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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书屋絮语古 今
湖湘人物“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傅国涌
书屋品茗 回望协和耿 法
书屋品茗 诗名应共宦名清张国功
其人其事 书生论政是书生范 泓
其人其事 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张家康
报人春秋 千秋白水文章王开林
报人春秋 乱世飘萍曾以亮
灯下随笔 帝王政治“隔代亲”孙克诚
说长论短 大学演讲与自我启蒙宣炳善
尘影斑驳 《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吕明涛
尘影斑驳 艰难的抉择——沈从文退出文坛的前前后后于继增
编读往来 二战岂儿战，焉能“乱弹琴”？戴问天
编读往来 正月剃头妨舅舅犀 泽
专栏集粹 动物笔记（八）张 翔
封 二 十二生肖图及跋（下）黄永玉 文画
封 三 无 题钟丕瑜 文画
预 告 2005年第9期目录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八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古
今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辨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间的关系，尽管有偏颇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其实，资本的残酷性、掠夺性、疯狂性以及极端逐利的世俗性与基督拯救自我、引人于天国为旨归似难有共通之处。但事实是，恰如硬币的两面，在对人性的体认上，两者殊途而同归。
先于马克斯·韦伯的西方另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早就洞悉了资本的本性，称它自来到人间，每一个毛细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吞噬着人类的灵魂。因此，资本的扩张或肆虐应是人本能和欲望的汹涌与膨胀，其破坏性和腐蚀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基督倡导“原罪”，认为人呱呱坠地，从赤条条来到世上起，就先天地怀有罪恶感和耻辱感。这一神秘的宗教思想逐渐弥漫于西方文化的深处，便慢慢滋养出了西方世俗社会中的忏悔意识。那就是，在西方思想家看来，自诞生之日起的人类社会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暴力、罪恶充斥人间，因为就作为社会的个体人而言，文明的面纱遮掩的往往是人性的丑陋与卑劣，鲜活的生命有时在原始的冲动中会萌芽出可怕的邪念。故此，为了安顿躁动不安的魂灵，世俗社会中个体生命的时时反省自问是十分必要的。可喜的是，资本的特性与基督精神的绝配是，资本展示了人性的恶，却也催生了人们创造神话的无穷动力，而基督的“原罪”，在阻遏人们对欲望的无限想象之时，却也抑制了其对本能的无限扩张。所以，在基督精神的熏染下，西方资本的拥有者在聚财与散财的过程中也多了一份对天下苍生的同情与悲悯。
而有学者指出，在二十年的变革中，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国人却不乏麻木不仁者。他们中有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责任、良知与使命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夏虫语冰。他们的所作所为怎可与秉有世事关怀的富有者的慷慨之举相提并论呢？这或许归咎于中国文化少有“原罪”的传统。此言不谬矣。因为即使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谆谆教诲，也多为“反求诸己”的“慎独”，强调的往往是道德品质的自我纯粹而已。实践证明，作为引领个体艰难人生向善与趋美的道德所铸就的生命境界不论有多高远、生命的胸襟不论有多宽阔，天下因道德的感化而尽“尧舜”几近不能，更何况是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其中的隐由只有另当别论了。
中国历代书法家——
怀
素
怀素（725—785，一作737—799），唐代书家。俗姓钱，字藏真，僧名怀素。零陵（今湖南永州）人。幼年好佛，出家为僧。一度客居京兆（今陕西西安），与诸名士交游。早岁家贫（一说出家后），无钱买纸，种芭蕉万余株采叶为纸，号其住所为“绿天庵”；又以漆盘、漆板习字，随写随擦，致使盘板磨穿。性嗜酒食荤，蔑视陈规陋习，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谓“狂僧”、“醉僧”。为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之草书家，与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
其书艺出于张芝、张旭而又有发展，谓之“以狂继颠”。又善法自然，举凡空中倏聚倏散如奇峰耸峙之云彩，林中疾飞直蹿空中英姿矫健之鸟隼，路边受惊飚然没入草丛之长蛇，乃至破垣败壁纵横交错之隙纹，均成其师法对象。
论者谓其书剑气凌云、神惊鬼泣。如李白《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攻战。……古来万事贵天真，何必要公孙大娘舞浑脱？”《续书评》称“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续书断》列其书为妙品，称“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
最善以中锋运笔，任气势作大草，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极见其苦修功底。因其草书精妙绝伦，独树一帜，故为历代收藏家所珍重。仅宋朝内府所收藏者即多达百余件，惜大都毁于兵祸。传世书迹较多，有《自叙帖》、《圣母帖》、《苦笋帖》、《论书帖》、《食鱼帖》、《藏真帖》、《脚气帖》、《（小字）千字文》、《清净经》、《四十二章经》等。狂草《自叙帖》为其晚年代表作，字态忽大忽小，草法精湛，藏锋内转；笔势狂怪怒张，神采飞舞，如骤雨旋风，声势满堂，变化莫测。亦可书写循和平澹之体，如《千字文》、《论书帖》等，秀颖超群，清逸非凡，不颠不狂，出规入矩，精练娴熟。《圣母帖》放纵飘逸，墨润笔健，神采飞舞，精神照人，别具丰神。此为其过人之处。
（万 方 文）
“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
