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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水死前留下遗嘱，寥寥数语交待的都是家事：“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度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做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林白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惟一放心不下的是十四岁的女儿林慰君，眷眷父爱浸透纸背。林慰君骤闻噩耗，悲愤莫名，服食铅粉，决意自尽，所幸获救。她后来留学美国，成为知名的女作家，为亡父撰就一部《林白水传》，也算是告慰了一代报人林白水的在天之灵。她在《林白水传》中谈及父亲的惨死，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慨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天下怀抱绝大之恨者，亦必怀抱绝大之爱，有爱便有牵挂，就难免痛苦。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若女。
当年，北京新闻界激于义愤，为邵飘萍、林白水这两位新闻史上的烈士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会场高悬一联，把两人的名字嵌入其中，满是悲惋痛悼之意：
一样飘萍身世
千秋白水文章
林白水的死因，路人皆知，但在血色恐怖中，谁也不敢揭穿。著名报人林步随撰写的挽联点出这是冤狱，已属难能可贵：
笔有阳秋，文字真成孙盛祸；
狱无佐证，士民争讼陆机冤。
“阳秋”即春秋，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因此讳“春”为“阳”。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林白水惯用春秋笔法作文。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失败，名士孙盛作《晋阳秋》，大加嘲讽，因此下狱。陆机兵败受谗，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同属冤案。
作为一位影响力巨大的著名报人，林白水骨头坚硬，笔头犀利，读完他的时评，再去读鲁迅的杂文，我觉得还是林白水的文章更能单刀直入，更加痛快淋漓。当年，新闻界对林白水评价很高：“无私无党，直言不讳者，白水一人而已。观其时评，无论任何军阀、任何政客、任何士民，有好坏处，莫不良心驱使，力加戒勉，且聪明绝顶，料事如神”；“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污吏寒心，贪官切齿”，“对一般恶官僚，当头棒喝；对一般新青年，痛下针砭”。这些称赞绝非过誉，林白水当之无愧。
生之热烈，死之惨痛，林白水将二者集于一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斗士，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令无数居于高位的豺狼虎豹为之胆寒。我敢断言，在中国新闻界，像他这样绝顶勇锐绝顶疯魔的人物，一百年时间也很难产生几个。无论世道如何变易，林白水的文章、声名终归不可磨灭。
乱世飘萍
乱 世 飘 萍
？ 曾以亮
生物学和社会学都喜欢运用“刺激理论”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其原理简单明了：芸芸众生受到外界刺激，必定会或快或慢做出或强或弱的反应，先起的反应极有可能转变为后续的刺激，彼此推波助澜，呈现出链式的、互逆的、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道是“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若将这句名言算作“刺激理论”的初始版本，应该没有大错。一个人遇到龌龊事，遇到阴暗事，遇到破坏公道、公理、公意、公德的事情，其鸣不在口头则在笔下，不在笔下则在心中，除非他是全然不顾及是非曲直的流氓、无赖和强梁。在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国家，不平则鸣极其危险，民国时期，林白水仗义执言，闻一多拍案而起，前者被宪兵处决，后者被特务暗杀，皆为显例。
李敖在其杂文《“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中做过精辟的分析：人民对于政府所抱持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情形很难成立，真相应该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话也有破绽，更正确的讲法应该是“老百姓反正没有活路，与其温驯地死去，还不如发泄怒气而死”。二是“不敢怒而敢言”，也就是中国古代臣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谏诤”，他们确实讲真话，但讲真话时态度务求平和，不敢挟带任何过激的情绪。由于地位相差悬殊，臣子与皇帝不平等，一个在地，一个在天，一个是龙，一个是虫，臣子只能俯首下心地争取，拐弯抹角地规劝，绝对不敢怒火中烧，吹胡子瞪眼睛。三是“敢怒而又敢言”，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我的地位和你平等。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得对不对”。“敢怒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赔笑脸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专制政体犹如高压电网，一个人受其拘囿，要做敢怒而又敢言的现代国民，绝大多数时候须得拼却头颅、豁出性命才行！
民国初期，有一位异常强悍的报人与林白水声名相埒，遭遇相当，他就是邵飘萍。
邵飘萍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1886年10月11日，他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原名镜清，又名振清，字飘萍。邵飘萍五岁入私塾念书，十四岁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与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三年间，邵飘萍大量涉猎到当时在知识界激荡风气、鼓舞人心的《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眼界豁然大开。梁启超的文章洋洋洒洒，笔端常带感情，章太炎的文章比手术刀更锋利，嬉笑怒骂，痛快淋漓。邵飘萍沉迷其中，如痴如醉，令他特别感奋的是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坛巨擘不惧文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其后，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徐锡鳞，与鉴湖女侠秋瑾也有过鸿雁往来，秋瑾殉难前五天还给这位二十一岁的青年学子写过一封短信。
