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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文化是因人而存，无所不至的，为此，他特意引用了托马斯·曼在二战时期说过的一句名言“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以强调文化对政治的消解作用；终焉他敷陈了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曾极力倡导的“人生模仿艺术”的观念，以说明艺术对人类的深度影响早已入骨三分，刮磨不去。余光中的演讲淋漓尽致，内容非常结实，信手拈出许多生动的例证。比如，何为“同情的模仿即创造的想象”？他标举了李白的诗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和辛弃疾的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为例，还标举了古代男性诗人所作的“闺怨诗”为例，都很有说服力。艺术家的想象为何彼此迥异？他说：《圣经》题材入主西方古典绘画，圣婴与圣母可胖可瘦，实与画家所用的模特儿有绝大关联；如何使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浑融一体？他以自己的诗作《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为解剖对象，调侃李白驾照被扣，酒债未偿，要是坐王维的“宝马”就好了，由他驾车，绝对稳稳当当，可王右丞已去开会——是辋川污染听证会。
余光中的精彩演讲为时一个钟头。会后，也有为数不多的湖湘学人将他的演讲哂之为“给高校二年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语文课”，不买账可以，这正是他们的权利。更多的人则认为，余光中递给大家的确实是“茅台”和“五粮液”那样芳冽而饶有回味的醇酒，配方并不复杂，酿术却是一流，绝不是余秋雨先期端出的那等寡薄而多含杂质的村醪。
单就演讲而言，“二余”无可比性。
B、名家与大家
只要全方位考察一下余秋雨与余光中的著述、学问、才智和其他功夫，我们就不难获取一个明晰的印象。
论成就。余秋雨可划入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中，历年以来，他出版了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等四部，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等数部。这些单行而又风行的散文集内容多有交叉，读者按全价购买新旧参半的拼装品，读者吃亏了，余秋雨则赚了个满怀。以猛火大锅疯炒文学著作，风险明晃晃地摆在那儿，正所谓“成功我幸，失败我命”，这无可厚非，然而买一半搭一半的做法与奸商的公然行诈又有何异？文学评论界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余秋雨的散文集一蟹不如一蟹，整体水平呈极为明显的滑跌趋势。余光中则在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的“四维空间”里纵横驰骋逾半个世纪，每一方面均卓有建树——他自称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迄今已出版诗集二十种，散文集十种，评论集五种，翻译集十二种，共计四十余种，选本除外，单行本中所收的作品绝少交叉重复。余光中以其多方面斐然的文学成就享誉海内外。
论学养。余秋雨中学尚可，西学薄弱，即便是在尚可的中学方面，也有许多贻笑大方的破绽和纰漏。例如，在《洞庭一角》中，他眉毛都不皱一下，就斗胆将娥皇、女英由舜帝的床头二妃强行降格为膝下二女；在《十万进士》中，则将“会试”和“殿试”混为一谈，尤为逗趣的是，晚唐的风流才子杜牧居然成了金榜上的“第五名状元”，纵然是时下的选美，再怎么滥，也只有“第一亚军”，“第二亚军”，尚未听说过有“第五冠军”。如此伤肝伤肺，低级错误愈演愈烈，皆出于常识不备，真让人头摇十下，齿冷三天。余光中积学深厚，中西贯通，其长达五万字的比较文学论文《龚自珍与雪莱》便是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成。他多年从事中、英文的教学和研究，治学十分严谨，要在他的文章中找到硬伤，难乎其难。
