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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安√钡慕嵌壤囱芯客粤担粤倒媸且恢帧凹膊 薄ⅰ安√甭皓t有的研究者还好心地呼吁社会对同性恋者“给予”一些宽容，可是这种宽容听起来总有点“恩赐”的味道。二、聚集在防治艾滋病的大旗下学是如果说，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期，许多学者、社会工作者在这方面还是各自为战的话。那么到了９０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对同性恋的研究开始聚集在一面大旗下，这就是防治艾滋病。艾滋病对人类生存是个最凶狠的敌人，迄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防治办法。从８０年代后期开始，国际上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以庞大的人力、物力来研究如何防治艾滋病，从９０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防治艾滋病了。同性恋问题和艾滋病有密切联系，在“防治艾滋病”的大旗下研究同性恋问题不仅堂堂正正、理所当然，而且比较容易得到经费，得到政府的批准，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情况，正和中国的性学研究要扛着“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大旗一样。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和权宜之计，它们本来就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学者万延海出面主持了艾滋求助热线，并开办“男人的世界”沙龙活动，探讨同性恋者的生存和发展，自我认同和教育社会公众如何面对艾滋时代的挑战等内容。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４日，这个沙龙在北京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媒体广为报道，万延海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同性恋现象开始“公开化”。１９９４年，万延海在北京又建立了一个爱知行动项目，该项目除了编辑交流资料《爱知简报》外，万延海还经常组织小型学术讨论，把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年龄和知识背景的同性恋者的认识和经验及时汇聚，使之变为更多同性恋者可以共享的财富。这些讨论，也向性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健康教育人员开放。可以说，爱知行动项目架设起了同性恋者和学术界进行交流的第一座桥梁。学术界有了正面研究同性恋现象的较多机会，同性恋人群也由此使自我认同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科学审视和文化反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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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3）（图）
万延海在同性恋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但是，在９０年代前期，社会上许多方面对同性恋还没有摆脱历史偏见的束缚，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活动更是犯了大忌。压力接踵而来，万延海被迫离开了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支持他的领导也受到牵连。１９９４年３月，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的《同性爱》。有４０多万字。这是中国第一本从理论上全面论述同性恋问题的著作。张北川教授由于工作的关系，从艾滋病注意到同性恋这一现象，又接触了不少同性恋者，深切地感到对这个问题实有研究的必要，于是以极大的精力，克服了许多困难，深入研究国内外这方面已有的成果，加上自己的体验，写成了这本书。他说：“我是医生。医本仁术。从开始行医时起，我就把科学与人道主义看成引导自己前行的旗帜。当我看到这些同性恋者的经历、痛苦和悲哀时，我也深深地感到了痛苦、悲哀，我感到惶惑不安。我感到极大的压力，一个医生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许多次为此失眠。特别是看到个别人所遭遇的、一般的人道主义原则（更不用说党的有关政策了）受到严重践踏的困境，我曾多次想起莎士比亚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那首诗的第一行是：‘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发现，我必须把我知道的知识和许多想说的话讲出来。如果不把这一切讲出来，我将受到良心的无休止的折磨，将永无安宁之日。”他又说，他想通过各种学术途径和传媒界，向大众宣传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同性爱不是道德问题，不应歧视、谴责和打击同性爱者。把同性爱归结为道德问题的认识早在６０多年前就已经被科学研究所否定。第二，同性爱不是疾病。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同性爱是疾病的学说是错误的。“我们大声疾呼，用科学之光，引导异性爱大众社会和同性爱社群，共同抗击艾滋病对现代中国的挑战；用科学之光，引导异性爱大众社会和同性爱社群对同性爱的认识和决策；用科学之光，引导中国社会有关同性爱现象的性文明进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艾滋病在中国进入快速流行期，由于中国首例传播感染艾滋病毒者是男性，而在以后的感染者中同性恋者又占相当比例，艾滋病的沉重使中国社会更多地关注同性恋问题。张北川开始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１９９７年，在“中国首席艾滋病干预研讨会”上，首次由张北川报告了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为防治艾滋病，他争取到了一些国际援助来研究艾滋病问题。２０００年，由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张北川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办，召开了中国非政府组织首次与同性恋者正面对话的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这次会上，传达了国家卫生部领导人强调“要做好对同性恋人群的关心、服务和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外学科的一些权威专家和同性恋者进行了真诚、平等、坦诚的交流。张北川在这方面是一位卓越的、有献身精神的宣传教育工作者和组织工作者。他在工作中虽有阻力，但这阻力比前几年小多了，因为他的工作纳入了防治艾滋病的范围之内。１９９８年初，由福特基金会和巴华·马丁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一些中国同性恋者共同资助，建立了一个由许多专家、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共同创办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定期出版刊物内部资料并定期进行科研调查。《朋友》和各有关部门及２０００多名同性恋者建立了联系，在同性恋和防治艾滋病的问题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组织作用。