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做一位“第三者”，独立不羁地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是邵飘萍青年时代怀抱的理想。他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那支如椽健笔表达正当的民意，使强势强权的政府也要老老实实地俯首听命。站在邵飘萍对立面的敌手个个堪称巨无霸，他们是乱世中恣意妄为的大军阀、大党棍、大流氓，要让这些最不乐意遵守游戏规则的强梁之辈向正气凛然的文字屈服，邵飘萍可说是自不量力。然而，世间真正的勇士就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超级痴子，他去了，他做了，他死了，世间因此多出一道鲜明瑰丽的血色风景，众人惟有钦佩、崇敬和扼腕叹息。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如是说。民主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必须乖乖地接受报刊的监督，尽管他们时时刻刻都会感觉身后有眼，芒刺在背，但是万万不敢忽略民意，藐视民意，更不敢弹压民意，否则执政党就会有垮台倒灶的危险。专制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则正好相反，他们以鱼肉百姓为能事，以逃脱监督为常事，以践踏民意为乐事，总喜欢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用种种禁令压制舆论。邵飘萍身处乱世，大盗盗国，大贼贼民，现实环境恶劣之极，他要在虎穴狼窝中专讲人话，为正当的民意争取一席之地，其境遇之凶险可想而知。
邵飘萍为人干练机警，遇事明决果断，作为新闻记者，其贴身紧逼的能力堪称一流。京城大官差不多个个都是世故圆滑的老油条，与记者周旋，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就算被逮个正着，不是守口如瓶，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让人不得要领。邵飘萍却有本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使对方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谈则露底穿帮。他抢到独家新闻是常事，同行们惟有瞠乎其后，自愧不如。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迈，长于辞令，乐于交游，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说得拢，谈得来。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店宴请各界名流，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即便如此，邵飘萍仍然结下许多冤家。小冤家不计其数，大冤家就有三位，个个都是杀人如麻不闻声的超级魔头。邵飘萍若非巨胆包天，又怎敢跺虎尾，批龙鳞，开罪这些超级猛人？
一
窃国大盗袁世凯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一位大冤家。
1911年11月7日，杭州光复，同盟会会员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此前，他读过邵飘萍采写的地方通讯，欣赏这位年轻人所具有的极其出众的新闻嗅觉和犀利笔锋。杭、邵二人一见如故，同气相求，邵飘萍欣然出任《汉民日报》的主笔。杭州光复后仅十一天，《汉民日报》即与读者见面，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惟一宗旨”。人道和民权，二者本该是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可在袁世凯眼中，却只不过是两块无足轻重的擦脚布。
1912年春，杭辛斋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汉民日报》遂由邵飘萍独力撑持，同时他还是《申报》和《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可谓一身而三任。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对朝夕变幻的时局洞若观火，他比同时代人更冷静更明智，自一开始就未对坐拥重兵、执掌大权的袁世凯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戳穿了那位盖世奸雄深藏未露的心机：
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邵飘萍燃犀烛怪，看出袁世凯一身贼骨头，其狡黠阴狠近世无人能出其右。因缘际会，袁世凯当上了总统，可是其志不在此而在彼，他做梦都想当皇帝。“袁贼不死，大乱不止”正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近现代版本，在当时，这八个字先知先觉，可谓振聋发聩。其后，邵飘萍的时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孙中山与袁世凯私相转让总统一职的举动实属荒谬绝伦，违背约法：
总统非皇帝。
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
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邵飘萍对南方革命党人的软弱可欺、麻痹大意和短视浅见深感忧虑，他早就看穿了袁世凯“共和其名，专政其实”的本质。邵飘萍的预言应验如神，可惜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没有及时吸纳他的智慧。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认定此案决不简单，“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凯的旨意，疯狂钳制舆论，一天之内连封四家报馆。邵飘萍依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张扬民主自由，抨击贪官暴政，无丝毫隐忍退让。及至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参与叛逆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被捕系狱。“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他这话不用咬牙切齿去说，已是掷地作金石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在邵飘萍的自述中却只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
邵飘萍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度挤压，他只好前往日本暂避，入东京法政大学，钻研法律和政治。他积习难改，仍然满怀热情和兴趣，为国内的报章撰写时评。1915年初，外国通讯社透露日本政府决意向袁世凯摊牌，提出极其苛刻极其蛮横企图兵不血刃即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邵飘萍看出事态严重，立刻给《申报》拍发电文，揭露内幕。
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颁告天下，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上海新闻界决定联合对抗袁氏集团。可是群龙无首，尚缺一位先锋大将，于是他们电邀邵飘萍火速归国。邵飘萍当然不会错过这种难得一遇的大场面，他束装返沪，征尘未洗，便捉笔为文，撰写了时评《预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