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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时机，都是小生产思想意识造成的。解放后把企事业办成大小而全的自我封闭的无形城堡，第一把手的家长制，一言堂，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人材的单位私有制，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等。改革开放后，并没有认识到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而且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从平均主义跳到贫富极度分化的另一个极端。各地都想成为地区中心，都要建成门类齐全的封闭系统。只顾经济发展，甚至于只管赚钱不管环境污染等的实用主义在全国到处泛滥。
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已有认识，两千年来形成的小生产意识的思维定式，特别是官、民，上、下的思维定式却难以解决，这种思维与市场绞在一起更是不易处理。只靠思想教育，没有中央权威是解决不了的。
大家经常议论说中国始终是人治，距法治还很遥远。千百年来百姓的小民顺民意识，当官就是老爷的意识极其稳固。解放后这种意识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权就是管人的。中国的等级意识特别稳固，官本位思想溶入人们的血液之中。听说寺庙中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之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现在的工人有的不敢向工段长问加班工资的事，“你敢多嘴就叫你下岗！”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对当官的摆架子训人口气十分反感，对依仗权势走后门等行为嗤之以鼻。改革开放后他也当了官，口气很快变了，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和口吻比以前的干部更甚，攀比、摆阔、贪婪的心理与日俱增。“人家坐的是大奔驰，我还在坐桑塔那；人家的居所是250平米，我的住房才140平，我怎么了，真是！”，“人家那个办公大楼多气派，再看我局的办公内外环境，窝窝囊囊，下面说我这个局长是熊蛋包，咳！”这种心理不能说在干部中百分之百的存在，但也不是个别现象。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分配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形阻力，下有对策的花样百出就是很自然了。
进入官场后的另一个思维定式就是迷信武力。汉刘邦与其臣下有“马（背）上打天下”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议论。皇帝们认为江山是用武力夺取的，失掉江山也归纠于武力的失当。实际上武力只能治标于一时，人心向背才是兴亡的真正原因。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皇帝是少数。清末镇压了戊戌变法，失去了挽救自身的最后一次机会。慈禧后来实行新政，远远远超过康、梁维新之内容，但是晚了！人心已经倒向孙中山。
当前一些地方官员继承了迷信武力的思维定式。“老百姓算个啥？禁不住一顿大棒子，就乖乖地办理搬迁手续，一下子全搬走了。”自称拆迁市长的人从武力中尝到了甜头。
以上种种心态和和思维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具有极强的稳固性一位工人对其工段长背后发牢骚：“旧社会地主资本家怎么样对待他，他就怎么对待我们工人。”
表现在政治、经济模式、分配观念、思想方法、心理素质等小生产意识不但是过去多次错过经济起飞的根源，也将成为今后复兴大业进程中的绊脚石。远景虽然光明，路程却是艰难得很哪！
七、要有耐心，给中央以时间
从发展情况来看，中国是有希望的。中央提出的大政方针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关注弱势群体…等都是符合民意的，也是符社会发展规律的。在执行方面由于受到各种干扰，特别是即得利益者和小生产意识的干扰，还不能尽如人意。由于历史和现实积累的问题成堆，需要分出轻重缓急，要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解决，齐推并进的作法可能要出乱子。因此要给中央政府以时间，耐心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对于不遵守国家法律的权势者的胡作非为也要抗争，按照法律程序走理性维权之路，不能凡事忍让，忍到极限后又可能走向暴力极端。中央的政策、法律开路撑腰，人民群众据理维权抗争，两头夹击，才能慢慢管住权势者的不法行为。专家们的进言献策，民众的理性维权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中央与民众齐心协力，走渐进式发展推进民主的道路，一定会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