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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如哲理小说、启蒙戏剧、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游记讽刺体小说、教育小说、抒情小说等。在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中，最能够体现启蒙思想的是启蒙戏剧和哲理小说。
启蒙戏剧又称市民剧、严肃、正剧，它是由法国的狄德罗、博马舍和德国的莱辛创立的。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等著作，为这一新型的剧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们的戏剧理论的指导下，狄德罗写了《私生子》和《一家之长》，博马舍写了《塞维勒的理化师》和《费加罗的婚姻》，莱辛写了《爱米丽雅·迦洛蒂》等戏剧作品，这些都成为了市民剧的典范。
哲理小说是启蒙作家创立的一种新型小说，它以阐明某种哲理为目的。哲理小说通过虚拟性和真实性相结合的故事情节，表达作者的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具有较强的哲理意味。哲理小说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拉摩的侄儿》等。
由于启蒙主义文学大都正面宣传启蒙作家的学说和主张，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图解，因而带有鲜明的哲理性。启蒙主义文学作品常常忽视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描写，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主人公往往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具有“席勒式”的倾向，即“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种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在哲理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伏尔泰和启蒙主义文学“正如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伏尔泰评传》一书中这样评价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声望。无论从活动时间之长，活动领域之广，还是从思想影响之大来说，伏尔泰都堪称当时欧洲思想界的泰斗，正如维克多·雨果所指出的那样：“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的生平
伏尔泰 （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1694年11月22日，伏尔泰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户人家。这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全家共有五个孩子，伏尔泰是其中最小的。也许是由于父母老年得子的缘故，伏尔泰自小体质孱弱，这对他日后敏感、聪颖的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伏尔泰七岁的时候，他母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十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进了圣路易中学。这是一所由耶稣会主办的名牌中学，在当时仍然保留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子弟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出生于资产阶家庭的孩子则遭受歧视。小小年纪的伏尔泰，第一次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在自己幼小的心灵中，渐渐埋下了反对封建特权的种子。
在圣路易中学学习期间，伏尔泰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书籍。一位名叫比埃尔·贝勒的法国哲学家的著作，引起了伏尔泰强烈的兴趣。贝勒是启蒙运动的先驱，因为反对教会，曾经被路易十四放逐。贝勒在他的《历史批判辞典》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对宗教狂热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贝勒的观点，使年轻的伏尔泰受么了极大的震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形成。
从圣路易中学毕业以后，迫于父命，伏尔泰进入了一所法科学校。枯燥乏味的拉丁文法典没有引起伏尔泰丝毫的兴趣，他渴望早日结束这种单调、呆板的生活，立志成为一名诗人。伏尔泰的父亲见此情景，不禁大为恼火，于是想通过金钱为儿子买下一个荣誉的官职，用以装点门面，结果遭到伏尔泰的坚决反对，伏尔泰充满自信地告诉父亲：“买来的荣誉我不要，我自己会得到荣誉。”
离开法科学校以后，伏尔泰在法国驻荷兰使馆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回国以后，又担任了法庭的书记。就在这个时候，伏尔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主要从事讽刺诗的写作。当时，伏尔泰年轻气盛，才华横溢，混迹于贵族纨绔子弟之间，以自己犀利的谈吐和绝妙的警句引起了周围的人们的瞩目。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五岁的路易十五即位，由他的堂兄菲力浦·奥尔良公爵摄政。摄政王生活腐化，荒淫无度。伏尔泰为此写了两首讽刺诗，对摄政王奥尔良和他的女儿裴利公爵夫人进行了冷嘲热讽。伏尔泰的这一举动，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伏尔泰因此被逐出京城。此后，伏尔泰仍旧我行我素，过了不久，又发表了一首题为《小孩的统治》的讽刺诗，对宫庭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诗的结尾，伏尔泰这样写道：“我只不过二十岁，就见识了这些罪恶。”摄政王恼羞成怒，1717年，伏尔泰被投进了巴士底狱。
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囚禁了十一个月。在狱中，伏尔泰潜心创作，完成了第一个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史诗《享利亚特》。
1918年，伏尔泰出狱，重新获得自由。同十一月，《俄狄浦斯王》被搬上舞台，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公映，结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俄狄浦斯王》上演成功，奠定了伏尔泰作为剧作家的声望。
1722年，伏尔泰同女友德·吕贝勒蒙夫人一道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德·吕贝勒蒙夫人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伏尔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回到巴黎后，伏尔泰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作《赞成和反对》，在诗中，伏尔泰对教会的欺诈、上帝的无能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和辛辣的嘲讽，他这样写道：“他胡里胡涂地施恩，他胡里胡涂地逞凶；
他费尽全力创造人，他又马上给他们送终。”
十年以后，伏尔泰秘密发表了这首诗，警察局随即以“不敬的上帝”的罪名将他的拘捕。伏尔泰灵机一动，佯称这首诗出自一位已故的朋友之手。警察局找不到证据，不得不释放伏尔泰。
第二年，伏尔泰的史诗《享利亚特》在卢昂秘密出版后，接着传入巴黎。这首原名为 《神圣同盟》的史诗很快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它同悲剧《俄狄浦斯王》一道，为伏尔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的桂冠。
