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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谄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不合作主义”，愤然辞职离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林白水的新闻直觉极为敏锐，当然不会错失这个重大题材。他在《社会日报》刊出一篇述评文章，大标题为——“北京城圈以内之绝大风潮，议长政客与学生宣战”，副标题同样醒目——“皮鞭枪把击伤无数青年，重伤待毙者二十余人，何所谓人道？何所谓法治？与恶魔宣战者靡惟学界、教育界”。
1923年1月27日，林白水在时评《否认》中盛赞蔡元培为人方正时称，“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足以比拟蔡氏于万一”，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
1923年1月28日，林白水在时评《告知识界》中大胆倡议：“就眼前之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刻引退（全体罢工）……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敢信政府一定担当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社会日报》仗义执言，与恶势力短兵相接，毫无畏惧，保全了社会良知的火种，因而一纸风行。当时的《国闻周报》誉之为“苍头异军突起，报界风尚为之一变”，老牌的《东方》杂志则赞扬该报深受读者欢迎：“北京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持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
1923年2月22日，新春伊始，在一片“恭喜发财”声中，林白水发表时评《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接着他又发表《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成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地自谥‘合法’。”他讥笑议会、政府成了“拍卖行”，指斥大小官吏“都有定价”，明目张胆，卖官鬻爵。林白水专喜撕破京城权贵的画皮，可谓树敌满朝，因而将自己推向了极端危险的境地。
1923年2月28日，《社会日报》“紧急新闻”栏中刊出一篇《吴大头之进项》，唾骂吴景濂是“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披露了曹锟送他三万元、送副议长张伯烈一万一千元的丑闻。同年6月，《社会日报》更是突发妙手，刊出曹锟贿选总统，允诺给每位议员每月津贴六百元、每张选票五千元大洋这一爆炸性内幕消息。林白水把那些受贿的议员斥骂为“猪仔”，在报纸上肆意嘲弄，狂贬之不足则痛斥之，极大程度上触怒了当权者。林白水笔搅三江，文行四海，一言一动均能吸引天下视听，当朝当路的衮衮诸公个个恨得他要命，却又怕杀一名士会招致天怒人怨，便只能绞尽脑汁琢磨出卑鄙的花招去对付他。曹锟就是这样的笨家伙，他见世上居然还有用白花花光洋都摆平不了的书生，于是干脆动粗，派人将报馆查封，将林白水“请”到侦缉队蹲了三个多月。
1924年11月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在位仅一年零二十多天的总统曹锟仓皇倒台，沦为阶下囚。两天后，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窃据要津、贪得无厌的军阀、政客扎扎实实地戏谑了一番。同年11月10日，林白水在时评《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以吴佩孚、曹锟这样的混蛋军阀滥行杀伐、终归惨败的事实为证，得出“武力靠不住，骄横乱暴贪黩之可危”的结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尽可以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么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篇文章有胆有识，读之令人解气。
1924年2月末，孙中山扶病进京，林白水连续发表《吾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林白水深感悲恸，他对中国政局刚刚燃起的那一星希望之火又在寒风中熄灭了。
林白水以个人资金办报，常捉襟见肘。从1925年7月3日起，他在《社会日报》副刊每期登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
《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出，惟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藉资全活。
林白水天性豪爽，对朋友肝胆相照，虽然好拆各路强梁的烂污，但心理并不阴暗。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是收集砚台，曾耗资千金购得一块名为“生春红”的端砚，闲时把玩，喜爱之极，因此将《社会日报》的副刊也命名为“生春红”，寄情之深，可以想见。
1925年12月1日，北京《晨报》报馆被捣毁，《社会日报》报馆也险些挨砸，林白水收到了措词穷凶极恶的威胁信。随即他在《社会日报》登出《白水启事》：“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召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时评栏作者的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林白水用的是退一步进三步的战术。他声明“不再执笔为文”后仅五天时间，就收到二百多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信出自青年学生的手笔，读之令人动容：“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来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这正是林白水所要获得的效果。从1925年12月6日到当月27日总共二十二天，他在《社会日报》每日一栏，接连刊登了五十七封读者来信，以见舆情之所系、民意之所向。
