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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命运无法劝说“埃伦·奥斯汀”号的其余水手再次登上弃船。“埃伦·奥斯汀”号驶离时，它被遗留在后面，最后消失在地平线处
加迪斯关于这一事件的两次说法相当矛盾。他在书中的描述比他资料来源的古尔德报道要长一倍多，主要是由于他增添了描述的细节。他告诉我们，船长曾感到惊奇，弃船的航线飘忽不定，船长给舵工下达了命令，向弃船发出信号，并搜查了它的每一个角落等。如果这一事件当真发生过，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完全可能如此。然而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来说，他作出如此详尽的叙述，但在其引以为资料来源的著作中又没有这样的描述，这就是不正当的了。
在加迪斯的两次报道中有几处重大的矛盾，其中包括地点的矛盾。他在文章中写道：“有挣扎迹象”，但在书中写的是“无挣扎过的迹象”。这可能是由于排字工人在文章中排漏了一个“无”字，因此这一矛盾不一定是加迪斯的错误。可是，古尔德唯一提到纵帆船当时所处环境是适合于航海的。加迪斯没有丝毫根据可以说有挣扎迹象或者无挣扎迹象。两种情况的证据他都没有。关于挣扎的任何说法都会使读者以为加迪斯实际上掌握着更多的资料。
两次说法中关于两船分离时所处环境的矛盾以及救援队员人数的矛盾，表明研究工作做得既匆忙又粗糙，可靠程度很小；然而，我也不赞成将事实小说化，例如描写船长的惊奇以及古尔德书中所没有的另外一些情节。如果这看起来有些吹毛求疵，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以下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
伊万·桑德森在七十年代出版的《看不见的居民》一书中说明，他使用加迪斯和古尔德的书作为他叙述“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来源。我再总结如下：
字数统计：对事件的描述——242，分析——187，合计429
地点：大西洋北部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上无人，其他情况完全正常。发现时船只完好，食物和水都很充足，无暴力或事故的迹象。船舵受到波浪冲击，船只处于下风，在微风吹拂下飘忽不定。横桅索松开。船长向纵帆船发出询问，未获回答，于是派出登船搜查人员，并决定由押送捕获船的人员设法援救
两船分离原因：当他们驶向纽芬兰时，天降大雾
第二次发现：大约两昼夜后，大雾消除得见纵帆船在海上飘忽不定。它再次被舍弃了。但船上一切都很正常。索具已修复，船帆已扬起
最终命运：其余船员拒绝登上纵帆船，船被留在后面
桑德森在分析这一事件时报道说：这一事件可能与海上抢劫、（通常为得到保险金而谎报轮船遇难的）欺骗行为或“埃伦·奥斯汀”号的船员有关；在第一次发现纵帆船后并没有找到船的证件；救援队写的临时航海日志或已丢失，或未找到，也没有进一步提到。（“进一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这件事曾经提到过，但他不说是在哪里提到过。）桑德森提出，这件事可能是个神话，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押送捕获船的船员，或许他们已经被谋害。但另一方面他却写道：“他们的名字已记录在案”（也不说记录在什么地方）。还说，剩下的船员能若无其事地干一场暴行，而每个人又顶住盘问，这未必可能。（他并不说明假定他们受到的审讯的细节或根据推测从哪里可以得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这里请再读一下古尔德的著作，它会使我们想到这就是桑德森所用资料的直接出处，也是他通过加迪斯的著作所得资料的间接出处。然后，请想一想，桑德森告诉读者的其他“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查尔斯·伯利茨于1974年写的《百慕大三角》一书中也讲到“埃伦·奥斯汀”号的故事。他在参考书目中列举了加迪斯和桑德森的书名，但没有明确谈到关于“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出处很明显是加迪斯的文章，他却没有列举出来。他也没有列举古尔德的著作，显然他并不知道，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资料。
字数统计：172
地点：亚速尔群岛以西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被抛弃，一切井井有条，船帆捲起，索具完整
