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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澄清两个遭到误解的重要概念，那是超常论的捍卫者常常用俏皮的对话形式加以宣扬的。第一种误解认为，我和我那些从事调查工作的同事，都会用一些简单的魔术手法来再现我们想考查的神奇现象，于是我们就断言说，这种重复提供了证据，证明许多通灵人的奇迹也是用这些手法变出来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证据，而是一种有力的说明，它所表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大多数最初的说法相反，这些奇迹是可以重复创造的。第二，我听到有人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曾宣称诸如超感官知觉、飞碟和特异现象等都不可能存在。下这样的断言确实不合逻辑，并且人们也无法证明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们所说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没有足够确凿的证据可以使人接受这类事物。我们的这两种态度肯定是合理的。
对于职业骗子手来说，科学家远不是最难对付的观众。实际上他们往往是最容易对付的。科学家以逻辑推理进行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呈一条直线。科学家的职业要求他具备这种能力，这也是科学进行工作的方式。当科学家搜集到他相信是事实的东西时，就希望以恰当的形式将它们表达出来，公诸于众。这已成了一种习惯做法，在各个科学分支中都是如此。先是写出一份组织得当的“论文”，然后出版，最后落到需要它的书桌上。尽管论文的资料可能出自职业骗子提供的数据，因为他们惯于提供那种在“直线思维者”看来相当合理的资料，但由于论文是公开发行的东西，因而就被人们当作事实接受下来。
对于科学，我们要求它具有可重复性，这就是说，得出某一论断的实验和证明过程，必须可以被该学科的另外一些研究人员使用相同的工具、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重复再现。但是这一要求有它片面的地方，而灵学家们则正是抓住了这种片面之处作为自己的幌子。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类神奇现象比作一颗流星。我们确实能够制造出一块形状象石头、含有金属的东西。然后声称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这一物体的检验表明，它不同于地球上绝大多数矿物，具有某些特殊性质。但是，要证明它确是一块自天而降的陨石，我们显然不能要求重现目击它陨落的过程。如果指望站在某一地点，在给定时间内有一颗流星在我们头上一闪而过，然后落在等候着采集样品的人脚边，那可真是异想天开了。同样，在心理学中，人类的行为形形色色，不可能根据我们的主观要求而获得。对与所探索的目标相似或相关的情景所作的大量观察，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不仅得放弃可重复性的要求，而且它也确实是几乎不可能再现的。这样的例子即使在相当正统的科学中也不难找到。
在对超常说的调查中，我们必须承认有一种难以深入其实质的偶然现象。例如，对某种靠不住的事情做出的仅只一次但却灵验得惊人的预测。尽管如此，周密的调查仍能在没法重复的情况下揭示其中的选择性和夹杂着偏见的实质。不过，根据相同的标准我们必须坚持，既然一件事在发生时是无法检验的，就不能要求我们去接受它。灵学家们声称他们的许多实验是可以重复的，那么我们就得逐一加以调查。
任何科学论断，在它经过该学科领域中其他人员的独立验证后，如果仍然拒绝承认它，那当然是行不通的。根据某人早先的成绩和已建立的声望，他可以稳稳当当地戴上权威这顶桂冠。然而，如果某人的论断没能得到重复验证，那么人们会对他先前结论的价值产生严重怀疑。使他不得不返工重来。科学上的失误就好象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应该是很容易接受的。要是为了保留有关人员的情面和声望而对错误姑息迁就，那就简直不能容忍。而现在的情况则正是这样。
C·伯特爵士对孪生子遗传影响问题所作的广泛研究，曾得到一致公认，后来发现他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掺杂进了自己的想象。但是有些科学家却碍于情面不予揭露。几年前，我访问伦敦皇家学院时，亲耳听到人们对上述虚假研究成果的窃窃私议，这些成果在当时就已经受到了强烈的怀疑。可是那里没有人愿意站出来针对它写篇文章。这是一位已故权威做的著名研究，全世界勤奋工作的生物学家的高深研究都以它为根据，因而一直没有人愿意向前一步对它究竟是什么下一定论。命运注定得由一位美国访问学者来揭这个问题的盖子。我敢说，自那时以来，这位先生一定饱受了一些人的白眼。
有关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N射线的可耻下场。一位尊贵的、头衔颇多的人物布隆德洛特在1903年宣布，他发现了一种呈现出不可思议特征的辐射，这立时震动了科学界。紧接着，其他人也纷纷声称，他们也能够探测到这种射线。关于发现这种射线的报告雪片似地飞向各个杂志。而与此同时，远离法国——这一奇妙射线发现地——的许多科学家却报导了重复这些结果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有几十名欧洲人证明不可能有这种射线存在。请注意，当时人们是倾向于承认这种射线的，因为同样呈现出人意料特性的X射线，那时已被有力地证实了。不过N射线事件说明了重要的一点：尽管这项发现表明是一个巨大错误，但布隆德洛特在全世界的同行仅仅让这一丑闻悄悄地溜出历史，几乎没有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我最近访问了南西大学，在就超常科学这个题目作演讲时，我温和地引用了这一例子，虽然我当时站立的地方正是命名N射线的那个城市，但竟无一人知晓此事，也没人听说过布隆德洛特其人。而在听讲人中，还有好几位是南西大学教授呢！