？ 傅国涌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黄兴
在一位法国人眼里，“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宽肩膀，体格强健有力，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乃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冯自由语）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众口一词都说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当时出版的《血书》有《黄兴小史》，其中言：“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惟一之实行家也。故党中最重黄之声望，直可与孙逸仙齐驱并驾矣。”孙、黄并称其实不是偶然，黄兴（1874～1916）虽然比孙中山小了八岁（比谭嗣同小九岁，宋教仁、蔡锷同年，比他又小了八岁），但在二十世纪初那次重大历史转型中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信仰共和的革命阵营中，拥有更广泛的追随者。章太炎手书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以看作是对黄兴的盖棺论定。
据举人出身的吴稚晖回忆，1901年在日本，有人约他去见孙中山，他以为孙不过是“绿林豪杰”，所以不想见。后来他听说孙中山是个书生，也以为不过是刘秀、邓禹之流，还是不想见。直到1905年的一天，他在英国，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才感到很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他颇有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汶［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当年留学欧洲的朱和中也回忆说，孙中山去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时，他念着孙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孙问其故，他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孙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1〕不过孙中山1916年7月15日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确与传统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读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2〕
与孙中山相比，黄兴本来就中过秀才，又是两湖书院的高才生，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使同时代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他。在1905年之前，孙、黄没有任何联系，因为黄兴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袖（如李燮和原来就是华兴会员）多与他更为接近，辛亥之后立宪派的要员也与他的关系融洽、密切。尤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反抗行动，与军界的关系更为紧密。虽然世人都说黄兴是“常败将军”，但黄兴虽败犹荣。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才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汉阳兵败之时，他一面引咎辞职，一面准备与汉阳共存亡。李书城等则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强拉着他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后果不堪设想〔3〕。
即使在“二次革命”中颇受孙中山、陈英士等人的非议，但从黄兴在南京兵败“走麦城”之前请徐宗汉照顾儿女的家书看来，他早知战事前途并无把握，内心痛苦而从容，随时准备一死报国〔4〕。这封信带有交代后事的遗嘱意味。所以当南京即将三面受敌之时，部下亲信日夜随侍左右，也是深恐黄兴“悲愤自杀”。
黄兴只是一介书生，对军事并非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当时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担当这样的重要职务。黄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固然是因为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的勇敢，但另外还有一个世人不太清楚的原因，即他是同盟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庶务干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至少有九十三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后来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正是以这批人为主。李书诚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5〕
1912年，孙、黄先后进京，北京舆论对于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和黄兴的真诚笃实无不交口称赞。当时名记者黄远生对孙中山不无微词〔6〕，而对黄兴却是评价甚高。他在10月5日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一笑。”〔7〕
国外舆论也都这样认为。1912年9月29日，黄兴与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见面。康地事后回忆说：“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