两船分离原因：风暴骤然而起
第二次发现：两天后重新发现弃船，派人登上该船，前一批登船人员已消失，无迹象表明他们为什么离开和到哪里去了。伯利茨还告诉我们船长坚持查清情况，船员的态度有保留，但他最后说服第二批船员登上弃船
最终命运：又刮起一场暴风，失去联系，纵帆船和第二批船员均不复见。伯利茨并未将该船的目的地告诉读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怎样发展起来以及著作者创造伪科学的生动例子。桑德森报道中对船长的行动、船桅的松散支索、修复的索具的详细描写以及对航海日志的渲染，使人们看起来好象作者确实做了深入的研究。多少读者在听了这些完美的细节之后，最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否真正发生过？作者真正了解的有多少，有多少又是虚构的？
现在，流行着一种荒诞的说法。认为有些作者在思考超科学可知范围的问题，深入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看来不敢涉足的领域，探索“科学的边缘”方面是领路人，他们是勇敢地用光辉照亮崎岖小路的先驱者，有朝一日墨守成规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将不得不遵循他们的道路。我完全不能赞同这种说法。我发现，有一些人的意见和这类作者对自己作用的看法相反。这些作者往往以不合逻辑的错误资料和公众的错误意愿将科学界搞得混乱不堪，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或至少妨碍了公众对科学进步的了解。我在他们身上着不到一点对问题的好奇心和彻底的探究精神，看到的只是十足的轻信和疏忽。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的兜售者。
我不知道，对“埃伦·奥斯汀”号和其他一些事件十分好奇，因而去作一些有益的研究并试图找到当时对实际发生事情进行报道的作者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由于十分尊重群众智慧因而将实际情况告诉他们的作者在哪里？我希望了解“事实真象”，并开始亲自去弄清“事实真象”。
在开始调查研究之前，我分析了古尔德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其他说法都是由它而来的。我认为他的资料来源和报道都是不充分的；否则他所报道的日期会更加精确。人们未予注意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他所报道的事件发生地点为大西洋中部，那是至少在百慕大以东1000英里处。任何人如果把这一事件写作发生在百慕大三角地区之内或附近，那么他不是十分粗心就是以为他的读者是十分粗心的，以为读者不会自找麻烦地到地图上查找这个地点。然而我在调查研究了其他事件之后，了解到百慕大三角的“边界”是极为灵活的，它的“边缘”十分宽广。有些作者把百慕大三角描述为“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一小片海洋”，但他们把实际发生在“百慕大三角边缘地带之谜”包括到远至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甚至令认不可思议地远至太平洋！为了探讨这一误差的范围，如条件允许，请参看一下地球仪，否则看看地图也可以。首先请确定一下百慕大—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三角地带的位置：然后看看上述的其他地方位于何处，并自我询问一下，另外的一些作者怎么会出现这样大误差？
我从事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访问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这一机构保存着此类海上事件的记录（要不是古尔德死了30多年，我还要找他询问此事）。不过，这次事件是异常复杂的，因为不知道纵帆船的名字，因此劳埃德船舶协会不能找出有关它的任何资料。我查阅了许多讲述船只失事的权威书籍，但一无所获。我也查阅了《纽约时报》和伦教《泰晤士报》的索引，这两家报纸对于研究船只事件颇有价值，但没有一份列出这一事件。由于报道中说那船是开往纽芬兰圣约翰港的，所以我与当地图书馆取得联系，看看他们是否能助一臂之力。结果在档案中或在1881年的《电讯晚报》上都没有查到有关资料。我借了圣约翰另一家报纸《纽芬兰人》的缩微胶片，由于不知道确切日期，我就从1881年1月1日到1882年7月1日，逐日、逐页、逐栏地查阅，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资料。