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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
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内容简介：
余秋雨说：把自己已明白的问题讲给学生，把不甚明白的问题交给学生讨论，把自己想不明白的写成散文交给读者共同探讨。今天余秋雨把他的散文创作的体会给了《百家讲坛》。
他说：我的《文化苦旅》那十多万字的书是散文不是论文。论文应有结论，而散文则可不必。评论家批评家攻击人不对，我只是提供评论的理论，提出未知结构，用文字来评论文学。《文化苦旅》写的是“人文山水”，余秋雨边走边写，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在行走中守望文明。
《余秋雨谈散文》 （全文）
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在写作过程当中和这个未知结构之间的一个体会。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比较多元的人，我曾经讲过这句话，我说：我把我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因为我是个教授；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学术，因为我还写很多学术著作；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我有这个分工。我把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课堂上你对学生主要还是讲你想明白的问题，这和我们今天的演讲还不太一样，我要告诉他们已经有结论的问题。
我们在座的大概也有很多是教师，想明白交给课堂。有可能想明白，但是现在还没有想明白，那我交给学术。学术，大家知道这个论据最后还有一段还叫结论，我通过我的努力以后，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争论，这是学术。对于有些想不明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又觉得这些问题带动了我的感情，我还是想不明白，感情带进去了，我交给散文，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角落，才可能把散文写好，就是和艺术创作有关了。所以我的散文当中有一些散文不好看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想明白了，那这下散文就不好看了，有一点想不明白的东西，又牵动感情，这个散文就比较的好一点。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写第一篇散文的时候的感觉，我原来搞学术，出了好多学术著作，什么时候触动我写第一篇散文呢？大家看我的《文化苦旅》就知道，第一篇就是叫《道士塔》。就是敦煌，大家想想看，那么多敦煌的文物，被斯坦因他们都拿走了，出现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现在法国的巴黎，甚至出现在东京的博物馆里。敦煌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站在那儿，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学者，我觉得非常困惑，或者说非常两难。因为两个东西都在那儿，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兵荒马乱，如果他们不带走的话，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了，因为这些敦煌壁画的洞窟里边，可能看到了很多烧了烟，有很多逃亡者自己就住在那儿，在里边乱写。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拿走可能也没了，因为兵荒马乱，他们好多敦煌的经卷，敦煌的洞，发现以后那些经卷运到北京来，路上这个拿一把，那个拿一把，席子裹着。损失都很大，这个我们知道可能也就没了。所以拿到大英博物馆，当时得到保存了。
但是我又不甘心，好不容易发现了一百年前，发现了这些东西，都拿走了，拿走了我们祖先了给我们的东西，我又感到非常的不甘心，不甘心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敦煌发现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并没有让外国人来研究，就靠我们的学者凭着甲骨文我们研究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商代。也就是说中国人还是有研究水平的。我们还有能力保存它的，但是兵荒马乱太严重，在那么遥远的敦煌，保存可能又很小，所以我一下子站在沙漠里面困惑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困惑吗？我不知道该不该拿走，我是个世界公民，我不认为当一个强盗，我如果他是帝国主义强盗，我这篇就写不好了，因为这很简单，帝国主义强盗拿走了我们的文物，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回来，这个文章就写不好了，因为我这里面有未知结构，没有两难结构了，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吧，没有两难。如果说我另外一个结论，应该拿走，这个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拿走做全人类的保存多好，我这篇文章也写不好了，因为我心里没有两难，拿走就好了。现在好多青年学者说应该拿走，但是我的心中不是这样，我既不认为他们简单是强盗，他们也是学者，他们不是强盗，但是我同时又不认为他们应该拿走，当我两难的时候，我当时突然出现一个图像，如果我早一百年出生的话，我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在沙漠上会拦住他们的车队，我会和他们辩论，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你们如果好是心的话，有没有可能帮帮忙运到北京，我们那儿有好多学者，和他们辩论。
但是当时也有好多东西运过来了，路上丢失那么多，北京也没有很好的保存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又矛盾，如果真把这个车拦下来了，他真交给我了，这是当时幻想了，我把它拉到哪里去？我拉不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把他们放在哪里，拦下来的车队我让他放在沙漠里，我一个人只能蹲在沙漠里，大哭一场。我产生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一篇好的散文出来了，因为两难出现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写出的感觉吗？我觉得我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篇散文，我散文写作的开端，就是这样来的，而不是一般的写作。所以我一看到中学生的好多写作简单就是这样，他们是帝国主义强盗，中国水深火热，他们还趁火打劫，这个不是一篇好散文，文章也可以，不是一篇好散文，倒过来应该拿走，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为什么要保存它？好，这也可以，但是不算一篇好文章，因为它不牵动人的感情，它没法出现两难所造成的一种均势，就是均势。现在世界越来越开放了，觉得我们现在能够把巴黎和伦敦保存的敦煌的文物。我们都拍过来，我们的学者研究得很好，心理很平衡了吧，是心理可能平衡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读解它，也可以拥有它。
