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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在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时，人们不可能预见：因政治原因而象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满洲那样会重复建线；汉口和广州拖延了几十年才接通；在
1949年以前还不能往西向四川省建线。清末湖北沙市海关税务司的评论适用
于除华北和满洲少数被铁路连接的大城市以外的一切地方，他说：“沙市没
有铁路交通，但是由于它是最庞大的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体系的中心，所以
在许多年内可以用不着任何铁路。”①
看来在晚清中国的外国商人的确是在日益为中国商业体系服务，而不是
进行控制，虽然这一说法与较为普遍的观点相反。但是主要在上海和香港经
营的进出口业务几乎完全操于外国人之手，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不会
讲中文的洋商与来自重庆、汉口而不会讲英语的顾客或供货者之间，买办为
主要联系人。许多买办虽然名义上受雇于洋行，但自己也经营其雇主所经营
的货物的贸易。他们向中国商人购买出口货，同时对买购进口货的商人提供
信贷，这种作用使他们能得天独厚地影响进出口贸易和从中获利。许多华资
的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最初投资者，都是在上海大洋行中当买办致富的。
1911年以后增加了许多华人办的和日本人办的进出口行（显然，日本人比英
美人士更下功夫去掌握一些汉语），这个情况降低了买办在对外贸易与中国
销售体系之间作为联系人的包揽一切的地位。但是，买办制度经过一些改头
换面，还是延续了下来。
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继续占有的进出口业统治地位，得到了资助对外贸易
的在华外国银行的支撑。从1848年东方银行 （又称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
办事处起，英国人在中国实际上垄断了近代银行业务达四十年之久。两个英
国控制的最重要的企业之一是麦加利银行，其第一个在华的分行于1857年
开业；另一个是建于1865年的汇丰银行。德、日、俄、法、美等国的竞争
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外国银行资助进出口的大部分贷款是借给
洋行的；给华商的直接贷款有限。但也向“钱庄”提供短期信贷，后者又贷
款给中国商人。实际上，外国银行通过垄断对外贸提供资金，也控制了外汇
市场。它们是白银流入和流出中国的渠道，并且决定白银的黄金价格的涨
跌。在1935年前，上海市场的官方外汇汇兑率是根据汇丰银行每天的行情
作出的。
中国第一个近代银行是1896年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但是直到
1904年创办的户部银行发展为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后，中国的银行在资助对
外贸易方面才起了重要作用。在1896至1911年期间，有十六家近代的中国
的银行开业（其中只有七家继续营业到三十年代）。它们的总行和分行都设
在大城市；它们以向内地“钱庄”提供短期贷款的方式，只与内地贸易维持
小规模的间接联系。近代商业银行的业务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①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年》，第1 册第292—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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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开始打入传统的市场体系，但总的势力即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其量
也是微弱的。晚清中国的大部分达到全部依靠外界贷款程度的地方商业继续
由老式银行提供资金，这进一步证明，到了1911年，除了主要的通商口岸
以外，贸易结构和促进贸易结构的各种制度设施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没有
发生巨大的变化。①
① 但是应注意到，山西票号的地位从1900 年前后大大地下降了。在1896 年后建立的一些半官方的近代银
行吸收了票号所依靠的大部分汇款业务和公众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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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经济
人们经常用沉重和随意开征的税赋、到处出现的贪污和对商业及商人的
普遍藐视等现象，来说明清代政治制度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现象不
能轻易忽视，思想意识上“重农轻商”的态度特别需要探讨，这里不予赘述
（详见第八章）。但事实是，如本章前面所述，晚清在传统技术的种种束缚
内，已经具有一种复杂的、商业化的“发达”经济。在两个世纪中，这个经
济曾经养活了日益增多的人口，曾经推动了对中国本部以外的广大领土的
“剿抚”，并且在十八世纪后期以前（除了1673—1681年的三藩之乱外）
已经度过了非常漫长的国内安定、相对繁荣和强有力的统治的时期。以近代
标准来衡量，加在民众身上的税赋负担还是轻的，虽然税政有时是随心所欲
的。中国也象其他社会一样存在着腐败堕落行为，但是通商口岸观察家眼中
的大部分“贪污腐化”却反映了外国人无法理解的那种非正式、但又是制度
化的陋规的情况，这种陋规已渗透到了清朝官方法典规定的高度合理化的财
政制度里面。即使商人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地位低贱，有时还过度地被迫向政
府进行“捐献”，但这不能抹杀他可能发财致富的事实。十八世纪包揽两淮
盐运的业务每年平均利润也许可达五百万两，此数由三十个大运输商和约两
百个较小的商人分润；另外有二百万两利润每年在大约三十个行号之间分
配。商人还可能很有势力，特别在农村市场结构中更是如此，因为农村中当
官的和不当官的地方上层人物都通过商人之手向商业投资或放高利贷。此
外，商人还可能很幸运，他的儿孙因为有许多余闲功夫并受到严格的教育—
—也许还捐纳了初级功名——而可能进入政界。总之，对按人口计算产量相
对稳定的传统经济的维持、扩大和繁荣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政至少是
不起作用的因素，除了在重复出现的王朝衰败时期外，它们几乎从来不是主
要的障碍。
但是，如果讨论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即或是从增加每人的国民产值的
意义上说，或是从工业化（就是近代制造业部门有了迅速发展，不管有没有
