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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越来越“明”，名人经济越来越繁荣，但文化上却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没有底气，因而常常在记者读者的质问中手忙脚乱。他所谓的气定神闲只不过是一种故作潇洒。
二
这些年，针对余秋雨的媒体化、大众明星化，许多喜欢余秋雨散文的人，许多对余秋雨越来越在演讲访谈中重复自己炒作自己的行为不满的人，感到困惑甚至愤怒。他们曾要求余秋雨少在媒体露面，回到书斋多读些书，多做些研究以提供有深度的文化声音。
对于这些善良的吁求，余秋雨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三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访谈时一脸的不屑，他说“电视台报纸采访我的人很多，我只接受了十分之一的采访”。他认为“曝光率高是一种很有责任感的行为”，“而且曝光率高，不是说哪一个文化人想曝光就曝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要建立一个沟通点，让文化和当代的广大读者结合，然后让中国的转型有更多的文化气息”。这意思很明显，一是嘲讽批评者水平不高上不了电视，二是说当代文化人除了他谁还有资格能上电视传媒宣讲中国文化让“中国的转型有更多的文化气息”。这似乎让不满者哑口无言，因为中国没有人敢像余秋雨那样自称文化大师和中国文化的“原创力”，更没有人有著作像《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那样每星期在世界各大城市排行榜占据前十名（余秋雨告诉我们）。而且，他指责说，写文章批评他的人本身也在传媒上。并说鲁迅、郭沫若在“五四”以后和老一代文人的最大差别就是占据了文化传媒系统的很大地位。中国文人需要用文化与这个社会沟通。这是余秋雨逢人就讲的经典例子。这一方面说明他今天行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暗喻他是当代中国文化上的鲁迅、郭沫若。他今天从事的就是当年鲁迅、郭沫若的工作。余秋雨这样回击别人，虽然看起来很有力，但就时代背景、个人身份、发言姿态及文化使命而言，余秋雨与鲁迅等五四一代人则完全不同。当年的鲁迅等虽然在媒体上活跃，小说《阿Q正传》也发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但他们一直是作家学者诗人战士，是学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学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会良心。他们是社会最执着最强大的批判者，并常遭到当局的通缉。鲁迅他们那一代人自己办报办杂志自己发行，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书斋，更没有成为大众娱乐明星，到处歌舞升平游山玩水和文化骂街，而且从来就不屑于争当一个大众文化明星，这与今日中国众多学者作家明星化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五四这一代大思想家们在激烈的社会批判和相互批判中，也从来没有像余秋雨这样，非常专制地打倒批评和批评家，并把他们判定为文化杀手和刑事犯罪分子。鲁迅他们是真正的思想家作家，他们无愧于他们的时代，所以他们庄严肃穆伟大。余秋雨举这个例子虽然自认很“智慧”，却很不理智，但足以欺骗那些该欺骗的人。
针对热衷电视，在电视上什么文化什么美学都谈的批评，余秋雨的回答更令人玩味，“电视是我的主要专业，戏剧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就是电视文化。我们的电视导演班我就是主课老师”。“‘著名学者’学的是什么，电视学呀。”（《北京青年报》1998。9。13）别人批评他作为一个学者不要成天呆在电视里作大众文化明星，他却说电视学是他的主课。即使他是“电视文化”的主课老师，但他在电视上并没有谈电视学也没谈电视文化。谈电视文化，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可能比你戏剧学院余秋雨更有资格，但他们怎么就没有到电视上讲电视学呢？所答非所问。偷换概念、障人耳目是余秋雨对付批评最拿手的好戏。余秋雨所谓的我是电视学的主课老师，“电视是我的主要专业”，那你余秋雨这方面的论文专著又在哪里呢？余秋雨显然把电视专业与明星专业混淆起来。
