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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恢复明室和英国支持复明战士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
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乱与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
损失的关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报道，但一些虚构
的传说（如说复明战士与清军进行大战）绘声绘色，因而混乱不堪。许多这
样的报告取材于有关国姓爷 （郑成功）的老传说，以美化报道中的英雄，但
是愈来愈多的报道，却把中国的灾难与外国的干涉和征服联系了起来。①
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开始收集有关中国人灾难性经历的第一手
观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为千岁号，它于1862年出发；由于所有
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
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
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
料。①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
②
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 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
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
的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
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抗拒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
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 （如怡和洋
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购买轮船和
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
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
① 关于日本取得有关太平军成就的情报的过程和结果，见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
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 页。
① 《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81—486 页。这里详细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来源。
② 因此，撰写井上馨传记的作者指出：“当他到达上海，从轮船甲板上看到约一百艘战舰、轮船和帆船停
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时，便大吃一惊。侯爵这时才开始认识发展海军以便实行排外主义的
必要性，也开始看清佐久间象山教导的全部意义和单纯排外主义思想的不足。”见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
《世外井上公传》，第1 册第90—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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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
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写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
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
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
鼓舞。从很早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
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
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几十年后，在1885年福泽谕
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
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
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
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
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①
中国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
好处也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它提供了把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的
事物。西方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含有重要的汉字词组，它们逐渐进入了日本
人的“现代”思想中。到十九世纪末，这些汉字词组已在日本广泛流传；后
来日本词传入中国时，许多中国人认为要为这些词汇（象为另外一些术语那
样）感谢日本。这种传入在出版国际法的译文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需要译好
象“right”（权利）和“sovereignty”（主权）这样一些相近的字眼。但
这些术语与以后大量涌进中国语言中的日本词相比，数量仍是比较少的。在
早期自强运动的任何时期，都没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为学习现代化而留学中
国。
① M。B。詹森：《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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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
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
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李鸿
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很好。这些改革虽然是在一个全民发动
的运动之外进行的，但它们似乎把传统和技术结合了起来，并且很自然地有
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战线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态度在明治中兴初期的几年还
继续存在。根据一位权威的研究，李鸿章在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后，
“给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取得的相对的成就……以及据
说日本已筹集巨款兴建兵工厂和轮船之事。李鸿章感到中国应与日本友好，
①
也许甚至应派官员驻在该国，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后来日
本人利用台湾土著对琉球渔民施加暴行之事，作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对
琉球群岛的领土要求和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李鸿章及其同僚开始看出日
本可能是危险的策源地。明治的变革现在开始表现得过于想彻底地赶超西方
了。
1875年的纠纷解决后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
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在日本外务
省官方的英文谈话记录中，李鸿章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对贵国近年来作出
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
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
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森要他相信：“如
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
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
章反驳说：“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
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但森指出：“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
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你们的
①
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 但是，李鸿章一方面警
告森不要过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耸听地谈到了借外债的危险性，一方面却在
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这两点连同其他措施引为观测日本所以“其势
日张，其志不小”的基础。到1885年他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
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在这十年的末期，当李鸿章
的预言已成为事实，并且亲往下关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时，他仍极力设法想
使中日两国“成为兄弟而不结成仇敌……对我们一方有害之事，对另一方一
① 刘广京： 《李鸿章在直隶》，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74 页。
① 东北大学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谢。日本版本见木村匡：《森
有礼先生传》第102 页。这次交谈还见于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第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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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如此……黄种人准备对付白种人，此其时矣”。 ②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1894—1895年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对待明
治维新的态度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这场战争
也被看成是对两国采取现代化措施结果的考验；而且日本武力的胜利，以及
日本的举国一致与中国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对比，使人们几乎毫无疑问地认清
哪一方的组织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败所引起的震惊，比迄今视以为常的
西方列强的侵略所引起的震惊要更为强烈。因此，中国尝到失败的苦果不能
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满洲王朝和李鸿章也要分担责任。日本的战胜又
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盖过；欧洲列强在 1895年进行干涉，并表面上充当
中国领土完整的保护人以反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后立刻顺手
牵羊地掠夺了它们原来加以保护的东西。这种行径在中国引起的愤怒直接导
致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 （见第五章）
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
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发扬的为国效劳而
不是满足个人或某个地区利益的精神，看来可以成为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
的榜样。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国的读者和领袖人物介绍明治维新各项
成就的事实和适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也是恰当
的。例如黄遵宪（1848—1905年）在1877年作为公使馆参赞随同第一任驻
日公使何如璋来到了东京。黄遵宪与日本文人进行了许多接触，并且写了一
部日本史。这部在他任旧金山总领事后一段时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年脱
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才流传，到 1897年才出版，书名《日本国志》。
就是这个黄遵宪，他邀请梁启超到上海主编强学会办的一份杂志，并且在湖
南支持谭嗣同和梁启超。他的日本史在1898年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当时
黄遵宪正在湖南任职。①
维新派中间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他的论点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在
他看来，明治时期的宪法是使日本强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1888年，康
有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绍了日本的范例，并且在以后坚持他的论
点。在1898年，他敦促清帝“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术”，“以日本明
治之政为政法”。从1898年夏季起，康有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
地介绍明治；对中国来说，现在主要是放松它的统治和扩大参政的范围。他
指出，日本与中国近，其政治形式与社会制度也近似中国。以后，康有为在
供清帝参考的研究俄国和日本的长篇论著中重复并且发挥了这些论点。不
②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9—120 页。1895 年的谈话记录为英文。见鹿岛守之助
（音）：《1894—1922 年的日本外交》，第202 页。
① 列文森：《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 页；蒲地典子：《黄遵宪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和西方的
反应》。下一个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中国著作是戴季陶（1890—1949 年）的《日本论》，此书发表于1928
年。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译文载于《中国》第56—63 期 （1968 年7 月—1969 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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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的主张依然是泛谈多于实指。他赞成寻求新的模式，特别赞成日本的
①
立宪改组。他认为，要实现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