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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与艾滋病（2）（图）
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很多同性恋者都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即使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者，也不承认自己有过肛交行为，在他们中间寻找与发现艾滋病感染者更是困难。但是，从以下这些调查中可以充分地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据“上海调查”，在２５４例同性恋者中，有肛交行为的占３６．９％，在这部分人中，有９４．７％的人不使用保险套。台湾高雄医学院柯乃荧等学者１９９３年对２２名同性恋者和７名双性恋者做了调查，他们在肛交和口交时经常使用保险套的４人，占１３．８％；时用时不用的１３人，占４４．８％；根本不用的１２人，占４１．４％。在国外，已有充分的根据说明了采取未保护式肛交是传染艾滋病的最直接的途径之一，而中国的同性恋者也在重复这高危险的性行为，而且通常忘了或根本不懂得使用最重要的护身符——保险套，中国人的生理结构和外国人并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就不易于感染艾滋病吗﹖在调查中，调查者曾多次询问中国的同性恋者：问：“你不怕得艾滋病吗﹖”答：“我不会得艾滋病，因为我相信我所接触的人都很安全。”“我接触的人不多，我想我不会那么倒霉。”问：“你们发生性关系为什么不戴保险套呢﹖”答：“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我愿意为他而死，还在乎什么艾滋病”“随身带一个保险套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好像随时都要跟别人玩。”问：“你做过艾滋病血液筛检吗﹖”答：“谁敢去做，如果真是带原者，那不是自投罗网吗﹖”“没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主动去做这种检查的，否则，那等于让别人知道我有问题，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就是同性恋”根据台湾高雄医学院柯乃荧等学者的调查，台湾的同性恋者不愿意去做艾滋病血液筛检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勇气面对检验结果７人，占２４．１％；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６人，占２０．７％；不知道确实地点６人，占２０．７％；否认艾滋病有威胁２人，占６．９％。不久以前，张北川、李秀芬、史同新、胡铁中、曹宁校等作了一个中国大陆男男性接触者男性肛交者的艾滋病高危行为和相关情况的调查，在８５９份有效问卷中，发现年龄中位数是３０．０岁，约１８岁开始有肛交行为，占７７．４％，８６．９％有口交行为。累计男性伴侣中位数为１１人，最近一年的男性中位数是３人。近一年５５．６％有偶遇性性伴侣，９．６％“买”过性，３．３％“卖”过性，１８．０％曾有群交行为。在８５７人中，１８２人曾有过性病，占总人数的２１．４％；对７１人进行过艾滋毒抗体检测，３人阳性，占监测总数的４．２％。二、中国男同性恋者已成艾滋病高危人群统计数字毕竟是抽象的，从下列一些具体情况来看，可见实际问题之严重：我上个月去广州探亲，在广州看到遇到的一些事情，真叫我心情沉重。广州火车站旁的一个大型公厕里，人们川流不息，我真不敢想像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有人找“朋友”。厕所里每一个小门背面都写着同性恋者的联系号码，有手机、呼机号码。我在那里半个小时就发现了三个同性恋者。一个２０多岁的广东人，也不管对方是否健康，马上就想和我发生关系。我说，你先别急，然后问了他一些个人问题。他不耐烦了，他说：“你要玩就玩，不玩就算了，问那么多干吗﹖”说完就走了。接着我又见到一个湖北人，３５岁左右，身材高大，他坦然地在那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１０多分钟后，他走了。另外一个是广州人，５０岁左右。他告诉我现在像吸毒一样，总要到这里来找人“玩”。他还说广州这里很乱，经常有敲诈勒索的事情发生。他也想和我“玩”，我说我没有心情。爱同性真的这么为难吗﹖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固定伴侣，为什么他们都不怕传染艾滋病，为什么……希望你们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朋友走出黑暗。以上情况是令人忧心忡忡的。但是，同性恋者的活动并不单是公共厕所，以下是对大连一所公共浴池的描述：这座浴池在大连同性爱圈里颇有“知名度”。因其条件环境较差，极少有异性爱者光顾。所以成了某些同性寻找性伴，满足性需求的“天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来到这里，没想到人已“爆满”。刚进门服务员就告诉我，没有换衣箱了。