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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当前赖以为生的土地是极端危险的事情。从以上这些措施起步，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因此增加普通百姓收入，减轻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不但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以内需为主的必由之路。
策二十五讲中到过分强调藏富于民将会削弱中央的税收汲取能力。这对经济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是很正确的。策中强调对古代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经济，尤其是刚刚结束战乱的年代，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就很有必要。提高中央的税收汲取能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和管住地方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中国受农耕文化意识的束缚，一直是重农轻商，没意识到流通是发展生产的必要前提。士农工商，把商排在末位，素有“奸商之称。元朝十个职业排序没有商的位置。官府实行盐铁专营也是为了打击民间商业，解放后，群众搞一点贩运，被看成投机倒把。流通放开了，生产发展了，提高中央税收才有保障。中国税收低下，不是藏富于民的结果，而是藏富于官，藏富于商，而不是藏富于普通百姓。中央让利给地方和减税政策，普通百姓能得到好处吗？国营工商企业不论其经营业绩如何，老总的年薪照拿，干部工资是工人的多少倍？地方官员、工商管理、税务以及各式各样的监管部门，他们灰色收入是多少，有谁能说清楚？一个小小公务员，再怎么高薪（养廉），要经过多少年的积蓄，才能达到又买房子又买车的水平？现在不少公务员不但房、车齐备，有的还有几套房向外出租，更不用说级别较高的干部了。中央向地方让利、减税政策确是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还不解渴，他们又看上穷工人的房子和穷农民的土地，低价强买，大棒子开路，随后由公安武警坐镇强制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先富者是撑不起内需市场的，当然对大型豪宅、国外的高档化装品、境外赌场等确是能起到支撑作用。当前要大力强调民（百姓）富才能国强，百姓收入低微，少数人再怎么富，国家外汇再多，也是强不起来的。
三、渐进式发展民主
在《中国崛起策》中，民主发展问题占据有相当位置。该文和网友留言都认为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在条件不成熟时，匆忙地进行普选并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搞不好还可能适得其反。普选是民主建设不断完善的结果。不立即普选并不是不要民主。民主监督是绝对需要的，如舆论不受地方官员约束的监督权，群众的知情权，民情上达的通畅渠道等要逐步完善起来。《中国崛起策》中强调，从基层开始进行民主选举试点，逐步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总之要走渐进式发展民主的道路。
民主与法治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两条腿，缺哪一个都不能健康平稳快速发展。单腿蹦是走不远的。没有民主制约的法治不是法治，有权人为所欲为，有法不依，其实质还是人治。当前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没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民主，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不遵守法律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只会给投机钻营分子、不爱劳动的二混子以逞狂的机会。文革中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造成的后果，人们不会忘记。在旧社会发动群众干革命，推翻封建的暴力统治，当然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律。在取得并稳固了政权以后，民主就要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群众运动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不是一回事。对群众运动式的所谓大民主，必须永远摈弃。
四、珍惜两大成果，面对现实，平稳发展，不走极端
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才取得建成民族国家（站起来）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富起来）的两大成果。想一想这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烈倒在血泊之中，有多少平民百姓死于战乱之下，解放前、后的历次群众运动中又有多少冤魂屈鬼，这两大成果真是来之不易呀！为了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们，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也要倍加珍惜。
由于建国后发生过几次错误，给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造成了不少痛苦，再加上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因而产生了两种极端的思潮。一是要进行二次革命，另一个是立即实行西方式民主，这种左、右思潮都是要改换现在的中央政府，主张从头再来。具有上述左和右两种思潮者寄希望于中国会出现全面经济崩盘和大的社会动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不是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一场大灾大难，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按左、右两种思潮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人的封建割据思想根深蒂固。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每逢中央失去控制时，必然是群雄四起，厮杀混战，要经过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军阀争斗，才能再次建立统一国家。当前中央政府一旦失控，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首先台独、藏独、疆独必然是立马树旗，各地方的野心政客、军阀，打着各种旗号独霸一方，黑社会老大也要上升到地面上来，公开伸头建立其势力范围。到那时中国能出现多少个党？多少个国家？多少个黑庄园城堡？简直是难以想象。这些“国家”能相安无事吗？领土纠纷，民族仇视，水资源分配等都是战争的根源。藏独、疆独还要把汉民族驱逐出去，台独分子对于1949年进入台湾的大陆人一直煸动仇恨。那时难民如同潮水，流离失所者遍布街头。一直梦想支解中国的国际势力绝不会坐壁上观。完成了大支解，还要进行小支解，可能比南斯夫的波黑还要悲惨。中国现在已经到手的政治经济成果必将丧失殆尽，形成历史性的大倒退。出现了这种情况，还谈什么崛起，又有谁能重整山河？
现在我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尽管这个政府从历史到现实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它是我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最重要条件。失去了它你就能幸福吗？请想想伊拉克吧！萨达姆固然不好，专制独裁，对一些人进行过迫害，但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美国给伊拉克送去了什么？民族仇杀，天天爆炸，血染两河。何日才是苦难的尽头？中国大乱以后，比伊拉克能好得了多少？中国大乱不但使中国人民跌入万丈深渊，对全世界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很不容易，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党领导的政府是现实存在。是乱了从头另起炉灶好呢？还是从现实出发，走渐进式向前发展的道路好呢？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是遥遥在望的天堂，一个是万丈深渊的地狱。中国人是会算这笔成本账的。尽管你和你的亲人过去或现在遭受过伤害，在这笔成本账面前也会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出自己的抉择。
