极力向后者解释出现流言蜚语的原因，并嘱咐这些信件必须妥为保存。霍姆写道，“据克鲁克斯自己说，他得到过玛丽·肖尔丝的一份亲笔忏悔书，承认她的表演纯属骗局，偶尔用到一名同谋。可是克鲁克斯说，他已保证不去揭露玛丽的欺骗行为，即使对她的母亲，因为一旦把如此厚颜无耻的骗局公之于众，真理的形象必定会遭到非常重大的损害。
不少人提出许多别出心裁的点子，想要为超常现象的报告提供“正常的”解释。例如，汉龙竟说盖勒可能在他的牙齿里藏有一台无线电接收机，靠那台接收机的帮助，他才完成了绘画测试和猜骰子实验。我不想否认，可能有一些用来躲过实验监督的手段，对于检查证据的真伪是会起到作用的。但是我认为用这种做法来解释事情非常容易走入歧途。这祥做往往事与愿违，实际上是帮助了超常说法。原因如下：
第一，记述的事件必然与当时发生的事件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公开发表的记述绝不可能是完备的，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作解释，只能是一种想象，不得不包含好些假设。这些假设，到头来可以被原来的研究者轻而易举地加以否认。而且，因为批评者的想象只能以对观察过程的记述为依据，所以想当然的自然主义解释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境地。批评者的用于表示反对意见的解释往往变得难以置信。塔格和普索夫不难证明，汉龙对盖勒猜骰子的解释，从现有技术水平来看，简直是无稽之谈。
第二，这场争论常常会从原来的报告是否站得住脚，一下子滑到去讨论批评者的想象是否有道理。在帕纳提辑录的支持尤里·盖勒的“科学性”事件的文集中，对于反对盖勒和他的支持者的种种指控，他唯一认真反驳了的，就是用一份牙科医生诊断书来证明盖勒牙齿里没有植入无线电接收机。帕纳提和其他支持盖勒的人，集中对付这种怪诞的、不难驳倒的批评，却实用主义地不去管那些虽然不怎么吸引人、却很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更糟糕的是，由于有一些反对意见被证明不合理，主张超自然力的人一举赢得了同情和支持，怀疑论者的信誉却受到了玷污。
第三，充满假设的想象以及这类想象所召来的反攻击，会使超常说法的支持者得以卸下提供证明的责任而转嫁到批评他们的人的身上。这又是企图为所报告的事件提供假设性情况的做法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提供证明应当是支持反常说法的人的责任。可是，一旦批评者性急地杜撰出一些假设性的想象，争论的结果会不知不觉地让批评者接过证明的责任来。
第四，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全都是因为当我们企图对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普索夫及其支持者所提出的报告作出解释时，我们十分不幸地暗中承认了某种东西。那就是，我们首先承认了有什么东西需要加以解释。可是，仔细审查在过去125年间科学家为维护具有超常能力的人所提出的那些例证，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他们根本未能提出值得科学界加以解释的任何东西。
这场争论是从黑尔、华莱士和克鲁克斯的断言开始的，今天仍然围绕着当代科学家就特德·塞罗斯、英葛·斯旺和尤里·盖勒这些所谓的通灵人所做的研究在进行。争论非常激烈，引出了好些争论点。所有这些争论点，中心问题是如何去说明报告的结果：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正视某种超自然力的说明？如果华莱士对古比夫人飘浮空中所作的记述是真实的，而且是无法用自然定律加以解释的。那么不管怎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都必须加以修正，或者说，必须接受彻底的审查。对于克鲁克斯、策尔纳、塔格、普索夫和提出过这类事件的其他科学家的类似说明也是如此。
但是，这样的争论总是假定了真的存在着某种超常现象。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在正常的科学研究中，实践活动应当遵循比通夫人在烹饪法书中所规定的程序：“先抓住你的兔子。”一个人在一个给定的科学领域内，阐述的是在受到控制的和标准化了的条件下的各种现象或者关系。有关数据和资料，是靠一定的实验步骤和实验仪器从观测中取得的，而且这些步骤和仪器必须预先规定好或经过校准，确信十分可靠和有效。此外，所研究的现象必须在系统考察中作为研究对象自始至终不变，不仅能由原来的研究者一再重复，也要能由别的实验室里的不同研究者使之重复。
新发现的现象若要广大科学界同行重视和进行解释，就必须满足上述这些最低限度标准。科学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最低标准，理所当然地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考虑。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一些科学家曾以为他们发现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分生辐射的现象。有些西方科学家也发现过这种新型辐射的证据。可是，别的许多科学家都未能重复做出原先公布的实验结果。稍后，甚至苏联科学家自己也无法有把握地找到分生辐射了。因此，生物学家认为他们无须去解释这种现象，也不必去追究原来那些科学家起初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发现了这种辐射。多半是当时的实验中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因素，使他们产生了误会。既然不能可靠地重复最先观察到的结果，分生辐射就被人们丢到垃圾堆里去了。那里还堆积了好些别的未能经受住进一步的科学审查却希望取得科学上承认的废品。
诚然，在某些场合，我们碰巧也能发现报道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在心灵研究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心灵研究协会对史密斯和布莱克伯恩所进行的那些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实验时史密斯蒙住双眼，让布莱克伯恩看一张画，一个数字，或别的什么东西，由他通过精神感应向史密斯传递所看见的图象。布莱克伯恩能成功地完成这种精神感应传输，而所处的实验条件，在心灵研究协会那些早期发起人看来，则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这一研究正被这些研究者看成是证明精神感应为确凿事实的两项研究工作之一。大约二十年之后，布莱克伯恩误以为史密斯已经去世，公开坦白了他与史密斯捣鬼愚弄研究者的真相。