大约等了半小时，依然没有换衣箱，而和我一起等待的已增加到四个人……走进蒸汽房，一眼就看到房里两排椅子上坐满了人，还有三五个人站着等。不足五平方米的蒸汽房内有十几个人。就在我进去的一刻，我看见有人在飞快地缩手，马上端正坐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几个人已经“兴奋”起来，见有人来就用毛巾盖住私处或转向墙角处。过了一会，有人试探性地来碰我，他慢慢靠近我用皮肤来摩擦。蒸汽房内的气氛渐渐活跃。大概觉得没什么危险，有的人开始大胆地相互手淫，旁若无人地开始口交。也有人在一边只是欣赏。这个时候假如有人进来，大家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没过一会又进入“角色”。从蒸汽房里走出，我来到休息厅。休息厅和一般浴池的休息厅没什么区别，只是没开灯，光线极暗，只有一台开着的电视。休息厅很大，躺椅上人头攒动，没有一个空位。躺椅上有毛毯。毛毯下面不少是一对一对的。等眼睛慢慢适应黑暗后，我观察了一会才发现其中的“玄妙”。刚从浴池中走出来的人慢慢凑到一起，钻到一床毛毯下。接下来毛毯不断地动，你会联想到他们在干什么。有的毛毯下面甚至是几个人。这样的场景在这里随处可见。特别在光线最弱的一处，人们几乎是“光明正大”地口交、肛交，甚至是几个人一起滥交。在最后一排躺椅上，有一个约２０岁的男孩，躺在那里先后为四五个人口交过我第二次到这个浴池时，又看到了他。后来听人说，这个男孩每个星期必来这里，总是这样为人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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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与艾滋病（3）（图）
三、减轻社会压力与加大社会干预艾滋病是人类的大敌，决不可等闲视之。事实证明，同性恋也是性病、艾滋病、鞭毛虫病、阿米巴痢疾、乙肝及其它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形式，严重危害自己和别人的健康。例如：鸡奸后精液进入肛门，会产生精液过敏；肛交还会导致肛周黏膜损伤等。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民众的科学知识平均水平不高，对艾滋病的威胁的大规模宣传教育还刚刚开始，许多工作还受到人力和物力的限制，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同性恋者对艾滋病危险的认识还远远不足，还没有发现在同性恋者中有多少倾向于安全性行为的趋势。特别是在社会重大的压力下，绝大多数同性恋者竭力地隐藏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竭力地掩盖自己同性恋的性行为，这就使社会无法对他们有的放矢地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从而无法有力地纠正男同性恋者之间的未保护式肛交，制止艾滋病毒的感染。如果人们能面对现实，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消灭同性恋者，在同性恋者中又不可能消除性交行为，那么就应该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让同性恋者消除心理压力，愿意接受这方面的宣传教育，愿意接受艾滋病毒的筛检，这无论对同性恋者本人或对全社会而言，都是大有好处的。同性恋的社会干预应包括文化干预、道德和法律干预、医学和心理学干预。文化干预是指努力建设有利于同性者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扬弃传统文化中对同性恋者歧视的文化因素，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建立良好的、文明道德的社会风尚，加强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的文化素养，加强道德教育，加强健康的性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包括同性恋知识，促进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理解和适当的宽容。道德和法律干预是指同性恋行为必须是在社会道德规范允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倘若一味寻求感官刺激，丧失羞耻感，缺乏道德观念，只顾自己发泄而不顾及他人，不顾及社会甚至损害于别人、毒害青少年，不仅应受到道德观念的谴责，也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干预也是一种环境压力，促使他们约束自己，适当克制自己的欲望，收敛自己的行为，不妨碍他人，与整个社会和谐一致。医学干预和心理学干预对那些自感有医学问题及心理矛盾而主动寻求医生或心理医生帮助者更为有助。各类同性恋事实上都需要心理支持，即使是那些已触及刑律、已构成犯罪的同性恋者，在对他们进行行政或刑法处理的同时，也必须给予心理支持或心理治疗。医学干预主要针对包括同性恋者可能存在的生殖器官畸形、性功能障碍及其它医学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