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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很多市镇是用公司合并（Incorporate）的方法组成的。跟我们在前文提及的大厦业主联会一样，这些市政府有法例、委员及市长，而其行政方式亦跟大厦联会相同——民主与独裁决策并存。因为不满意省或县政府的服务，合并后的市政府就会执行雇用警察、设立消防局，维修街道等任务。虽然市镇的财资多是私产，但因为在这些事务上定市价的交易费用过高，市政府的形成就是要节省费用。换言之，在私产制度下，政府机构的形成与私人公司的形成是可能基于同样的因素。
水晶湖镇是以市中心的湖（Crystal Lake）定名的。这个湖的产权是属于湖边住户所有，湖边以外的住户无权过问。但因为要界定各湖边住户在湖上的使用权，费用甚高，所以这些住户就另组联会，立法例、选用委员及会长，来管理湖的清洁，决定鱼种的投资、钓鱼的季节及约束其他不合法例的行为。公司代替了市场；民主投票或独裁决策代替了以收费（市价）的方法来决定湖的使用。因为要量度各户用湖时间长短及钓鱼多少的费用过高，私产的资源便转为公用，而联会的非市场决策亦为节省这些费用而起。
在我们引用过的私营公司、大厦联会、市政府及水晶湖管理联会的各例子，都是基于私产制度。“政府”的形成是因为要节省定市价或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投票或独裁决策虽会导致某程度上的财富分配的转变，但因为这种决策不是以改变分配而起，分配的转变不会大，而这些无可避免的转变跟私产的定义是没有冲突的。
事实上，私有产权的界定及保障愈清楚，非市场的决策就愈难引起重大的分配转变。就算决策者是一个未经选举的独裁、无知无能、驱之不去的人，也难造成对社会有大损害。在私产的保障下，独裁者很难从损人利己的行为得益，所以他的权力就无足轻重。充其量，私产的拥有者可采用其他交易费用较高的方法，完全不理会独裁者。
第二类以非市场政制作决策的成因，是基于改变财富的分配，虽然这意图可能是为社会福利而起，但无论意图的好坏，基于改变分配的民主投票或独裁决策必和私产有冲突，而产权界定不清楚或不存在亦会增长损人利己的行为。
压力团体赞成以投票方式决定租管或其他价格管制，或增加劳工利益，其目的是要改变财富的分配，不是要节省交易费用。这些改变分配的行为违反了私产的原则，因为私产的保障一定要包括产权收入的保障。另一方面，政府也可利用权力或武力将私产改为公产，或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与上文提及将私有的湖改为公用的例子不同，这些削弱或废除私产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要节省费用。
在削弱或废除私产的情况下，以非市场作决策的需要必然增加。缺乏清楚的产权界定亦会引起混水摸鱼的行为。独裁者的滥用权力，也会因为有利可图而得到鼓励。就是民主投票也会成为权力运用的工具。
若自由市场不能发展，少了市价的指引，以投票作决策实在是投不胜投。干部作决策的费用要比投票少得多。另一方面，缺乏产权的界定鼓励了走后门的行为。等级分明的政制，是约束滥用权力的效果。
在私产制度下，民主投票是无须以改革方式来推行的。市场的交易费用大，私产的拥有者会自己选择投票或独裁决策来解决社会上某些公众问题。所以在国有制或私产的两个极端，鼓吹或反对民主投票都是白费心机。前者因为非市场的决策太多，投票是投不胜投：后者市民自动选择投票，要反对也反对不了。
基于以上三篇文章的分析，我认为在97前提下，以保持香港繁荣而提倡民主政制的言论是无济于事的。香港人要争取的是私产的界定与保障——不只是不动产或动产，劳力及知识资产也极重要。不成文法律（mon Law）有其重要功能，但这并不是界定产权制度的主要因素。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以宪法界定私产是一门根深的学问，而法律的设立与施行又是另一回事。
1983年12月16日
从高斯定律说起