但是我这次到了希腊以后，心理又不平衡了，希腊的文化部长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的一封公开信，应该是这么说，他们的教授委员会写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封信里引了他们已故的一个文化部长的一段话，这段话，而且它们的逻辑讲得很严，就是说你那儿保存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这个文物的名称叫巴特农文物，就像我们这个文物叫敦煌文物一样，巴特农在希腊不在伦敦，任何文物只有在它一个环境当中，它才有活力，它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当中，才有它的位置。那我马上想到敦煌，你们保存的不错，它的这个文物的名称叫敦煌文物，敦煌不在你们这儿，敦煌现在活生生还在中国，它只有放在那儿，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关系中，它才有生命力。我被希腊的人说服了，而且他们说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们希腊人，但是它是人民的遗产，你们一定要让它回到自己原生地，你才可能是最好的保存方法。这种话让我当时看了以后眼泪汪汪，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敦煌也是一样，就是这样的感觉，又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情感冲撞，因为好多年轻的学者跟我讲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是西方立场，但是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人都没有这么看。所以在我看起来又对我的心头有一种冲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散文情绪还是保持了。我想大家能够理解我这个意思了，就是散文情绪能够保持，而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我想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对科举制度就有一种感觉，我的散文里头写的最长的就是《十万进士》。对中国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叫做又爱又恨，说不明白你的去向在何处，就是精神去向非常矛盾，恨的地方，这显而易见。我们读过鲁迅的《孔乙己》，我们读过《儒林外史》里边的《范进中举》，我们又看过比如秦香莲，好多人为了考状元人格完全变了，变成了无用的废物。有的时候变得非常奇怪的结构，可以不要妻子，或者可以失去了很正常的思维方式。科举制度造成了人格灾难，我小的时候读这些作品，语文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科举制度应该说是很仇恨的。但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特别对欧洲文明了解以后，我突然发现，欧洲的学者对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官选拔制度评价极高，我仔细一想，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的过程当中，科举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简单讲两句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中国的文明为什么没有破败的重要原因。它一直保持着社会的有序，而有序的原因就是它建立了一个理论结构，就是只要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男子，不管你的出生，不管你的地方，通过文化考试就能成为各级管理人员，这个制度居然实行了一千三百年，而考试的内容又不是抽象的学历，是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确实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也就是说，你学了儒家学说做一些管理是可以的，不是说不可以的，是可以的。
因为儒家学说主要内容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而儒家学说又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所以好多生命为了追求自己的飞黄腾达，他用自己的生命把儒家学说延续下来了，中华文明的不断绝和这个有关，而中华社会没有变成彻底无序的灾难地，和我们这块土地没有长久的失序有关，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文化官员管着，管的人，他的管理的资格只有一条，文化，而不是其他。这个蛮厉害，所以我对科举制度又有好感，有了好感以后，但在人格意义上又想，一千三百年，中国男子千军万马只有这条生路，没有其他生路，那么多人挤在那儿，人格灾难又造成太多太多。譬如既想做官，又想做学问，这个就是科举制度留下来的，你到底要做官还是到底要做学问？对于做官的来说他是搞学问的，对于搞学问的人来说，他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个到现在还有遗留，这是人格灾难了。还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可以不管家里人的感情，不管什么背景，这是人格灾难。还有在飞黄腾达以前是卑躬屈膝，一旦飞黄腾达之后颐指气使，这都是一千三百年造成的一种延续的人格灾难，不仅仅是孔乙己，不仅仅是范进，一般的文人都有了。我又有点恨了，但是看看文明的延续，看看中国一千三百年没有失去，这种困惑当中，就使《十万进士》这篇文章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因为尽管它很长，我的心态一直处于两难当中，而两难是不适合写学术论文的，学术论文需要有结论的，而我没法有结论，我的结论就是说，我只能想起曹操与杨修这个戏的最后，在一片大雪当中，一个老年的更夫在敲：招贤了，招贤了，一批批人格结构，有才华的人也死亡了，但是像历史老人一样不断地需要召集人来管这个国家，但是满天大雪，而他的头发，他的胡子也像雪一样都白了。就这么一个图像出现在眼前，是这篇文章的终结，而不是学术结论，这就是散文。这样的图像表明我心中的未知结构很强盛，而不是非常简单的说，应该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表达出学术和文学表述的一个差别，大家是不是明白，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当中，就是如果你要写大的东西的时候，要表述出那种你无法找到结论，但是又牵动你的感情的那个部位，不仅牵动你的感情，你根据你的体验，你觉得也能牵动广大读者的感情。但是简单的结论是没有的，每一次思考都会深化一步，不断地深化下去，永远是逼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不能抵达你最后的目标，只能逐步逼近，这有可能是人文学科当中很多的共同特点。而文艺更需要如此。否则你无疑没有可能，也没有路，让观众进入到你的气场里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