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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
记者是以预吊！
正文共计八十二字，“极”字五现其身，由“登极”至于“极刑”，邵飘萍故意暗换“极“字的词义，一举将袁世凯的红喜事颠覆为白喜事。游戏笔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时人称誉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丝毫不算谬赞。那些拥护民主共和的读者看过这则短文，自然是大呼解恨，大叫过瘾。
邵飘萍在上海《申报》主持笔政，专拿袁世凯说事，袁氏一日不死，中国一日无救，他的时评烧起冲天猛火，袁氏的金身也有点抵抗不住。《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这些文章拳拳吃肉，招招见血，令袁门走狗恨之入骨。仅据《时事新报》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邵飘萍共发表了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他驰骋在反袁倒袁的最前线，鲁阳挥戈，重造共和，堪称急先锋。邵飘萍的名字因此为各界读者所熟稔，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非他莫属。
二
铁血执政段祺瑞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二位大冤家。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动全国的《京报》。邵飘萍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一介书生，无权无势无靠山，出言竟敢如此高调，他凭仗的既是个人的血气之勇，也是民间舆论的力量。“千夫所指，不病而死。”他太相信这句古话了。
邵飘萍一再强调报馆是“社会公共机关”，记者是“国民舆论代表”，报章是社会公器。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失却良知、歪曲事实的报纸，只不过是为虎作伥的工具。他激赏明代烈士杨继盛（此公劾奸相严嵩十大罪，惨遭虐杀）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于是将“铁肩妙手”化为“铁肩辣手”，亲笔书写成四个大字，挂在办公室的正墙上，悬为明鉴，时时自勉。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他礼聘邵飘萍为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即由此发轫。当时《京报》初创，业务繁忙，但邵飘萍认定培养新闻人才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周两小时的课，他从未塌场。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立场要坚守中立，必须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邵飘萍如此教导学生，也如此要求自己。
邵飘萍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时，经常在“北京特别通信”中揭露段祺瑞政府各种倒行逆施的举措，可谓痛加针砭，毫不留情。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
虽然政府中人必将以愚言为不可尽信，且或妄斥新闻记者之有意造谣，其罪诚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实证明吾言之不谬。夫内阁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为政策，第二要素为阁员，犹生物之有精神与躯壳也。无躯壳则精神无所寄托，无精神则躯壳等于骷髅，二者不可偏废。今之段内阁，政策既不能行，阁员又复涣散，其尚存者，仅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恶之名号而已。
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忍不住暴跳如雷，差一点就拍烂了紫檀木的书案。当时，他若不是焦头烂额，泥菩萨过河，准定会痛下毒手，给邵飘萍一点颜色看看。
1919年，五四前夜，邵飘萍在北大校园内作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他大声呼吁：“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京报》为了声援并且在道义上支持五四运动，自然是不吝版面，极为用力。同年８月，段祺瑞的忍耐达到极点，下令查封《京报》，邵飘萍遭到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东瀛。
1920年春，段祺瑞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翻，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卸《朝日新闻》社的编务，回国重振《京报》。他充分吸收日本《朝日新闻》社的先进经验，结合《京报》实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报馆的内部组织、编辑方法、新闻搜集、栏目、体裁、版式等加以革新。复刊后的《京报》每日两大张，新闻丰富快捷，议论鞭辟入里。《京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也利用社会力量，编辑多种副刊，团结了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一大批正直敢为的进步学者。
1923年4月18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辛辣嘲讽议员和官僚蛇鼠一窝、贿赂公行的文章，题目叫《议员多变财政官》，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是出自邵飘萍的手笔：
犹忆去年陶文泉强奸儿媳，其媳妇呈文中述陶强奸时言，曰：“不要生气，多给钱花！”此名言也。今日政治中人，能免为陶媳者有几？
尤甚者为议员诸公，现于命令中屡屡发表，阁议中屡屡决定者，窃议皆陶媳也。昨日之阁议，又有一个重庆关监督余绍琴先生产出矣。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