对于文化界和读者劝他重新回到书斋读书充电，不要来回重复自己，他就倡导作家走出书斋以积极影响社会来回避这个问题。这是余秋雨一贯玩弄聪明的地方。他简直像个外交官，既回避了问题核心，又不能说他未做解答。他声称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电视等媒体可以将高深的文化大众化，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应该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九十年代的许多学者都这样做了，像杨东平、秦晖等之于教育环保等社会问题，像贺卫方、梁治平等之于社会法律，但他们谈的都是沉重的社会问题，严峻的制度文化问题。余秋雨的文化中从来没有这些沉重的话题。他谈的不是凌空蹈虚的文化，就是自己的书，自己的散文，自己的论战，自己的名誉，自己的人生，朋友的嫉妒，盗版集团和文化杀手对他的谋财害命等等，都是他余秋雨自己的事务，与文化民主思想自由社会正义毫无关系，但这是他最津津乐道的。当然这与他所谓的中国文化重建的使命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恰恰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破坏。他名义上是著名作家学者，但他在文化中的行为却是一个十足的自觉的问题明星。
在今天，没有多少人反对作家走出书斋，但你说话必须够作家学者、专家的水准，而且不能像明星那样胡乱说话，更重要的是不能就一些无聊的问题特别是个人问题翻来覆去地说话。作家学者必须不断回到书斋不断观察社会，才能不断回到媒体，深刻表达文化的理性思想的呐喊。余秋雨的问题是他说话太多、重复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太少，自诩太多、商业太多、明星气太多，而文化学者的气息太少，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面对这种不满，余秋雨不但不反思自己回到书斋充实修炼自己，相反他却否定书斋，甚至讽刺别人嫉妒他的名利。他说，“中国的文化人总是觉得只有躲在书斋里才是做学问，拒绝传媒，才是传媒真正的文化人，而美国许多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是著名的教授。他们称自己是拒绝传媒的庞大覆盖面，在传播效果上可以超过高深书房里的文化。”（《中国青年报》1999。8。13），他在《文化苦旅》序言中早就作了明确表示，那时他否定书斋否定大学古文化研究，是为了突出他的《文化苦旅》对中国文化和他自己的创造性转换，确立他自己文化大师文化导师的历史地位。今天，他否定书斋是为了回击别人对他明星化的批评。余秋雨的这种批判显然太草率太不负责任了。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说只有躲在书斋里才算做学问，才是真正的文化人。余秋雨在许多场合出场并不是以主持人的身份，而是以明星的身份出场的，而且中国也没有人反对学者做文化主持人。余秋雨总是虚拟现实，否定批判者。他自己应该清楚他今天的文化话语和文化力量，是来自书斋还是来自传媒，他今天的文化困难是因为久别书斋还是太繁忙于媒体和旅游。余秋雨更应该明白，有些文化和学问可以大众化可以电视传播，但有些文化只能在书斋里生生不息万古流传，而且任何文化没有书斋中的积累超拔和创造，它就不可能发展，无数呕心沥血快乐幸福的书斋汇合成人类文明自强不息永不断绝的长河。没有电视文化照样前进，但没有书斋就不会有学术，更不会有大师诞生，而且人类文明必将停滞。今天电视对人类文明伤害也已经很明显，它每天以生产文化垃圾为主，它在使人类越来越聪明之时，也越来越让人愚昧和野蛮，而且它正在损害人类幸福的本质，使人越来越非人化非文化化。当然，它也会让一批作家学者成名获利之时，丧失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创造力。电视文化造就大众明星，但它使文化丧失本真。余秋雨由一个著名的作家学者沦落为一个大众明星就是一个明证。余秋雨对电视文化的见解不是没有文化的功利主义就是缺少文化常识的超文化主义。
余秋雨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九十年代他以自己的丰沛的才情，高超的语言天才和文化策略，在港台海外华人世界及中国许多著名大学都获得广泛的轰动和喝彩。这些年余秋雨演讲的持续辉煌极大地发挥了余秋雨的演讲天才，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掩盖了其学术文化在九十年代的匮乏。当然这与他否定书斋疏离书斋只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有根本关系。去年七月余秋雨在岳麓书院煽情的演讲虽然受到一些大学生的欢迎，但他的演讲是由两个商业单位精心策划的商业演讲，学术功力不深，文化根基特别是中国文化根基浅薄使其在千年著名学府殿堂里设擂演讲显得非常的单薄乏力和不合时宜。因而受到湖南学界普遍的批评和嘲笑。他演讲的内容一没有什么真识卓见，二是这些内容多是过去“旧货”。他提出的中国二○二○年之前有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更是遭到了湖南学界的质疑，而且许多文化问题余秋雨当场都无力回答，令余秋雨尴尬万分。在岳麓书院的失败是余秋雨自我大师的破产，但从他以后的种种行为来看，余秋雨并未有任何反思，他只不过将它轻风过耳了。