难道我们应该从事私刑集团的勾当，把犯错误科学家的尸体高高举起，投入火中吗？当然不。可是，一旦形势要求，我们目前的生存和将来的安全所依赖的制度应该乐于宣布自己的错误并且在这样做时既不感到窘困，也不觉得有罪，因为我们是在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把神秘现象合理化是信徒们的拿手好戏，这种才能在参与研究超常现象的某些科学家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们的词汇量比我们大多数人要大，解释事物时有更多含糊其词的方式，他们能在追索超常现象时对所遇见的令人不快的事实进行加工。海森堡曾写过，被观察的现象所受到的干扰正是观察过程本身。于是他们辩解说，观察时离得远一些，对超常现象的证明就会进行得顺利。J·泰勒教授①甚至把这种观察命名为“羞怯效应”，意思是说：好奇者们往往喜欢这一切发生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①泰勒是英国数学家，在伦敦皇家学院任教。他最近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文章完全转变了他过去支持超常说的立场。
非律宾的巫术外科医生曾经突然间风靡一时，据称他们只需用手指摩擦腹部，就会伴随着血流抽出粘液状物体，从而除去恶性肿瘤，无须动任何剖腹术。有些勇敢的人设法取回一些血液和“肿瘤”的样品。化验证明，所谓血液是牛血和鸟血，而“肿瘤”则是猪内脏或小鸡肝。在这些证据面前，灵学家们总该灰心丧气了吧？一点也不。他们反而更加赞叹这些巫师所拥有的神奇力量，说是这种力量不仅能渗透到不幸患者的皮肤里面，而且竟能把恶性肿瘤变成良性而无害的物质！有的巫术医生还声称，他们从病人骨头里取出了合法外科医生用不那么玄乎的方法植入的金属针，而X射线透视表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只有那些执迷不悟或极其愚蠢的人还继续相信这种欺骗，他们说，巫术外科医生实际上仅仅取出了金属针的“实质”部分，而精神部分在慌乱中退缩了，仍然留在那里。
那么，菲律宾的巫医们究竟是如何显示他们的奇迹的呢？我在演讲中亲自演示这种手术已经不下一百次了，我使用的魔术手法一次也未被识破。对于门外汉和科学家来说，不论他们怎么想看个仔细，结果总是深信不疑。而对魔术师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这种“手术”借助于一种花一美元就能在任何魔术用品商店里买到的含有动物血或染料的道具。用的时候只要稍做手脚，它就可以轻易地帮助我完成这种骗术。
有趣的是，有许多拍摄巫术外科的出色的纪录影片，它们虽然想揭示巫术外科术是一场骗局，却没能识破这种手法。不错，他们将这归因于魔术障眼法，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使观众满意。然而至少有一部著名的片子（加拿大麦克利尔商业电视片）将这种魔术道具摄入了镜头，并可以在慢镜头里看个清楚。可是摄影师在影片初映前没有想到应聘请魔术师来讲解一下。只是到了事后，我去向他们解释了其中奥秘。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种玩意儿是那么简单，而骗人上当却是那么有效。于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对原来的片子用广播加了一段说明。
在研究超常现象时，科学界人士发表意见极不慎重。有少数科学家宣布，他们相信那些与所谓通灵术、超自然或神秘物质有关的现象，是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这些人在其他领域的许多研究中曾赢得过荣誉和声望，至少在公众眼里他们仍然被视作科学的代言人。新闻界对他们的言论求之不得，报道时不仅仅是重复他们的论点，还加油添酱，大肆渲染。而一些有责任心的科学家则坐在台下，温文尔雅地对他们所看到的现象表示厌恶，却不愿提出抗议，并且连这种议论也是压低嗓门悄悄进行的。
但是也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1978年，一名超常说的信徒对一系列使人怀疑的观察结果进行了仔细检验，揭露出它们完全是虚假的。这位了不起的研究人员同英国灵学研究学会一起检验了著名的索尔博士所作的工作（这项工作后来被称为萨克雷登实验）。这项实验调查了一位有“天赋”的受试者的超感官知觉能力，并得出最肯定的结论。而这位研究人员却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深入检查原始数据后指出，学识渊博的索尔博士更改了大量数字，以改善表演的结果。（例如，为了使数字和实验对象的猜测相吻合，“1”常常被改成“4”。）不仅如此，他还在“任意”选择目标数字时不时插入额外的数字，而这些插入的数字正是获胜的那一些。这两种巧妙的弄虚作假手段，给本来毫无意义的实验增添了份量，使它有利于肯定超感官知觉。我请求大家为这位研究人员鼓掌喝彩，尽管她也宣布过她相信这种现象，但还是做了数量惊人、实事求是的研究，反驳了索尔的研究成果。
J·泰勒教授很久以来一直是灵学的有力支持者，写了大量有关的文章。他是尤里·盖勒的信徒之一。在观看这名年轻的以色列魔术师施展的折弯汤匙和远距离传物的奇术时，他曾责备他的同行们墨守正统科学标准。泰勒近来转变了他的观点，重新加入到正统科学家的队伍中来了。关于他自己目击的所谓“心灵致动”的奇异现象，他在电磁学理论中找不到任何解释，现在泰勒教授对我们说，科学上没有这类奇迹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向他保证，这一席之地可以由魔术师们变出来，也可以由他们作出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老一套罢了。
应该说，作出这种转变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某个科学家能在宣布自己的观点时能向对立面说一声“我错了”或是“我是无知的”，那么他确实称得上勇敢无畏。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勇敢行为，当同事作出轻率而站不住脚的断言时，他为了维护理性，哪怕有可能使这位同事陷入窘境，也会大声地与之进行辩论。不过，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大肆声张者往往不是被同行的不满所压服，就是有人尖刻地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首要的道义职责——维护行业的传统。显然，那些选择（或被迫）公开认错的科学家在回到学术界时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完全保留了原有形象。事实上就我个人来说，比起那些从未犯过错误的人来，更愿意信任那些犯过错误但从中吸取了教训的人。
1875年，《人文学家》杂志印发了一篇题为“反对占星术”的声明，192名有影响的科学家在上面签了名（其中有十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立时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这是一个突破，有责任心的科学家终于站出来捍卫理性，反对一种可以证明是错误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