五、制度的改革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
《中国崛起策》的一项关键内容是制度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各人民团体组织的权力界定，司法独立都是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内容。所谓司法独立是说司法不受权（政府）、钱（经济）的影响而失去其公正性。制度建设最终凝结到法律，把我国建成一个法治国家。
崛起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段明确而精彩的叙述：“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完全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任何社会，只要有人类的组织和制度，就会有领导。在我国，党的领导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党的领导使得中华民族得到新生，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统一市场构建的两项历史伟业，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以来其它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完成的。”或许有的会问，司法独立，这不是脱离党的领导吗？把两者对立起来。这一问题与党和宪法的关系是一样的。党领导制定宪法，又受宪法管辖，在宪法的约束下进行活动。党领导司法，但党或党的领导人触犯法律也要受到司法追究。如美国的法官经国会通过，由总统任命，但是总统犯法，他任命的法官照样审判他，这就是权力的相互制约。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说了算。至于中国过去（如文革年代）有权者做出违宪违法的事，这说明全体中国人没有法治意识，几千年留传下来的封建小生产意识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这正是我国崛起征程的难点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媒体舆论的传播，群众的理性维权，专家们的献言献策，中国人一定会摆脱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逐步走向法治国家的康庄大道。
有的网友不赞成崛起策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的提法，网友还提到军队的地位问题。这不是什么敏感话题，而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现实存在。前已说明，没有中央权威，什么事也干不成。更不要说建成法治国家了。地方诸侯的尾大不掉，各级官员的下有对策，阳奉阴违，随处可见。在中国要想推动社会前进，没有中央的绝对权威是不行的。中央权威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权威，除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把13亿人纽在一起，拉着这个精神包袱沉重的大国向前迈进。政治制度，军队地位是现实存在，更是加强中央权威的需要，我们现在要改革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按照西方思维方式首先去改变这两件事。当改革深入到相当水平时，人治退场，法治确立，人们的封建小生产意识已经逐步消失，现在看来很难的问题到那时反而容易找到合适的答案。
六、艰难的路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在前进的路上极为艰难，几次错过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进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而中国的百日维新迅速夭折。辛亥革命后，又陷入军阀混战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惜的是1958年犯了急躁病，走了一段大弯路。五十年代日本和我们差不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我们这一折腾，又被日本人落了一大截。六十年代全世界在科技方面正是酝酿大创造大发展大腾飞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却误认为全世界各阶级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全世界都黑了，只有高举马列大旗的中国和西方明灯在为反修而战斗。随后发动了反修论战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折腾就是十多年。在经济方面，不但日本人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亚洲四小龙也跑到我们的前面，又一次错过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走入快车道，取得了全世界为之瞩目的特大成就，可惜的是又产生了一系列危及全局和子孙后代的重大失误，如环境污染，被称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的失败，机构痈肿，贪污受贿，全民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等等都是很难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中国人走的路为什如此艰难？！其根源来自我们内部。
中国的农耕经济产生出来的小生产意识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基础。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根深蒂固，中国人的行为一直受到小生产意识的支配。几千年来经济基础与文化思想意识完全适应，并没有影响慢慢地向前发展，这也同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民族好像坐在一个大圈椅中，前面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后面是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阿尔泰山围起来的圈椅靠背。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封闭环境中，各兄弟民族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溶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清朝初年达到了鼎盛时期。此前虽有过日本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局部外侵，但大体上没有外国能跨越东、西两面的天然屏障，来打乱中华民族慢慢悠悠的发展溶合进程。
19世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技术产生了飞跃，进入现代大工业飞速发展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强国极力向外侵略扩张。中国的天然屏障再也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海上大门洞开。西方人在撬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狩猎文化的理念。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因而形成了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积极进取和团队协同的整体意识。西方各民族具有狩猎民族的特性。他们的观念是优胜劣败。这种理念是和现代大工业生产经济相适应的。快节奏，争速度是现代大工业时代的特点。在此新形势下，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不能适应现代大工业时代的要求。而这一思想体系却牢固地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阻碍中国人的前进步伐。新中国成立以前和以后几次痛失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都是小生产思想意识造成的。解放后把企事业办成大小而全的自我封闭的无形城堡，第一把手的家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