30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发着经济发展的美梦。自50年代初期起，经济发展学“百花齐放”，怪论层出不穷；于今回顾，这些理论的无稽令某些经济学者无地自容。但时代毕竟是改变了，以实证支持理论代替了以模型支持美梦。这一个重大的转变，使我们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世界，很多我们从前不明白的事，现在已有了基本的解释。
经验的回顾也应该令人们深思。在当时，苏联有她的五年计划；中国有她的五年计划：印度、柬埔寨等国家，都各有各的计划。有些地方，像日本和香港，就没有甚么庞然大计。30多年过去了，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到如今，经济增长上的分别，已不需要再辩论。仅管有些理论家仍是在做梦，但在实证上，制度对经济进展的决定性，已再无可置疑。
但究竟私产制度为什么跟计划经济会有天渊之别？这问题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当然，自由市场所能带来的种种利益，二百多年来经济学者都有很详尽的分析。但一般经济学者——连我自己在内——都不否认在很多情况下，自由市场是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有些很有分析能力的学者，也都曾用多种理论去支持共产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几十年来，有关经济制度比较（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的课本，都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就是到现在，不少课本仍然是这么说。但事实的证据实在是太明显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对的。但真理究竟是甚么呢？历久以来，经济学者绞尽脑汁，也只是一知半解。这一个理论上的困难，要到1960年，高斯（R。Hase ）发表了他的“社会耗费问题”之后，才露出一线有极大启发力的曙光。
1960年以后，高斯定律不胫而走。到如今，高斯的原文是历来被学者引用次数最多的经典之作。那是一篇博大湛深的文章。20多年来，从高斯的启示而埋头苦钻的人屈指难数；理论也就因此由深变浅。在这方面较有深入研究的人都说：“原来如此而已，为甚么我们从来都想不到？”这一个理论上的突破，给予经济运作一个基本而完整的解释。这个解释逻辑井然，令人叹服。
假如有两块相连的地，一块畜牧者用以养牛，另一块耕耘者用以种麦。但畜牧者所养的牛群，常越界到麦地去吃个饱。牛吃了麦会使牛肉价值增加，但种麦者却受了损失。畜牧者见自己的牛群得益，当然是希望能对麦地的损害置之不理。但若牛群可在麦地乱吃一通，那么在边际上（牛吃麦最后的份量），麦地所损失的价值一定会大过牛的增值。在边际上，畜牧对社会的损耗就会因而大过牛群增值对社会的贡献。这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也会因而受到损害。问题是，要增加生产的总净值，畜牧者应否补偿种麦者的损失？政府应否用抽税的方式去减少牛群的数量，或甚至禁止畜牧者在该地养牛？
我们也可以问，政府应否将这两块地收归国有，然后雇请最优秀的专家，去决定放牧地区及麦地的大小，用栏杆将牛群隔开，将总收入以最合理的方法分给养牛及种麦的人，变成一个最恰当的国家计划经济？要在经济立场上支持共产，我认为这一条问题问得最有意义。
高斯所问的是，究竟畜牧者有没有权利让牛群到麦地上去吃麦？他在这问题的答案上用了两个相反的假设，但竟然只能得到一个相同的经济效果——这就成了举世知名的高斯定律。
高斯第一个假设，是一般人都认为很自然的——畜牧者并没有权利让牛群吃麦。换言之，种麦的收成是耕耘者的私有产权。在这个情形下，牛群吃麦是可以的，但耕耘者却有权收取费用。若畜牧者认为所要付出的费用（价钱）是有所不值，他就会约束牛群的行为，例如用栏杆将牛群隔开。但栏杆应筑在那里呢？答案是，并不一定在两块地的交界。
