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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医疗费用的开支逐年剧增，许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堪重负，医疗制度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而要想顺利完成医疗保健制度的转型，首先必须扭转陈旧的治病用药观念。
《黄帝内经》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告诫人们要重视预防，在疾病还末发生之前就积极进行预防，高明的医生治病的着眼点在于注意平时的预防，提高人体的自身抗病素质，重在防患于未然，这就是所谓“不治已乱治未乱”的道理。而如果平时不注意进行养生保健，当病已经发生了，这是不得已而治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这种弊端：“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铸，不亦晚乎”。道教医学是以道教修炼成仙、长生不死为主要目的的医学，因此历来重视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被道教奉为经典的《道德经》中就已有防患祸害的思想。老子说过：“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就是说战争以后由於死亡人数后，必有凶年。指战争以后由于死亡人数剧增，必然引起疫病的流行和荒灾。著名道医葛洪生活在东晋社会动荡的年代，亲眼目睹了瘟疫流行所造成的惨状，自然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防治。他主张对疾病的治疗首先防止疾病的发生，要把病患消灭在发生之前，发即所谓“消未起之患”和“治未病之疾”。葛洪还主张对疾病的预防要和日常养生保健结合起来，要在无病、年轻时就应及早进行。“凡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 不仅如此，葛洪甚至把在养生保健、预防疾病问题上能否懂得从细微入手，防微杜渐，看作衡量一个人是否知“道”的标准。他在《抱朴子内篇》中说：“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若能爱之於微，成之於著，则几乎知道矣。”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0页。在葛洪等道教医家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修身养性中，能“务谨其细”，做到防微杜渐，那么他就几乎是知“道”了。反之，如果“恃年纪之少壮，体力之方刚者，自役过差”，那么将“百病兼结，命危朝露”。唐代著名道医孙思想邈也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他在《千金要方》一书中郑重告诫人们：‘勿以健康便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他甚至还把是否懂得预防疾病及是否擅长治疗未发之疾作为划分、衡量医师的医术水平高低的标准。他在《千金要方》中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这是因为在孙思邈看来，“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所以，孙思邈认为只有那些善于医未病之病的医师才称得上是妙手回春的上医，而那些只会医已病之病的则不是上医，充其量只是个下医罢了。这些思想与《黄帝内经》“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的思想是一相承的，有其深刻的现代价值。返观当今社会，人们往往陷入这样一个误区，即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日趋剧烈，致使人们整日奔波于生计，无暇顾及养生之道，一旦患病首先想到的是到医院求医吃药，把吃药作为医病的唯一手段，将药物治疗奉
为维护生命健闪的至宝。这种观念对生命健康极为不剥。《灵枢·病传篇》有一段关於医疗
手段的论述，云：“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於诸方，或有导引行气、？ 、摩、灸、熨、剌、〓、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这里借黄帝之口，将治病手段依次分为导引行气、？摩（按摩）、针灸、热熨、针刺、汤药。也就是说《黄帝内经》将不假药物的导引、按摩这类自然疗法优先於饮用汤药的内治法。而现今人们却首先选用药物内治法，无效时才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转向导引行气之类的外治法。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道教医学养生思想的现代价值（11）
综上所述，现代医学认为，服饵药物，是养生保健、防治疾病的重要方法。道教服食之士服饵的药物，除了一部分是由五金八石炼制的丹药外，大部分是天然的草木类药物，其中含有丰富的、人体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和成分，一般不含毒性，长期服用比较安全。这些天然的草木类药物不仅能有效地补充机体气血、阴阳和亏损，改善这些重要生命物质的质和量，而且还能充实和调整脏腑组织的生理功能，扶正祛邪，提高机体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道教服食家服食的这类药物及其创制的方剂，多是些味平、气厚、营养丰富的补益药物，尤具补肾、健脾功效，在延缓人体衰老方面有特殊意义，是较为理想的抗衰老药物。总之，道教服食养生方术是道教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整理，去芜存菁，使其合理内核和积极部分不断发扬光大。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家们业已逐渐认识到化学药物对人体的毒副作用，治病防病途经已开始从化学药物治疗方法转而求助於非药物治疗手段，从重视对疾病的临床治疗转而重视对疾病的预防，自然疗法风行起来，从而有所谓“第四医学”的崛起。什么是自然疗法？一部认为：“ 自然疗法是以中国传统医学为基础的医疗方法。因而，也可称为自然医疗或自然医学。由于许多疾病可由患者自己治疗，因此，也可叫做自我疗法。”陈永秉编著：《疾病自然疗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自然疗法采用饮食疗法、运动疗法、按摩疗法、刺激疗法、练功疗法、外敷疗法、沐浴疗法及心理疗法等非药物疗法，与一般医学相比，有其优点。简单易行，使用方便，对防病治病、保健养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特别是对一些慢性病和身体不适症状，自然疗法有一定的疗效。其治疗方法一般没有副作用。道教医学养生方术是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其中导引、按？ 、吐纳服气、服食（食疗）、辟谷（断食疗法）、房中、胎息、守一、存想、内丹诸术中皆蕴涵了丰富医学养生思想，其特点是“不劳针石、不假汤药”，即通过调动、开发人体潜能而达到自我调摄、自我保健的目的。修习道教养生方术，能有效地促进身心健康，既防病於未然，又免於吃药、