林白水从热情的读者那儿重新汲取了赤膊上阵的力量，又挥起那支如椽巨笔，要与各路妖魔大战三千个回合。1925年12月20日，他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得很、惭愧得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孰料“因文字贾祸”五字竟是一语成谶。
《社会日报》的时评又署上“白水”之名，他的文章仿佛经过新一轮的淬火加钢，变得更为犀利，犹如一支支标枪挟带着风的厉叫掷向恶势力，直扎得鬼哭狼嚎。段祺瑞的新内阁正好成为林白水现成的靶子，遭到猛烈攻击，比如《陈澜生别来无恙》、《不堪回首》挖出两个曾被《公言报》骂倒的政客的肮脏老底。林白水还以《不堪回首集》的总标题逐日重刊《公言报》曾经揭露他们丑闻的系列报道，让读者温故而知新。两个新任总长顿时成为千夫指戳、万人哂笑的小丑，比热锅上的蚂蚁更受煎熬。
1926年4月16日，直奉军阀进城之后，林白水依然发表时评赞扬冯玉祥的部队撤出北京时秩序井然。这一“见面礼”自然引起吴佩孚、张作霖的忌恨。林白水在报上发表声明：“我这些说话，是着眼于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某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两天后在天桥惨遭杀害。黑云压城城欲摧，新闻界人人自危，个个噤声。5月12日，林白水顶着杀头的风险，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5月17日，他在时评《代小百姓告哀》中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残暴的直奉联军：
……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彼身罹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有许多好处在后，而但觉目前之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乌夫，自由自汝之名以行，今之讨赤者，念之哉！
1926年5月26日，林白水的时评仍拿吴佩孚、张作霖当作沙袋猛击：“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作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哪有不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当血色恐怖、北京众报记者噤若寒蝉之时，惟有林白水敢于拍案而起，讲几句真话，其脊梁之硬、胆气之豪、良知之灼然，一时无二。考古学家容庚曾在林白水家做过家庭教师。在他眼里，林白水酷似东汉末年击鼓骂曹的狂士祢衡：“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祢正平略同。”林白水的时评使直奉军阀感到极为不爽，杀机就此伏下，林白水命在旦夕之间。祢、林二人最终同遭杀身之祸，结局也一样。
林白水抨击吴佩孚“性颇执拗，头脑简单，不谙政治，思想陈腐，意见执滞”，“中央政治，若长在吴大帅指挥之下，恐终须弄得一团糟”。这已经是往枪口上撞。1925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更是直接招致杀身之祸。这篇文章得罪了一个阴险毒辣的政客。此人姓潘名复，是直系军阀张宗昌跟前的头号心腹爱将，号称“智囊”。
林白水与张宗昌、潘复结下梁子可谓由来已久。他曾经讥讽“狗肉将军”张宗昌是“长腿将军”（影射张的部队毫无战斗力，遇到敌军就望风而逃），令张宗昌衔恨不已。1923年1月2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张宗昌的智囊潘复贪污敛财，劣迹斑斑。潘某的官运因此受到阻碍。《官僚之运气》则对潘复的嘲骂更进一步。且看林白水骂功十足的文字：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腰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林白水故意用“肾囊”和“智囊”二名词在字形上的相似影射原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潘复，把潘与张的关系极为滑稽而又十分形象地比喻为肾囊之系于胯下，可谓刻薄之极，挖苦之至。文中还奚落潘复拼命钻营、如意算盘却屡屡落空的窘况，大有“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意思。当晚，潘复从《社会日报》上读到时评《官僚之运气》，不禁勃然大怒。他先是叫人给林白水打电话，勒令后者在报纸上刊出更正声明，并且公开道歉。林白水的答复是“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断然拒绝潘某的要求。于是，潘复祭出杀手锏。他在张宗昌面前哀哀戚戚地哭诉，请“狗肉将军”为他做主，将林白水处以极刑。自古以来，笔杆子就斗不过枪杆子，军阀张宗昌草菅人命多矣，做个顺水人情，下令杀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报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潘复得到许可，立刻给林白水安了个“通敌有证”的罪名，定下死罪。所谓的“敌”，指的是不久前刚刚撤出北京的冯玉祥。有此一项指控，绝对是杀无赦。
1926年8月6日凌晨一时，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为林白水求情。薛大可长跪不起，王琦与潘复耳语后离去。等到张宗昌同意将“立即枪决”的命令改为“暂缓执行”，凌晨二点，传来的是已经执行半个小时的消息。这是潘复与王琦串通，谎报行刑时间，定要置林白水于死地。
其实，直到8月6日凌晨四点十分，林白水才被押赴天桥刑场枪决，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遇难之日，林白水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双目未瞑。陈尸道旁，见者无不为之骇然伤心。这一天离邵飘萍遇害相距只有一百日。两位著名报人由于秉笔直书而在同一刑场遭到残杀，这无疑是中国新闻史上最痛楚最悲怆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