伏尔泰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被人们誉为拉辛的当之无的继承人。为了笼络伏尔泰，摄政王在官邸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为他提供优厚的俸禄。尽管这样，伏尔泰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宫庭的宠幸终究是靠不住的，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首先应当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恶狗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
此后，伏尔泰一边进行创作，一边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经营商业。伏尔泰曾经这样说：“我看见过多少贫穷的和受人鄙视的作家，因此我早就决定不让自己加入他们之列。”伏尔泰在商业上同样获得了成功，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为自己积攒了一大笔财富。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荣誉和财富并没有使伏尔泰的社会地位得到保障。1725年，伏尔泰同贵族德·洛昂发生口角，贵族指使仆人将伏尔泰毒打一顿。伏尔泰提出同贵族决斗，对方却暗中向当局控告。法国当局不容伏尔泰申辩，就将他关进了巴士底狱。在囚禁了七个月之后，伏尔泰被迫离开法国。这一遭遇，使伏尔泰对封建专制制度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伏尔泰前往英国。在伦敦，入们热烈欢迎伏尔泰的到来。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权。伏尔泰在英国居住了三年，他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研究了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就，这些都大大地开阔了伏尔泰的视野，促使他形成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伏尔泰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洛克的学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跑了很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不堪，寻找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却是许多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象一个浪子回到他的父亲那里一样。”
伏尔泰把自己旅居英国的见闻和感受，写成了 《哲学通信》一书。《哲学通信》原名《英国通信》，全书由二十五封书信组成。在书中，伏尔泰非常详尽地介绍了英国的宗教信仰、政体机构和商业成就，介绍了英国的哲学、科学和文学，同时还大力宣扬信仰自由和唯物主义思想。
1729年，伏尔泰回到巴黎，先后创作了悲剧《布鲁图斯》、《查伊尔》和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1734年，《哲学通信》在法国秘密出版，法国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大为震怒，立即以“违反宗教、妨害淳良风俗、不敬权威”的罪名查禁该书，法国高等法院下达命令，决定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
伏尔泰不得不再次逃离巴黎，起初躲在荷兰，后来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城西雷，寄居在他的女友、博学的德·夏德莱夫人家中。伏尔泰在夏德莱夫人的庄园里生活了十五年，专心致志于著书立说，创作了悲剧《恺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儿》、《梅洛普》、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哲理小说《查第格》，此外，还完成历史著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以及哲学和科学专著《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的写作。
1746年，伏尔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749年，夏德莱夫人因病去世，伏尔泰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如此真挚的朋友而久久地沉浸在悲痛之中。
第二年，伏尔泰接受普鲁士王腓烈特二世的邀请，来到了柏林。伏尔泰此行的目的，是协助腓烈特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度。腓烈特二世给予伏尔泰优礼厚待，任命他为高级侍从，每年俸金两万法郎。时间长了以后，伏尔泰终于发现，腓烈特二世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是“北方的所罗门”，而是一个专横暴虐、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他只是想利用伏尔泰的巨大声誉，为自己点缀门面。腓烈二世的所作所为，使伏尔泰大失所望，两人之间的友谊终于以破裂而告终。1753年，伏尔泰不辞而别，毅然离开了柏林。
伏尔泰首先来到瑞士，在日内瓦附近的圣约翰，购买寓所，居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伏尔泰以中国元代戏曲作家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为蓝本，创作了悲剧 《中国孤儿》。伏尔泰热爱中国文化，对儒家学说更是推崇备致。他希望通过《中国孤儿》，表现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孤儿》是一部“五幕的孔子伦理学”。
不久，伏尔泰同瑞士的加尔文教派发生冲突。从1760年开始，伏尔泰长期定居在法国和瑞士交界处的一个名叫菲尔奈的地方。
在菲尔奈、伏尔泰终于可以避免遭受来自两方面的迫害。从此，他开始了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伏尔泰同年轻一代启蒙思想家过从甚密，积极支持由达朗贝尔和狄德罗主持的 《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并且为它撰写辞条。伏尔泰热情洋溢地说：“当我身上还有着生命的火花时，我是会为
《百科全书》光荣的工作效劳的。如果我将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到这个最伟大、最美丽的民族和文化的纪念物中去，我将引以为自己崇高的荣耀。”
通信是伏尔泰宣传启蒙思想的重要工具，伏尔泰利用通信的方式，同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了解各方面的动态，阐述自己的主张。伏尔泰不断地更换笔名，出版了众多的小册子，号召人们同宗教狂热和教会的黑暗作斗争。在伏尔泰的一万多封信中，有八千余封是在这个时期写的。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影响，各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慕名而至，伏尔泰在自己的家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菲尔奈，伏尔泰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经常为那些无辜遭遇不幸的人们据理力争，对天主教会的宗教迫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伏尔泰正义的声音。
1976年，法国著名的女演员楼古佛鲁去世。当时，教会下令将她的尸体抛在垃圾堆上，不许人们安葬她。伏尔泰得知这一情况，不禁拍案而起，当即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诗，题目叫《凭吊楼古佛鲁小姐长短句》，表达了自己对楼古佛鲁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天主教会的强烈控诉。在诗中，伏尔泰这样写道：“像楼古佛鲁这样优秀的女演员，要是在古希腊，人们会为她设立祭坛；但是在今日的法国，人们却不肯将她埋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