细读这种通常没有大字标题的文章中的小而模糊的印刷字体，是一件使人厌烦的工作。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每晚都要花费几个小时。在1881年，圣约翰完全不是世界观注的中心，任何一件有趣的当地新闻都能登上头版甚至可能冠以大字标题。然而在那一年及其后的半年内，根本没有提到“埃伦·奥斯汀”号或任何一艘船只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假如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会在报纸上登载好几天。有些远为逊色的船只事故都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
正当我结束对“埃伦·奥斯汀”号事件的调查研究之时，在1974年下半年出版的里查德·威纳尔所著《魔鬼的三角》一档中又出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新说法。作者提出的日期是1881年8月20日，地点为巴哈马群岛和百慕大之间，目的港为波士顿。威纳尔在此书的第198页上写道“许多作者为了更好地引起读者兴趣而多少有点歪曲事实。但完全歪曲事实，就是耸人听闻了。”威纳尔在这段话里，明显地宽恕了“为了更好地引起读者兴趣”而“歪曲事实”的作法。而且，这种作法的一个实例却充分表现在他在“埃伦·奥斯汀”号的论述中。他的大部分论述读起来象是一部小说，而且明显地超出了他的实际知识范围。他谈到当纵帆船停驶在大西洋巨浪中时，靠三眼滑轮拉紧的索具如何随着缓慢漂移的船身节奏而令人悲叹地嘎嘎作响”。他描述了现代的上面铺有砂石磨面的柚木舱面，整齐卷起的船帆、纵帆前缘的主帆、旋线和随着船身摆动而不时砰然开关的厨房门。他写道，贝克船长为了证实他的四名船员仍然和他同在，如何“扭头从右肩上向后观望”，以及当他挥舞科尔特左轮手枪指挥这四名船员随着他向前冲时，如何把一只拇指大小的蟑螂踩在脚下。威纳尔甚至“告诉”他的读者，当这位船长登上弃船的甲板时还在想着“玛丽·赛莱斯特”号。按照威纳尔的说法，当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弃船的甲板后，风暴把这两条船吹散了。几天以后，有人发现这只船在海上飘忽不定。人们登上弃船的甲板，看到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的食物原封未动，床铺也没有睡过，哪里也找不到新的航海日志，而纵帆船看上去还是初次被发现的样子。威纳尔详细地叙述了保证第二批登船人员安全的预防办法以及这只纵帆船如何在一个午后雨天的潮湿浓雾中慢慢地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看到这只船或听到它的消息。
我怀疑报道中冗长而又添枝加叶的虚构故事，但还是重新开始调查，希望能根据这一新的日期和地点我到当时发表的某一报道。过去在伦敦劳埃德船舶年鉴上、《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上没有找到，现在我必须核查波士顿的报纸。查找了当年到10月15日的那些结果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章或记载，仅仅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获知，的确有过一只名叫“埃伦·奥斯汀”号的船，可是无法证明确实发生过弃船事件。
我长时同研究的结果表明，那些谈论所谓“埃伦·奥斯汀”事件的作者们的立足点并不稳固，他们以想象出来的、小说化了的说法作为依据，却不想提供有权威性的资料出处。他们不能证明事件确实发生过。他们实际上在告诉读者要毫不怀疑地信赖他们。在调查研究了这些作者们撰写的其他事件并发现他们常常是错误的之后，我不能接受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埃伦·奥斯汀”号事件是“超科学可知范围”报道的一个典型例证。公众应该要求作者们为他们说过的一切提供依据，而不是接受报道的本身。
在我深入研究百慕大三角同题时，我调查了将近七十起“令人费解的神秘事件，”按照推测，这些事件提供的证据表明，百慕大地区存在着奇异的力量。我在《百慕大三角之谜——已经解决》一书中逐项表明的调查结果是十分广泛的，此处就不打算概括了，但却可以介绍一下结论。
▲没有一种全面的统一的“理论”能以恰当、简洁和标语式的语句去说明所有的船只失踪事件，这些事件是彼此无联系的。
▲没有证据表明，在百慕大三角地带失踪的飞机和船只数目高于别处海洋。不过，可以肯定，被人们虚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