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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汤姆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布力非是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伪君子的典型。他对养父表面上百依百顺，实际上心怀鬼胎。为了争夺财产继承权，一再对汤姆进行中伤和陷害。小说通过布力非这个形象，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私和虚伪。
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各有特色。乡绅奥尔华绥慷慨好施、善良正直，他常常被人蒙骗，以致赏罚不明，但他心地宽厚，乐于助人。和奥尔华绥相反，苏菲亚的父亲威士特恩是一个专横粗暴、自私自利的典型。苏菲亚是一个美丽、单纯、善良、温柔的少女，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
《汤姆·琼斯》内容丰富，人物众多，作者采用了传统小说的手法，全书结构完整、严谨，情节曲折、生动。
《汤姆·琼斯》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斯汤达称赞它是“小说中的《伊里亚特》”。
德国自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国家四分五裂。全国分裂成三百多个封建小邦，大小诸候各自为政，政治腐败，严重阻碍着德国经济的发展，使德国不可能产生强大的资本主义。到了十八世纪，德国还没有大工场，没有统一的市场，工商业非常落后，而且主要是为贵族和宫庭服务。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和资产阶级依附贵族的情况，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
尽管这样，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有所发展，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割据、要求民族统一的情绪也有一定的增长。
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在英、法两国的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十八世纪德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决定了德国的启蒙运动具有与英、法两国不同的特点。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低下，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德国的启蒙运动不可能导致政治革命，只限于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戏剧来实现民族统一，形成了一个文学、戏剧、哲学上的空前繁荣时期。
德国启蒙主义文学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的代表人物是高特舍特，后期的代表人物是莱辛。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是德国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生于一个贫苦的牧师家庭，1746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开始与戏剧界接触，进行戏剧创作。1748年，莱辛来到柏林，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后来担任柏林《福斯报》的编辑。1755年，莱辛发表了《萨拉·萨姆逊小姐》，这是德国的第一部市民悲剧。1760年，莱辛到了布莱斯劳，为生活所迫，充当了一位普鲁士将军的秘书。在那里，莱辛研究哲学和美学，开始写作美学名著《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并创作了喜剧 《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年，莱辛应邀担任汉堡“民族剧院”的艺术顾问，但一年以后剧院就倒闭了。1770年，莱辛为了糊口，到一名公爵的图书馆当管理员。由于经济拮据，莱辛陷入了“慢性死亡”的窘境。1772年至1776年，莱辛陪公爵的亲出国旅行。1776年，莱辛与夏娃·柯尼希结婚，一年以后妻子死于难产，这对莱辛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时，莱辛同汉堡牧师葛茨就宗教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莱辛将自己发表的十一篇文章结集为《反葛茨》。1719年，为了驳斥葛茨的观点，莱辛写成了著名诗剧 《智者纳旦》。1781年，莱辛因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五十二岁。
莱辛热爱戏剧，毕生从事戏剧工作，同时进行美学研究。
莱辛的重要美学著作是《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拉奥孔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祭师，德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温克尔曼（1717—1768）在《论希腊绘画和雕塑作品的摹仿》一文中，通过对拉奥孔群像和维吉尔的史诗对拉奥孔之死的不同处理的比较，认为希腊艺术的理想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莱辛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诗和画都有自己的特点，画宜于以颜色和形状描绘物体的空间排列，诉诸视觉；诗宜于用语言描绘动作的时间持续，诉诸听觉。画适于模仿物体美，诗适于描绘动态美。莱辛区分了诗与画的界限，打破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莱辛在戏剧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汉堡剧评》，这是他在担任汉堡“民族剧院”艺术顾问时撰写的一百零四篇评论的总集。
《汉堡剧评》不是系统的理论著作，但涉及的问题很广。莱辛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认为剧院应当成为“道德的学校”。莱辛继承了亚理斯多德的模仿说，要求文学真实地摹仿“自然”，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莱辛反对机械地摹仿法国新古典主义，反对戏剧中的“三一律”，提倡“市民悲剧”。莱辛推崇莎士比亚，认为学习莎士比亚，有助于建立德国的民族戏剧。
莱辛的戏剧理论，体现了他的启蒙思想，为德国启蒙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是莱辛最出色的悲剧，这是一部典型的“市民悲剧”。
故事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赫托勒公爵是封建小公国瓜斯塔拉的统治者，他看上了美丽的爱米丽雅，可是，爱米丽雅的父亲沃多雅多·迦洛蒂上校准备把女儿嫁给伯爵雅比雅尼。
为了把爱米丽雅·迦洛蒂搞到手，赫托勒公爵抛弃了情妇奥尔齐娜伯爵夫人，然后千方百计引诱爱米丽雅。公爵费尽心机，但爱米丽雅始终不让他的阴谋得逞。
公爵听说爱米丽雅即将同雅比雅尼伯爵举行婚礼，非常着急，于是召见侍从马礼诺礼商量对策。
马礼诺礼替公爵出了一主意，让雅比雅尼作为公爵的全权代表，出使国外，以便达到占有爱米丽雅的目的。但是雅比雅尼不归公爵直接管辖，所以拒绝了这一要求。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公爵的默许下，马礼若礼买通一伙人，装成强盗，在爱米丽雅和雅比雅尼前去举行婚礼的途中设下埋伏，等新婚夫妇的车辆经过时，他们一拥而上，开枪打死雅比雅尼伯爵。公爵的仆人假装闻声前来搭救，将爱米丽雅劫持到亲王的行宫。亲王在那里等候已久，见到爱米丽雅，假惺惺地进行安慰，试图趁机取得爱米丽雅的好感。亲王以前的情妇奥尔齐娜伯爵夫人为了报复亲王，来到了宫中，沃多雅多上校也匆匆赶来，伯爵夫人把真相全盘托出，还送给他一把匕首，鼓动他报仇。