按人头直接增加产量）的意义上说，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政府肯定是没有能
力提供积极的支援的。意识形态、传统的财政措施以及收支的格局，都是对
采取顺应形势的行动的障碍。
①
格尔申克龙教授曾经指出， 在欧洲“落后”国家的最初的工业化热潮
中（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国家预算代替了受到贫困的农业部门
严重限制的微弱的市场需求和资本供应。在德国和法国等不那么“落后”的
国家中，工业银行提供信贷的业务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但在清末，中国却一
样也没有。如上所述，除了近代外国银行在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方面起了重
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
① 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龙：《从历史角度看经济的落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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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银行和地方性的“钱庄”的范围。中国第一个近代银行——即半官方的
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各省与北京之间汇划政府经
费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当这项业务失败后，他们就把力量完全转到常见的
商业银行业务方面。以后创办的两个较小的官办银行（1908年创办的交通银
行；1904年成立并在1908年改组为大清银行的户部银行），都没有向工业
提供贷款的打算。
清政府未能扶植足以产生工业投资的近代银行体系的原因，归根结蒂与
使它不能以自己的预算资金投资于经济发展的原因相同。简言之，与其行政
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是相当地浮在表面上的。甚至在正常
时期，帝国官僚政治的组织虽然在形式上是高度集中的，仍不能深入到中国
的社会（包括这个社会中那些构成经济的方面）中去。中央政府通常将其经
济作用只限于要求分享一部分生产中比较固定的经济所得，以及保持国内安
定和防御外患以确保下一年的再生产。这个作用当然符合儒家政治思想的主
流。但是在帝国长达两千年的不同时期中，为了摆脱经济中的消极无为状
态，曾利用过在支撑帝国制度的儒—法思想混合体中较为活跃的法家体系，
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但是，极为保守的清朝也许是特
别难以摆脱经济上的消极无为的状态的，因为它一直感到自己是异族，所以
决心通过维护儒家的正统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随着土地耕种面积的增
加 （直到1800年前后）和人口缓慢而不均匀的增长 （除去十九世纪中期叛
乱时可能有所减少外），总的经济产量当然是发展的。但对中央政府来说，
由于增加了大致是上述的两种生产因素而引起的生产发展，并不能使它取得
增加收入和增加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帝国最重要的收入（田赋）的官方税
率被康熙帝在1712年永久固定以来；各省上缴北京的份额只有在新地得到
开垦和纳入税册的情况下才有所提高，但这些增加的情况各省是很少上报京
师的。
但我们还会看到，各省和地方的税收显然仍保持着它们的适应能力，并
且随着全国产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是从促使经济可能取得发展而不是仅
仅维持经济平衡的观点看，这些新资源完全是不起作用的。在中央政府的官
僚集团内部依然存在着出现一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虽然很渺茫），使法家
式的“经国之道”又能够东山再起，去推动各种经济发展的规划。在一定程
度上，这项工作由十九世纪后期如李鸿章、张之洞和盛宣怀等 “自强主义
者”，以及1898年的“维新派”和1901年以后清末的维新运动去做了。但
是，地方的行政直到清朝快要灭亡时明显地是儒家式的“济民之道”的发源
地。这种“济民之道”比官僚国家的利益本身更广泛，更普遍，并且反映了
地方上层人物要竭尽全力使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社会保持固定不变的愿
望。这些人接受的是以道德典范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并且赖以支撑自己的也
是这种思想。虽然儒家式的“济民之道”在1900年以后日益被掺入了反帝
的民族主义，但它还没有发展到愿意在财政上负担经济发展的程度。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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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不能指望有主动进行变革的有力的活动。因此，我的注意力将放在因中
央政府的无能而出现的种种情况上——它肯定是弱的，但什么也不能代替
它。
在1712年至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期间，北京政府记载的法定收
入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政府在下列年份中的岁入总数分别是：1725
年为36，106，483两；1753年为39，767，292两；1812年为43，343，978
两；1841年为38，600，750两。田赋提供了总收入的75—80％。）虽然康
熙帝冻结了田赋税率，但各省和地方的税收仍继续增加。除了上缴中央政府
为数很少的税收定额外，它们用三种办法来增加实际税收。第一种是“耗
羡”，在理论上，这是为了弥补上缴白银成色的不足和熔铸银锭时的损耗而
开征的。实际上，这些损耗微乎其微；耗羡事实上就是在康熙规定的税率以
外增税。在1724年，这项附加税得到清帝的正式批准，其中的一部分上缴
北京作为每年付给官员们的“养廉”津贴，以补贴他们微薄的官俸。但是这
项附加税的大部分收入仍不受北京的控制。第二种办法是地方官员向纳税人
加征成为惯例的各种名目的征税花销。第三种办法是州县官员可以比较自由
地在名义上应征的粮或银与每担粮或每两银的铜钱值之间规定折换比率，然
后按此比率十足征税。
在十九世纪中期，在传统的田赋、盐税和关税以外又增加了两种重要的
收入来源。1854年以后成立的外国人管理的帝国海关正式规定向对外贸易征
收关税，并把收入上缴给北京政府而不归各省掌握。第二种新税制则相反，
它几乎完全脱离了北京的控制。这就是厘金税，它原来是各省官员为了筹资
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作为向通过运河的粮食征收的内地过境税，厘金税
1853年首先在江苏省开征。到1862年，它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