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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与艾滋病（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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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在香港和台湾（1）（图）
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其居民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他们和大陆的居民一样，都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对包括同性恋在内的许多问题都有着相同的或相似的看法，但是，由于近几十年和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背景不完全相同，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同性恋问题也有一些特殊性。香港在同性恋问题上所受到的文化影响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大陆的移民，由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的香港居民大都来自内地，所以对同性恋的态度在很多方面是以内地为规范的；二是来自英国，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很早就将禁止所有的同性性行为的传统法例带至香港（如果说得准确些，法例并没有禁止同性恋，而只是禁止肛交）；三是教会的影响，由于基督教会不断地传教及开办教育，不少香港人也不自觉地以基督教的性道德观念作为批判同性恋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自然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同性恋者不外都是男妓、女人型、男人婆、监犯、堕落的洋人、嬉皮士、吸毒者、变态佬、阔佬家的花花公子等。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大众传媒中涉及同性恋的内容很少，即使有偶尔的涉及，字句中也总是鞭挞和谴责的。那时，香港的同性恋者总认为自己是“世上唯一的畸人”，多数采取自我鄙视和自我逃避的态度。他们极力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则，社会上的鄙视和家人的痛苦使他们受不了，但是催婚和迫婚使他们穷于应付，因为不结婚、不生子就是“变态的证据”，所以大多数同性恋者不得不和异性成家立室。不过，那时同性恋者也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和小团体，如“椰子团”、“冬菇四”、“彩虹团”等，有时也组织一些小圈子的娱乐活动，多数同性恋者依靠小报的征友广告、“派对”、“钓鱼地区”、朋友介绍等途径找同性恋伴侣，当然，这一切还是相当秘密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８０年代中期，香港警方对同性恋的大搜查相当厉害。１９７８年，香港有一名律师因触犯英方关于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法律而被判入狱３年，随之警方成立“特别调查组”（Ｓ．Ｉ．Ｖ．），专门暗中调查香港的同性恋状况，特别是那些从事司法、警务及其它公务的人员状况，从此香港检控同性恋的案件大增，Ｓ．Ｉ．Ｖ．成立前７年中共有１２８宗，成立后５年共有２７０宗。１９７９年，中环一个老板因涉嫌开同性恋酒吧而被捕入狱；另一个迪斯科舞厅因宣布每星期四晚上专为同性恋者开放而被取消营业执照。１９８２年，港英当局检叙司罗能士发出一个秘密通告，下令举报属下的同性恋公务员，并将其解雇，以后这个通告被公开，此举导致Ｓ．Ｉ．Ｖ．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间对同性恋者的秘密调查达到了高峰。１９８３年，Ｓ．Ｉ．Ｖ．突然袭击中环某餐室，扣留并盘问了２００余人，从中盘查了同性恋者（特别是公务员）的私人资料，这一行动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多数人认为这是对私生活不合理的骚扰。反作用力往往和作用力成正比，这一期间，有不少香港人士也为同性恋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奔走呼号，研究这个问题，宣传对同性恋要有正确认识的主张。１９７９年小明雄（笔名）发表了《同性恋宣言》，创办了有关刊物如《粉红三角》及《东涛》，并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到一些地方发表演讲。小明雄还开始在《号外》杂志发表同性恋的理论文章。这是香港第一次出现的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团体，第一次在杂志上公开出现有关同性恋的论述文章，其观点和过去的所谓“道德堕落”及“病态”有所不同。１９８１年，小明雄出版了《同性爱问题２５讲》，这是香港第一部采用现代性学及现代同性恋运动立场并且用中文写成的著作。１９８３年，伟文（笔名）在《音乐一周》杂志发表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并在《城市论坛》中现身说法。１９８４年，小明雄出版《中国同性爱史录》，这是专门论述中国同性恋历史的第一部著作。１９８７年，李景邦（笔名）和小明雄先后在《解放月报》发表有关同性恋的文章，这是这类文章第二次在香港的《认真派杂志》中出现。同年，香港大学的学生刊物《学苑》举办了同性恋问题的研讨会。１９８８年，李景邦出版了一本题为《浑沌初开》的小册子，提出了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切身问题，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新角度，又强调重新自我认识的重要，这是继小明雄之后又一部为研究同性恋问题打基础的书。１９９１年，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导师何式凝女士还在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开办了“了解同性恋的研习班”。从以上这些活动，可以看出一些香港学者在研究同性恋问题上孜孜以求的苦心和努力。可是几位有代表性的作者与学者发表文章与著作都用笔名，这也表明他们在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之大。１９７７年，香港前律政司霍布雷（Ｈｏｂｌｅｙ）表示当局准备修改同性恋法例，使之与英国的看齐。