打针之苦，同时也可节省大量的医药费用。由此可见，道教养生方术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自
然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我们下大力气挖掘研究，以造福当代人类社会。
第七部分：农道合修——道教农学思想索隐一个被遗忘的研究领域（1）
传统观念认为，道教注重个人修炼与解脱，似乎不大关心世俗社会“辟土殖谷”、畜牧、桑蚕之事，于农学无涉。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道教以“贵生重生”、“生为第一”为基本教义，而生命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衣食保障。从逻辑上分析，道教“重生”必然导致“贵农”，农耕之道也是道教孜孜以求的自然之道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农耕之道的探索也就成为道教徒奉道体现和求道证道的一个途径；道门奉行“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的教戒，这一宗教伦理有助于强化道教与农学的关系；宗教的发展与宗教自身的寺院经济实力有密切关系，力耕自养、农道合修则一方面可以解决道众的生计，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农桑之业来扩大宫观经济实力，为道教实现济世度人的宗教关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为巩固发展教团组织提供恒久动力；道教信徒多来自农家子弟，自幼对农桑之业耳熟能详，具备农道合修的基础和条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道教典籍中本身就有“农道”一词的专门用法；道教中一直存在着“农道合修”、农道并举的潜流与传统。张道陵创立的道派之所以被史书称之为“五斗米道”，也与道教尚农道风有某种关系关于“五斗米道”名称的来历，还有其它不同说法，如认为与道教崇拜五方星斗有关，也有认为“五斗米”最初是作为病愈者向教内回报的医资。参见盖建民著：《道教医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道门中有不少名士高道本着出世而不离世的宗教精神，对事关民生大事的农桑技艺也表现出异常的兴趣，在农学领域中有着不俗的表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农学思想。
一、道教“重农”、“贵农”思想考原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道教文化研究日趋活跃，研究的视觉、层次和领域更趋多样化，一改以往被边缘化的窘况，呈现出勃勃生机。道教科技的探索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和重视。参见本书附录。然而道教与农学的关系却始终是一个未开垦的原野，若干年前，笔者曾撰写过一篇探讨道教农学思想的论文，盖建民：“全真子陈NFDD6农学思想考论 ”，《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4期。但几乎成为绝响，未能引起学人应有的关注。
道教“重农”、“贵农”渊源于道家“上农”思想。早在上一世纪，冯友兰先生曾就《吕氏春秋》之《上农》篇作了思想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页。《吕氏春秋》是战国末秦国相吕不韦组成其门客集体编写的。《吕氏春秋》的结构，分十二纪（自孟春纪至季冬季，每月一纪，每纪各五篇）、八览（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美览各八篇，独有始览七篇）、六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各六篇），文体极为严整。一般认为《吕氏春秋》属杂家，其内容十分广泛。关于《吕氏春秋》一书的思想性质，历来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东汉高诱《《吕氏春秋序》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也就是说其思想倾向老庄学派；二是《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大抵以儒家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三是清代卢文？说：“《吕氏春秋》一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 今人任继愈先生认为：“三说之中，以高说为得实。”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吕氏春秋》受道家影响很深，书中提到老子有五处，多次引老子之语。《本生》、《贵生》、《情欲》、《审分》《君守》诸篇都充满了道家全生贵生、清静养生、无为而治的思想。《吕氏春秋》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辨土》、《审时》专论农事，有许多重视农业生产、适时垦殖的论述。例如，《上农》云：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号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 87年版，第915～916页。《上农》首先指出重农不只是获得土地生产之利，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农民淳朴易用。重农有助于消除动乱，富国强兵。从这一认识出发，《上农》提出强本抑末、不违农时的重农思想。《吕氏春秋》在随后的《任地》、《辨土》、《审时》三篇中，集中论述了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包括根据不同土地选择不同的耕作时间，施用不同的耕作方法，要精耕细作，因地制宜等。例如《任地》云：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上田弃亩，下田弃田川。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之美禾，来兹美麦。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23页。
第七部分：农道合修——道教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