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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汤誓》。
② 鸣条：一说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一说在今山西安邑附近。
③ 《诗·商颂·殷武》。
① 《尚书·无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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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对象包括上百个方国部落，有时几条战线同时作战。其中以伐鬼方和
方的战争最为重要与激烈。
鬼方大约在今陕北和内蒙一带，是诸部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一支。“高宗
②
（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
伐 方的战争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甲骨卜辞分析此战发生在武
丁后期。甲骨文中有关 方的占卜数量很多。据考证，其活动地区约在今晋
陕北部和内蒙河套地区。 方原臣服于殷，武丁时逐渐强大起来，雄据西北，
成为一些游牧部落反殷联盟的首领，曾带领羊方、 方并联合土方屡屡进
犯。这种进犯虽一般规模不很大，却很频繁，不仅庄稼、人畜常被掳掠，而
且往往造成边境地区的奴隶乘机逃亡或反抗，对殷构成很大威胁。因此，武
丁伐 方战争历时长，费力大。甲骨文中所载一次用兵一万三千人，就是伐
方，这是前所未有的用兵规模，超过了对其它任何方国部落的用兵。
战争进程中，武丁始终十分重视敌情，不仅命令驻守西境的武官和地方
行政长官严密监视 方，还调集“多仆”和数千士兵专门负责守望。对具体
作战方案，更是进行细致筹划，如 方军队出动，是否由殷王亲自率师迎击，
其遁走是否要乘胜追击，军队如何部署，将领怎样委派等都要经过反复的占
卜，说明武丁对 方用兵始终持以慎重求必胜的方针。这是武丁征伐 方取
胜的重要原因。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多年，基本上解除了 方对殷的威胁，到
武丁子祖庚在位时，擒获了 方首领，最终结束战争。
武丁对扰边的方国部落用兵作战，根据对作战对象取胜的难易程度，往
往慎重选派军事统帅与将领。 方是殷长期的劲敌，因此，武丁每每亲率大
军伐髳方，任用仓侯虎伐 方，令妇好伐龙方，又征羌方，讨马方，克基方
等等，互相密切有力配合。其中妇好是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女将军，她是
武丁的王妃之一，或独立作战，或协同将领会战，长期协助武丁征伐、镇守
在边地。妇好墓中人殉和礼器很多，正是商王对她赫赫战功的褒奖。
武丁对秦岭以南江汉地区的荆楚、江淮一带的群舒和淮水下游、山东沿
海一带的夷方，也曾用过兵。因为这些地区的方国部落在政治上也表现出比
较强烈的离心倾向，所以，商王朝对这些地方也有时诉诸武力，进行征服。
①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就是武丁时期比较重要的一次南征荆
楚的战争，影响颇大，从此，商代对南方的统治力量，由沿长江一直深入到
今湘赣一带。
武丁对四方的征伐战争解除了西北部的边患，扩大了商王朝的疆域和影
响，使商王朝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奴隶制强大
国家。武丁死后，其庙号冠以“武”字，被尊为“高宗”，受到殷人的极大
崇敬，成为上古一代名君。
（3）征伐东夷与商朝灭亡
商朝末年，商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相继在位。这四王都喜
用兵作战，讲究武功。因此，前三王的庙号均冠以“武”字，如武乙称武祖
乙，文丁称文武或文武丁，帝乙称文武帝或文武帝乙，即是明证。纣因是亡
国之君，故无庙号，他在位期间，经常发动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伐东夷之
② 《易·既济》。
① 《诗·商颂·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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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东夷历来与中原王朝（夏、商）有接触，武丁时更“分迁淮、岱、渐居
②
中士”，与商王朝经常发生正面冲突，至商乙、帝辛（纣）时终于发生了几
场大规模战争。
纣征东夷的起因，相传是纣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东夷拒绝参加，纣乃大
怒，发兵讨伐。实际真正的原因，是当时商直辖的本土上阶级矛盾已十分激
③
烈，“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纣为转移视线，发动了对东夷的大战。纣伐
东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确记载，但从俘虏了“亿兆”夷人的战果来看，规
模是相当大的。
纣讨伐东夷这类战争，是企图巩固和扩大商王朝统治的战争，它对于保
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扩大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范围，加速各民族
间的融合，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此战带有很大的野蛮性和掠夺性，
东夷人的财物、牲畜遭劫掠，纣对战争俘虏采取奴役和杀戮政策，加剧了与
周围方国的对立和仇恨。这与商汤伐夏桀全然不同，既反映商后期国力兵力
的强大，也反映了商后期政治上的反动腐朽，是纣在搞穷兵黩武，虽取胜但
耗尽国力。
东夷的地形，交通不便，商军出征距离甚远，此战中产生了先遣队的战
斗组织。先遣队为主力军进军开辟道路，扫除障碍，保障了主力军的顺利前
进，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创举。商军又用“乘马服牛”作长途运输工具，由
中原通往四方的道路也由此得到迅速开辟。
正当商纣王率精锐之师征伐东夷连取胜利、踌躇满志之时，周武王率领