沃多雅多见到爱米丽雅，把真相告诉了女儿。亲王在马礼诺礼的怂恿下，借口调查雅比雅尼被杀一案，准备将爱米丽雅隔离审查。爱米丽雅知道自己无法逃脱厄运，对父亲说，如果她落入亲王设下的圈套，她将抵挡不住诱惑而丧失自己的贞操，因此，她请求父亲赐她一死。沃尔雅多为了保全女儿的名誉，接受了她的请求，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在暴风雨摧残一朵玫瑰花之前，先把它摘下了”。
《爱米丽雅·迦洛蒂》取材于古罗马的一个故事：维吉尼亚是一个平民姑娘，一次，她被当地的权贵克劳底乌斯强行劫持。维吉尔的父亲为了保全女儿的贞操，亲手将她杀死。维吉尼亚之死引起了一场人民起义，克劳底乌斯遭受了灭顶之灾。《爱米丽雅·迦洛蒂》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义利作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德国的社会现实，正如莱辛自己所说的那样，《爱米丽雅·迦洛蒂》“仅仅是穿着新衣服的古罗马历史”。
在这出戏中，作者对德国封建君主的荒淫暴虐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剧中描写的瓜斯塔拉宫廷其实是十八世纪德国封建宫廷的写照，赫托勒公爵无疑是荒淫无耻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赫托勒公爵倚仗权势，为所欲为，是一个十足的专制暴君的典型。爱米丽雅请求父亲刺死自己，这正是对封建暴君的无声的抗议。
剧中沃多雅多上校一家，虽然有贵族身份，但是没有地位，没有财产，他们的思想行为表明，他们实际上属于市民阶级。作者通过沃多雅多上校一家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德国市民阶级的命运。沃多雅多上校正直、刚强，鄙视宫廷的荒淫无耻，力图保持道德的纯洁。由于统治阶级的力量过于强大，沃多雅多不敢与他们作正面斗争，最后杀死了自己的女儿，保护了她的贞操。爱米丽雅的悲惨结局，表明了新兴市民阶级在精神领域远比封建君主高尚，暗示了市民阶级在道义上的胜利，同时又充分显示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作者试图通过悲剧的结局，唤起整个德国民族的觉醒，起来推翻产生这类悲剧的社会制度，因此，歌德称这个剧本为“激起对暴虐的专制统治的道德上反抗的决定性一步”。
在艺术上，这部悲剧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真切、自然，成为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欧洲各国的启蒙主义文学，由于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们又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
启蒙主义文学具有鲜明倾向性和教悔性。由于启蒙作家往往又是启蒙思想家，他们把文学作品当作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启蒙主义文学都以直接表现启蒙思想为其内容。启蒙作家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注重文学作品在批判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提高人们道德素养方面的作用。因此，启蒙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非常明确，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启蒙作家以理性作为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揭露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如孟德斯鸠的 《波斯人信札》，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腐朽堕落。卢梭的《新爱洛绮丝》，通过“自然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尖锐冲突，大胆地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表现了广大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强烈愿望。启蒙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描绘社会政治的理想蓝图，唤醒人民对理性王国的向往。如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对“穴居人”、伏尔泰在《老实人》中对“黄金国”、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对“大人国”的描绘，就是启蒙思想家设计的理性王国的美丽图景。
启蒙主义文学否定了古典主义以王公贵族作为作品主人公的创作原则，把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描写和歌颂的主要对象。古典主义要求悲剧表现“崇高”的感情，反映王公贵族的生活。启蒙主义文学反对古典主义的宫庭倾向，着重描写广大平民的日常生活。启蒙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和平民的形象，把他们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歌颂，而王公贵族、教皇、教士往往成为嘲笑和批判的对象。比如，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的形象，就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作者把他作为英雄人物来歌颂，表现了作者鲜明的阶级立场。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姻》中，把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和贵族阶级的矛盾冲突搬上舞台，仆人费加罗身上集中体现第三等级的特征，他对伯爵的胜利，意味着整个第三等级的胜利。
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十八世纪初，古典主义仍然统治着欧洲各国文坛，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和中期，不少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深受古典主义的影响。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深入，古典主义的缰化原则已经不再适合表现变革中的社会生活。启蒙作家开始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寻找新的创作原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启蒙作家注重文学的真实性，他们不再通过传统的题材反映现实生活，而是直接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和斗争。狄德罗主张，作家应当深入现实生活，他曾经这样说：“我的弟子，如果你们想认识真理，那么到生活中去吧……去熟悉各式各样的社会情形。”博马舍认为，只有取材于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用真实而自然的手段来打动我们……给观众的脸上带来了同情和快乐”，“并且由于它直接感染我们，所以它在舞台上的力量也来得更大”。
为了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