昨日我问张敬舆，保定对于国会怎样？张半晌答曰：“对于国会的机关，当然是很尊重的……”请议员诸公为敬舆下一转语。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多给钱花！”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大沽口事件后八国使团对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强烈要求与政府首脑直接对话。会后，以万名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前往执政府东门和平请愿。他们做梦都没有料想到，段祺瑞竟命令卫队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兽性大发的军警除了开枪，还挥舞铁棍、马刀肆意逞凶。顷刻间，执政府门前腥风血雨，造成死四十七人、伤两百余人的惊世大惨案。
惨案发生后，阴风凄凄的北京沦为鬼城，清华、师大等校园的大礼堂差不多变成了陈尸的太平间，师生臂挂黑纱，脸上尽是哀戚而且愤怒的表情。3月23日，各界民众自发举办了一个异常隆重的追悼会，一方面悼念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四十七位死难者，一方面抗议这场民国以来最为残暴的践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杀。追悼会即将开始，大会主席尚未确定，毕竟当时白色恐怖，人人自危。但大义所激，勇敢者总是有的，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陈毅挺身而出，昂然登上主席台。他疾言厉色声讨段祺瑞政府祸国殃民的暴行，全场为之震动。陈毅讲完之后，一时间无人发言，会场呈现出令人尴尬的沉默。这时，《京报》社长邵飘萍青衣马褂，轩然阔步走上讲台。他的声音不大，语气也相当平和，但讲话内容充满了火力，仿佛是一把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枪，每一发子弹都能命中段祺瑞政府的要害。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谴责杀人者的文章，披露屠杀内幕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刊登。在一系列时评和社论中，邵飘萍用辛辣的言辞开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至于邵飘萍发出的“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实际上是指出段祺瑞为祸首，将唾沫直接吐到他的脸上，使那位下令开枪的段执政无地自容。及至3月底，《京报》重拳出击，印制了三十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地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冲破铁幕，反抗专制，启蒙民众。在当年，《京报》是冲锋团，邵飘萍是霹雳火。难怪冯玉祥将军曾由衷地赞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还夸赞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鬼域当道，世事多半是荒谬的。段氏执政府一日不倒，民愤便一日难平，罪魁段祺瑞一日尸位，正气便一日难伸。杀人犯脱罪，而谴责杀人者反而上了通缉名单，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京报》总编辑邵振青，正直敢言的报界、学界名人几乎一个也不漏。
三
东北大王张作霖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三位大冤家，也是他的生死冤家。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是北洋奉系军阀首领。此人土匪出生，早年无恶不作，1916年，他膺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从此在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俨然是雄霸一方的土皇帝。
与其说邵飘萍反感张作霖，还不如说他憎恶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地方军阀。这些猛人拥兵自重，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个个暴虐无常，是一串附赘在国家肌体上难以割去的大毒瘤。邵飘萍在一篇时评中写道：
吾人所以反对张作霖者，固因其违反民意，妄肆野心以武力逞威权，视战争如儿戏。独夫民贼，不应再听其专横，此就消极方面言也。惟其如此，故虽拥有东省之富庶，而财政紊乱，胡匪猖獗，暴敛横征，社会破产。数次侵略关内之战，皆耗费数千万金，何莫非东省人民之所负担，充其舍近图远穷兵黩武之虚荣心理。东省民力，将无复得资休养之期。推翻张作霖，即为刬除整体地方之障碍，此就积极方面言也。
1918年2月，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邵飘萍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
寥寥数笔，邵飘萍即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八年后被杀害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邵飘萍做过一件大事，他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4日宣布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强强联手，讨伐张作霖。《京报》为此发表了大量历数张作霖罪状，声援郭、冯二将军的新闻、评论。这件“挖墙脚”的事令张作霖切齿痛恨，难以释怀。及至12月7日，一大张两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满满当当全是最近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的照片，异常醒目。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介绍语，比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甚至流播到前线，奉系军心为之动摇，连连失利。张作霖既恨邵飘萍，又怕邵飘萍，一时黔驴技穷，傻人想出蠢办法，居然汇款三十万元公然收买《京报》。邵飘萍又好气、又好笑，当即将银钱悉数退回，使得《京报》上攻击张作霖的火力不见减弱，反而增强。他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张作霖的想法非常简单，你邵飘萍不识相、不买账、不贪财、不要命，可谓软硬不吃，那我张大帅就只好寻机将你活捉枪毙，惟有将你消灭，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的部队遭到奉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兵败被俘，翌日遭到枪杀。邵飘萍闻讯之后悲愤莫名，立刻向读者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