的联军突然出现在商郊牧野，商军一战即溃，纣王自焚身死，商朝随即灭亡，
周朝建立，取而代之。
（4）商朝——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朝
商王朝在国家结构上实行内、外服制。概言之，内服是王朝直辖的地区，
外服是诸侯的领地。《尚书·酒诰》中提到的侯、甸、男、卫、邦伯，都属
于外服的诸侯。内外服制的国家结构影响到军事制度上，商朝存在王国军与
方国军两类军队，王国军是中央部队，方国军是地方部队。而方国军具有很
大的独立性，常对王国叛服。于是商朝的军队组织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存
在以地域组织为基础，以“师旅”为单位的编制系族；另一方面，又存在着
以血族团体为基础，以“族”为单位的军事组织。
①军队的构成。商朝有平民兵、族兵和王的护卫兵。
平民兵即王国军，是由平民即“众”、“众人”组成的队伍，是当时的
主要军事力量。卜辞中经常提到的“师”、“族”即是指平民兵而言。
族兵即方国军。卜辞中常见“王族”、“多子族”以及“三族”、“五
族”等出征的记载，他们自然都属于族军的范畴。区别在于：王族由商王的
族人组成，多子族由子姓 （即与商王同姓）贵族的族人组成，而“三族”、
“五族”等泛称，很可能是指一般异姓贵族的族军。这些贵族建有各方国，
以其族兵为方国军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商代可能还存有王的护卫兵，他们可能是从贵族子弟的精良者中入选
② 《后汉书·东夷传》。
③ 《尚书·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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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卜辞中没有直接记载。
军队编制。关于族军的编制，没有明确的材料。现仅就王国军即平民
兵的情况作一介绍。
据卜辞，知当时有“师”、“族”等编制单位。如：
A、王乍（作）三 （师）：右、中、左。
B、王其令右旅眔左旅 见方。
由卜辞A得知，师通常分为右、中、左三组；卜辞B提到右旅、左旅，
则似当有中旅。这种三分法主要是为了适应战阵的需要，因而不是进制单位。
旅应是师的下一级编制，这在卜辞中没有明确证据。但《诗·小雅·黍
苗》有“我师我旅”之句，则师是高于旅的，这首诗反映的是西周时的情况。
由于西周军制是承袭殷商而来，故据周制上推，可知殷商军制亦如此。
① ②
师的长官称为“师长”，或称“师氏”。旅的长官，名称不详，有人
认为是《尚书·牧誓》中的“亚旅”，但似嫌没有充足证据。
那么，师、旅所辖人数为多少呢？《牧誓》中依次提及“师氏、千夫长、
百夫长”，而当时的编制是以十为进制单位的，则师当为万人，旅级很可能
是千人，千夫长也很可能就是旅的长官官名；此外，百夫长之下当有以十人
为组的建制；十之下，可能有“伍”的组织。
综上所述，商代的军队编制可图示如下：
师——旅——百夫——十夫——伍（？）
（万人）（千人）（百人）（十人）（五人）
③兵种。殷商时期的兵种较夏代而言，没有太大变化，仍以战车、步卒
为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孔子将三代各自典型的东西列举出来，表明殷人制车（辂）的技术水平极高，
甚至连周人都望尘莫及。此外，甲骨文中有许多“车”字的象形字，从中也
可以略见当时战车的风采。战车的质量、数量的提高，无疑是车战规模扩大
的主要标志。
步兵，人数最多，是军队的基础力量。一般情况下，是车步兵配合作战，
但卜辞中有不少“步伐”、“步”（作动词用）的记录，据此，则当时尚保
有步兵独立作战的方式。应该指出，商代的这种步兵，与春秋时兴起的建制
步兵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春秋时的步兵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从车步兵配
合作战的方式中分化而出的，商代的步兵，应是氏族制时代的步兵兵种的子
遗。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的步兵独立作战方式的影响；二是战车数量
不够配备全部的步卒。
战车的编制，一般是五辆为一组，一辆领头，其余四辆排成方阵。殷墟
宗庙遗址出土的五辆战车，即如此排列。这种五车一组的编制形式似乎与夏
代不同。每辆战车一般配置三名武士，其中一人驾车，一人执戈，一人执弓
矢，其后跟从步卒十五人，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一辆战车，有十五人陪葬，
他们生前当是跟从此车的徒兵。
车徒步结合，决定了当时作战只能采用战阵的方式。因而，两军对垒，
就要选择开阔平坦的原野，作为角逐的战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
襄公语：“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即不据守险要。商代的情况正是如
① 《尚书·盘庚》。
② 《尚书·牧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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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商代可能已出现了骑兵。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发
现一座人马合葬墓 （M164），包括一人一马，一套兵器，据此，有人认为死
①
者生前系骑士 。如果真的如此，则骑兵之制不是始自战国。但考虑到当时的
社会条件、自然条件，骑兵的规模不会很大。
④军事训练。由于平民兵是靠兵农合一的方式组建起来的，因而不可能
像后世常备军那样进行长期的、专门化的军事训练，而只能是在农闲时节举
行不定期的军事训练。卜辞中有“振旅”的记载，即指军事训练。《左传》
中曾提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军训制度，这是晚出的、且较规范化的
制度。但在商代，尚没有明确的四季划分，当时只是将一年分为春年、秋两
②
季，至西周时仍然如此 。因而，当时的军训，大概亦即以两季举行。
军训的方式，仍保留较原始的特征，即通过狩猎来进行军训。《左传》
所说的蒐、苗、狝、狩、名称虽异，就实质而言，都是围绕畋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