１９８０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任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同性恋的法例问题。１９８２年这个小组将同性恋法例报告书交回法律改革委员会，在这以后的两年，香港各界对同性恋问题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争论，正反双方都纷纷发起签名运动、民意调查、请愿等活动，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１９８３年，法律改革委员会公开了这个报告书，建议将成人彼此同意的私底下的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其他情况仍属刑事案件），并将法例扩展到同性卖淫活动。其后有区议员搞民意调查，而教会人士纷纷反对非刑事化，并与其他反对团体组成“各界关注同性恋法例联合委员会”，这些团体坚持认为同性恋是病态，应该接受辅导与治疗，并应将刑罚保留。在这时期一连串的争论中，正方是心理学家牟非博士（Ｄｒ．Ｍｕｒｐｈｙ）与香港心理学会，该学会主席黄志荣发表声明，认为同性恋不是病，也不应强制治疗，改变倾向，并支持将其非刑事化。１９８７年，香港当局再度提议处理同性恋法例的建议，并说已把它呈交到行政局，以后有不少议员表示反对，于是建议再度不了了之。在这过程中，再度引起了一次“舆论战”，有些人继续坚持反对对同性恋非刑事化，而香港性教育促进会会长吴敏伦等则主张对同性恋问题采取一个开明的态度，并赞成取消刑罚；香港家庭指导委员会的立场一向也比较开明。１９９１年７月，香港当局终于通过并颁布了同性恋非刑事化草案，社会舆论仍不一致，对这个问题的评价、争论很多。有些人认为，“同性恋非刑事化”始终令人担心，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有人曾问那些赞成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人士，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者会怎么办，对此，香港性教育促进会会长吴敏伦答道：“对此我当然会很觉遗憾，因为他会属于社会中不幸的少数。我会希望他不是真的同性恋者，会替他尽量找机会或可行方法去转变回异性恋者。但如果确定他已不能改变而再试图改变会使他更痛苦，我会接受他，容许他满足他的同性恋需要，尽量帮助他不因这不利的倾向而发挥不出他其他的能力和对社会的功用。”此外，在赞成者中，有些人认为同性恋非刑事化草案还有不足之处。例如香港大学社工导师何式凝认为，草案规定进行同性性行为的合法年龄，男子为２１岁以上，女子为１６岁以上，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应该同为１６岁。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要男子２１岁才可决定与什么人发生性行为，而女子１６岁就可以，这是否说男子需要保护多一些，而女子则不用。如果讲生理，男子在十三四岁也已发育，因而如果一个１９岁的男子和他人进行同性性行为而被抓去坐监，这是十分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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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在香港和台湾（2）（图）
周华山在《后殖民同志》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这就是中西方同性恋文化中的奴役和歧视现象。他说，写作《后殖民同志》一书“开放了我人生历程的另一个阶段”。他结合自己近年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思考，并基于“对自己身为亚洲人、华人及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认同”，不再把西方文化价值奉为恒真长存的客观真理。他的目标“并非追究逐单一化、一体化的‘华人同志理念’，而是深层地反思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文化差异，从而建立切合自身社会文化状态与需要的同志论述”。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对其同性恋研究的评价是：“周华山应该是当今华人社会中研究同性爱、同志运动最有成就的学者。他结合社会学理论及实地调查，又以中西文化的比较观点，来透视华人社会中的同志爱现象，因此，他的著作具有学术知性的广度与深度。又因周华山把同志爱视为人性之一部分，所以他的研究特富人情、人味。” 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多起来了，有人统计，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同性恋文章，２０００年与１９９２年相比，增加了７４％。香港卫视中文台几次播出介绍同性恋的专题节目，例如２００１年６月，他们再次播出，该台著名主持人许戈辉主持了节目，两位嘉宾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和同性恋者、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子恩副教授。公众对这个节目反响十分热烈。香港有一些同性恋组织，他们和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等地的同性恋者有频繁的交往。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有同性恋者经常聚集的酒吧、茶吧３０多处。不过，有些酒吧往往是鱼龙混杂。２００１年５月，香港警方对一同性恋酒吧进行“扫场”，发现不少人可能身怀毒品，并当场抓获携带毒品者７人。搜查时采取了特殊的“探肛搜身”的方式，并从一个男子的直肠内搜出毒品。总的说来，形势是越来越开放了。在香港，有一些同性恋者不再对自己的性取向讳莫如深，甚至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例如，著名艺人张国荣２０００年８月公开了他与男友唐先生的同居关系，当时，４４岁的张国荣的性取向一直是香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和唐先生相识已有３５年，自１９８５年起两人感情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张国荣在香港演出时穿女人的裙子，有言语挑逗等大胆招数，引来不少议论。２０００年他在马来西亚的演出中被当地政府以宗教为由，禁止他穿裙演出，当地主办单位的负责人说：“政府不鼓励、也不赞成男人穿裙装，因为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张国荣跳楼自杀，一时成为一个特大新闻。张国荣生前演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有些电影是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