三
余秋雨现在是中外许多大城市的文化顾问，论说余秋雨的名气和他亲近官方的文化气质，也易于对这些城市产生影响，有利于这些城市文化古迹的保护。但余秋雨在顾问之后的文化心态和顾问时的高见，更是出语惊天下，他说：“很多时候只从科技背景考虑城市建设，但城市文化到底是什么概念，有什么方法使我们的每一座城市文化不一样这很重要。”他顾问了什么城市文化？他到底提出了什么城市文化新概念呢？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三日余秋雨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上海决策咨询顾问已是我的第一称呼了。我作为顾问的城市还有深圳、大连，最好玩的就是新加坡，我是他们的国际顾问，虽然发言不多，但比别人还是要多一点。”余秋雨天下无双矫情自鸣得意的语气一以贯之，但“上海决策咨询顾问，已是我的第一称呼”，还是让一般大众始料未及。在全国人们的心目中，余秋雨可是当代最著名的文化学者和作家，一般人谁也不会想到余秋雨内心最得意和自豪的竟是“上海决策咨询顾问”这一称号，以为已辞去上海戏院院长的余秋雨早已淡泊官场，原来余秋雨辞去院长当上了比院长官职更大更轻闲更有影响力的官。“上海决策咨询顾问”，当然是可以和市长市委书记们平起平坐的上海市最高级智囊。余秋雨来做这个职务无可厚非，但让余秋雨如此重视不能不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反过来想，在势利的官本位的今天，热衷官本位的余秋雨及他们那一代人，如果弃官归民，那才是让人吃惊的事情。从余秋雨个人经历和对现实文化的回避来看，余秋雨作出此种“价值结论”实在是他和他那一代人的价值真相，是余秋雨文化选择的必然。所以，余秋雨所谓“文化顾问”“决策咨询顾问”背后的真正的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文化，是官本位的名和利。名城与顾问是一种名利交换，是双方互通有无。虽然也是一种文化，但已属于官场文化。他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
他担任深圳市的文化顾问，与其说是伟大的顾问，不如说是深圳伟大的赞美诗人。一九九五年，余秋雨称赞“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一九九六年称赞“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一九九七年称赞“深圳有资格总结二十世纪文化的事”、“争取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各个领域的结算权”，并说深圳在文化上可以和北京、上海等平起平坐。这的确再一次让中国文化晕倒。虽然余秋雨的赞美让深圳官员们喜上眉梢，但我想深圳市人们恐怕没有几个人相信余秋雨这惊天动地的结论。深圳是什么？她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典型，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化的商业城市，金钱洋房汽车是深圳的光辉象征至上荣耀，所谓“到了深圳才知自己钱少”就是这个道理。她一无文化底蕴，二无文化积累，更无文化理想；她既无文化大师，也无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化学术报刊，一个可有可无的深圳大学在全国毫无学术文化地位。虽然《深圳青年》在全国同行业中发行量第一，但你能说它就代表了深圳在全国的文化地位？虽然深圳曾有锐意改革的《深圳特区报》，虽然曾有有文化抱负的《深圳青年报》和《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但他们今日呢？虽然有徐敬亚这样令人尊敬的诗人作家，只不过一个徐敬亚，但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除何清涟、蒋庆还有些发言权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在中国有说话的权力（当然也有几个年轻的思想者在成长）。虽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