三、同性恋研究突破文化禁忌的坚冰１９９５年４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方刚是《天津工人报》的一位年轻记者，他在几年前就十分关注我国的同性恋问题并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１９９４年年初～９月，他以记者、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深入到同性恋者的内部进行采访，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他也和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这部２０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同性恋者的现状。这本书第一次印刷就达７万多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这一时期，对同性恋问题的出版虽有禁令，但不知为什么，这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反而越来越多了。１９９５年《人之初》杂志发表同性恋者的自述《渴望幸福的爱》。１９９７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在精神卫生科普报纸《精神卫生通讯》上开展了应不应把同性恋剔除出精神疫病分类的讨论，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对这个问题作公开讨论。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魏宏岭的《关注同性恋》，这篇文章几乎占了一整版的篇幅。１９９８年５月２日《陕西日报》刊载了李银河的长文《中国的同性恋》，随后李银河又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一书。２０００年５月６日《中国新闻周刊》Ｃ版以“模糊男女”为标题，以全部篇幅探讨同性恋问题。２００１年１月《现代文明画报》又以全部篇幅探讨同性恋问题。其它大大小小的报刊还刊载过不少有关同性恋的文章，一时颇有风起云涌之势。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也进入了网络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为同性恋者提供了崭新的沟通渠道和发言空间。同性恋者在网上交流生活体验，发表文学作品，就同性恋话题进行各种学术性探讨，并通过网络寻找志趣相投的朋友。据在同性恋圈中颇有影响的“广州同志”网站的统计，中国大陆同性恋者的网站或以同性恋者为主要诉求对象的网站或网页，总数接近３０００家。这些网站有的侧重学术研究，有的侧重文学艺术，有的侧重资讯交流，对同性恋者的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国际和中国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学里都明确认为同性恋既不是罪，也不是病，没有必要封锁它和压制它了，相反，为了防治艾滋病，更为了尊重人权，还要好好关心它、研究它，同时，网络时代的到来，再限制、封锁也限制、封锁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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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同性恋者知多少（图）
这是研究、了解中国的同性恋状况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如果“心中无数”，没有一个数量的分析，就很难对其它方面有深入的了解。可是，也许这将是个不解之谜，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很难有比较精确的统计，这不仅因为许多同性恋者由于害怕受到歧视而对此讳莫如深，也因为究竟怎样才算是同性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只要有心理倾向，还是必须有行为表现？同性性行为只指性交，还是也包括拥抱、接吻、抚摩及其它？是不是必须自己承认才能算是同性恋者？凡此种种，目前的看法并不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性恋还是一个模糊概念，从模糊概念出发只能调查出一些模糊数据。当然，有一个模糊数据（或称框算、估算）也比没有数据要好得多，它毕竟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社会。世界上有不少学者对同性恋的数字作了调查与分析，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西教授的调查，１９４８年报告在５３００名成年男性白人中，有过同性恋的占３７％，其中绝对同性恋者为４％；１９５３年报告５９４０名成年白人妇女中，有过同性恋的占１３％，其中绝对同性恋者为３％。美国政府的一个出版物中公布了吉伯哈德１９７２年的估计：成年妇女中有过同性恋体验的约占１０％～１２％，男性同性恋的发生率更高一倍，即约占２０％～２４％。当然这是美国的情况，别的国家也许没有这么高。然而，即使按照德国施奈贝尔博士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看法，同性恋的数量也很可观。他说：“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同性恋者占全体居民的３％～４％，照此标准世界上至少有一亿人是同性恋者。”以上是世界上对同性恋者数量的几个比较有权威性的估算，虽然仅仅是估算，而且结论并不一致。那么现代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新中国建立以后，人们极少谈论同性恋，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怪异”现象在新社会是不会也不该存在的。可是，１９８１年上海的一位医生在《大众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述及《红楼梦》这部著名的古典小说中至少描写了五对同性恋者。此文发表后，作者竟收到了１５０多封同性恋者的来信，有的是叙述自己的苦闷，有的是寻求同情，有的是提出问题要求解答，还有一封信说，目前中国的同性恋者很多，仅他一人就认识３００多位同性恋者。这一情况在内部传开后，令许多人大吃一惊。此后十多年，中国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同性恋问题的研究，但只是在同性恋者当中调查研究有关同性恋的许多问题，而没有在一个相当广泛、有代表性的人群中调查同性恋者所占的比率。在这方面的首先尝试是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所作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这个调查并未重点调查同性恋，但是对大学生的调查和对城乡已婚者的调查中涉及了这个问题。在调查问卷中对这个问题的界定是过去与他人有过同性性行为（指广义的性行为，即包括接吻、拥抱、抚摩、口淫、性交等），而这种性行为是在性驱动下进行的（有些无意识的模仿、嬉戏不计在内）。这个调查报告收集了３３６０名男女大学生的自我报告，按性接触方式分为：和同性有搂抱行为的情况、和同性有接吻行为的情况、和同性抚摩生殖器的情况、和同性性交的情况等４种类别，每种类别分别设置了频率：经常、有时；态度：主动、被动、被迫；感受：愉快、反感、无所谓等详细问题。调查结果表明：和同性有搂抱行为的２５１人，占全部调查对象的７．５％；有接吻行为的８２人，占２．４％；抚摩同性生殖器的６８人，占２．０％；与同性生殖器——肛门接触的２０人，占０．６％；与同性生殖器——口接触的１３人，占０．４％。若以搂抱为标准，大学生中有同性恋倾向的占７．５％，其中男大学生占全部男生的７．０％，女大学生占全部女生的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