假若牛群吃麦所得的增值，在边际上，是大过麦的损失，那么只要是市场的交易费用不太高，畜牧者与耕耘者就可互定会约，吃麦多少以市价而定。耕耘者得到市价的补偿，就乐意接受麦的损失。但若牛群吃麦的增值，在边际上是少过麦的损失，那么畜牧者就不愿意付出牛群增加吃麦的市价。栏杆的位置（或约束牛群的程度），是以吃麦的市价而定。那就是说，在互定会约的情况下，栏杆的位置是会筑在多吃一点麦对牛群的增值，跟麦的边际损害市值相等。边际上的利益等于边际上的损害，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就会是最高的。
高斯跟着作一个相反的假设，这就是牛群吃麦的权利是在畜牧者的手上。那就是说，虽然耕耘者可在自己的地上种麦，但牛吃麦的权利却是畜牧者的私产。在这个假设下，牛吃麦的份量会否比第一个假设有所增加呢？高斯的答案是不会的。这是因为虽然畜牧者有权让牛群免费吃麦，但耕耘者可将麦的市价，付给畜牧者，使畜牧者能有利地在边际上约束牛群的行为。
那就是说，若牛吃麦的边际增值是大过麦的市值损害，那么耕耘者就不可能以市价阻止牛吃麦；既然在边际上麦的损失是少过牛的增值，让牛多吃点麦是会增加社会生产的总净值。但若在边际上吃麦的增值是少过麦的损害，则耕耘者大可以以损失的市值，付给畜牧者，要后者去减少牛对麦的损害。畜牧者既然见收了一点钱而在边际上约束牛群的行为，他的收入是有所增加，当然也乐意遵命。在互定合约下，栏杆位置的选择，恰恰跟第一个相反的权利假设相同——在边际上，牛群吃麦的增值跟麦的损害相等。两块地的生产总净值也会是最高
高斯定律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这总值的衡量不是由政府随意加减的，而是依消费者的喜好、所肯付出的代价而表达出来。当然，在以上畜牧和耕耘的例子中——或任何资源使用的例子——权利谁属是会影响财富的分配，而分配不同可能对资源的使用有间接的效果。但单就在运用资源为社会作出最大收益的问题上，高斯定律是无懈可击的。
在高斯的“社会耗费问题”一文内，高斯定律只不过是一个小贡献。远为重要的贡献就是高斯将该定律引伸到有交易费用（非生产费用）的情况上，而从这引伸的演变，更能令我们明白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经济困难。要将交易费用的演变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是极其不易，因为这题目实在是湛深。但我仍可用些较浅的例子来让读者稍知大概。
假若在有清楚私产界定的情况下，畜牧者跟耕耘者在讨价还价上发生了问题，或者在牛群吃麦多少的量度上发生了纠纷，那么以市价买卖的普通合约就难以达成协议。但既然资源运用的利害是私人的事，他们双方大可利用一些交易费用较低而生产效率也较差的合约方式成交，例如，他们可以商议租用麦地的面积而不计麦的数量损失；或者他们也可以合股经营，以分账的方法处理。
又假如比起麦地所受的损失，建筑栏杆的费用过高，管制牛吃麦的费用就不合算。但在私产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可将另一方的地全部租下来或买下来。有了这个安排，两块地可能全部种麦，或全部养牛，两者的选择就会由那一种用途的生产总净值为高而定。当然，因为交易或非生产费用而引起的各种安排，两块地所生产的总净值是一定会比没有交易费用的低。但在私产制度下，选择的结果必定是基于尽量减少交易费用，争取在这些费用存在的局限下所能得的最大收益。
现在让我们假设政府将以上提及的两块地收归国有，用专家作决策，情况又会怎样呢？第一、没有市价的存在，牛群的增值多少或麦的损失多少用甚么标准来决定呢？专家可不能代表吃肉或吃麦的人的口味。第二、假若要筑栏杆，位置从何而定？专家选错了位置会受到甚么责罚？而有甚么准则可以断定栏杆的位置是对了或是错了的？第三、若建造栏杆的费用高，专家要用甚么准则来衡量这费用是过高或是不合算？第四、畜牧者及耕耘者的劳力要用甚么方法奖励？用牛？用麦？抑或用其他非物质的方法？奖励的多少又由谁来作决定？第五、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