倘若布莱克伯恩隐瞒始终，这项史密斯—布莱克伯恩研究工作就会一直是心灵学已经在“严格的”条件下审查过的若干例证之一，被认为无懈可击。只是出于侥幸，我们现在才能合乎自然地理解原先的实验。然而在我看来，即便布莱克伯恩不坦白，也没有科学上的理由需要去解释史密斯—布莱克伯恩实验的结果。因为对现象的报道从未满足我上面指出的那些最低限度标准中的任何一条。
我们应该把个人信仰与科学证明严格区分开来。不用说，黑尔、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本人全都坚信他们所报道的确实是超常现象。可是科学事业的总精神，是要使现象和数据令人确信不疑。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都知道他们的个人信仰实在不值一文。不管他们个人是如何坚信不疑，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以使之满足标准化、可靠性、准确性和重复性这样一些最低要求。需要有这些简单的共同标准的原因在于，科学界从以往严酷的经验中懂得，光是个人坚信不疑，极易导致错误。科学的本质绝不容许用个人信仰去代替科学证明。每一位科学家懂得，若要同行重视他的意见，他就有责任提供科学证据。
克鲁克斯、华莱士以及我们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看来全都懂得他们的这种责任。可是，当他们声言赞同超常现象时，奇怪得很，他们似乎忘记了最重要的这种区别。只是根据在非标准化的、不确实的和不能重复的条件下得到的观察结果，就硬要他们的科学异同行对他们的结果要么引出自然主义的解释，要么承认那是超常现象。而他们在科学界的批评者则落入圈套，不顾一切地要去解释所报道的观察结果。如果这些心灵学的支持者谈的不是超常现象，我看他们未必会在连最低标准都未达到以前就要求别人进行解释，恐怕也不会有哪位批评者会匆匆去进行解释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根据哪些理由，我们说科学家所报告的他们对所谓的通灵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发现并非是“科学”发现。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人，即使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领域而强行使之成为一个科学领域。科学事业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是共同的事业；它是积累的事业；它在一个限定了的概念框架内集中研究一些特定的问题，因而这同一探索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气质—类似的训练，一致的语汇，以及在收集数据、控制误差、分析数据发表报告等方面有共同的感受。
因此，当罗伯特·黑尔从他原来的化学领域转而去研究唯灵现象时，他是从一个有高度结构的成熟领域进入到一个完全无结构的王国，那里没有标准化的程序，没有现成的范例，也没有一致的概念。在从事化学研究时，他对他的助手、学生和杂志编辑负有说明的义务，而这些人，全都有着类似的背景、共同的技术语汇、共同的标准，等等。这种共同的阅历能够从各方面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衡量。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别人的评价，随时告诉这位科学家他什么时候是立足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什么时候应该再次进行检查，甚至撤回。当黑尔断言他对某个化学问题完成了一项受到控制的实验时，他在那个领域的同事明确地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们根据的是他受到的训练，他以往的成就，化学这一领域普遍承认的一般基本规则。
但是，当罗伯特·黑尔这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就通灵的神媒进行实验时，他便失去了所有这些防护，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得不到别人的检查和评判。他受到的训练和专长本来是在有着严密结构和高度组织化的化学领域，转移到别的有结构的科学领域，他就变成一个外行，得去重新掌握新的语汇、基本规则和范例等等，何况心灵现象测试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结构的领域。这个领域根本没有一套共同的语汇、程序、基本规则，防范措施等等。不管黑尔如何感情激烈地声言同在原来的化学领域一样，他在这种新型的研究中也完全是在“科学地”工作，这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番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声言“科学地”研究过心灵说的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普索夫和其他科学家。
其实，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所有关于通灵人本事的报告全都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们所作的观察为依据的，这些条件据说排斥了作弊和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通常不止一位观察者在场，但也不尽然。即使有多位观察者在场，他们通常也不是各写各的报告，只不过是同意主持人的报告而已。既然一切都取决于观察的价值，那么这些观察最低限度应该符合可靠和有效这两个标准。
在过去125年中，某些科学家对所谓的通灵人的研究，没有一项符合社会科学家认为值得信赖的观察所应有的任何一条标准。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任何研究中，进行观察的人是关键的因素。当所研究的行为十分复杂或者需要作长期观察时，必须在拟定合适的观察系统之前先作大量预备性的和标准化的工作：判定这个系统是万无一失的；决定对有关行为观察的程度；拟描述的行为的数量和类型；在观察时容许有多大的干扰；怎样记录数据（当场还是事后记录）；等等。观察者必须接受训练，学会运用拟定的观察系统。并非每个人都适于作观察，不合格者必须淘汰。总之，观察系统以及观察者的可靠性都必须有所保证。
此外，任何一种观察系统都只能在拟定这种系统时所针对的标准环境和场合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目标、环境和任务改变了，则必须重新拟定观察系统并对之重作审定。把使用这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