论才力。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有的篇什（如《风雨天一阁》）能化腐朽为神奇，文思绵密如锦，可谓才识俱胜；有的篇什（如《苏东坡突围》）则化神奇为腐朽，败笔累累如尸，简直不堪卒读。反观余光中的诗文，则元气淋漓，才华横溢，《乡愁》《民歌》《当我死时》和《逍遥游》《登楼赋》《听听那冷雨》等代表作都流播天涯海隅，令人齿颊噙香。余光中敢给朱自清改文章，给闻一多改诗句，兼具霸气和霸才，这在当代作家中，尤为鲜见。凭心而论，余秋雨的才华是雪浪三丈，乱石穿空，如钱江之潮；余光中的才华是断崖千尺，惊涛拍岸，如东海之潮。同具壮观之美而高下立判。
论诗外工夫。余秋雨是炒家中的顶级高手，其自我炒作在紧抓“反盗版”这一趁手题材方面表现得十分抢眼。他自始至终痛恨和谴责的都是那些躲在阴暗处食脑吸髓的文化盗贼——在《山居笔记》一书的序言中，甚至不惜动用两万多字的篇幅痛加挞伐——而对孳生这种“文化白蚁”的漏洞百出的现存体制却不敢公然表示一词一字的愤慨。细细推究一番，我们不难发现其动机只在耸动读者的视听，而不是引起官方的警觉：他的书销得好上了天，被群贼剽掠正说明他的“家底”厚实。这就给那些盲目从众、缺乏主见的读者一个假像和错觉：余秋雨的书就算是牛溲马勃吧，也都是香甜可口的饮料和蛋糕，绝对多热量够营养。论沽名钓誉的诗外工夫，余光中不只是瞠乎其后，简直是望尘莫及。起初，湖南经视认为他的演讲题——《艺术经验的转化》过于雅致，便劝说他往“乡愁”上靠得更近些，那样子收视率会更高，节目也可以做得更好看，但他婉言谢绝了。他说，现代人受电视的侵害很深，他对媒体的炒作细节不感兴趣。演讲之后，有位读者拿着一本盗版书让他签名，他瞅着自己被拐卖的“孩子”，报以苦笑。他能斥责谁呢？难道也为此在下一本文集的序言中动用两万多字的篇幅狂泄其愤吗？
论机智幽默。余秋雨的辩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张嘴就能滔滔不绝，满机灵的，但时不时拿腔捏调，矫揉造作，而且总喜欢绕弯子，闪烁其词。在岳麓书院演说时，台下有聆讲者提问，问他如何评价自我，是否有过深刻的反思。这话问得很唐突很敏感，余秋雨略一沉吟，便语惊四座：谈过去，难免要揭伤疤，揭伤疤就要脱衣服，当着这么多人脱衣服，不雅观嘛。他郑重许诺将来会写一部自传，给大家一个交待——说到写自传，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曾挖苦道：“当你记下自己本来该做的好事，而且删去自己真正做过的坏事——那，就叫回忆录了。”余光中早就撰文表示他“不敢写自传”，却是为何？“其实一生事迹不高明的居多，何必画蛇添足，一一去重数呢？又没有人勉强你写，何苦‘不打自招’？”很显然，余光中同罗杰斯一样唱的是反调，泼的是冷水——随后，又有一位聆听者问余秋雨如何看待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他照旧虚晃一枪，答曰：这样宏大的课题，一言难尽，真要讲，得在湖南大学的大礼堂讲够四小时。余秋雨这番貌似幽默机智的表达，分明显示出黔驴技穷的窘困，让人看了为他难过十分。反观余光中，任谁提出天大一个伤脑筋的刁问难题，他都绝不敷衍，总要解答得丝丝入扣。他手中始终握着阿基米德的神奇杠杆，兼具张三丰的太极真功，除非不出手，出手就能四两拨千斤。有人问他中、西文化的差异何在，他借用自己现成的文句调谑道：“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此语耐人咀嚼。有人问他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趁神松懈的时候，赶快下笔。有人问他何为“与永恒拔河”，他一语破的：只要天天追求美，就是与永恒拔河，未必不能胜出。在谈到诗歌、散文与评论的关系时，余光中以一首打油诗调侃道：“如果菜单梦幻如诗歌/那么帐单清醒如散文/稿费吝啬如小费/食物中毒，呕吐吧，像批评。”他语出机智，诙谐风趣，令人解颐，妙在其言雅，其味正，嬉而可喜，谑而不虐。
论表演才能。余秋雨独擅胜场，毕竟他曾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对舞台表演深有心得，煽情是他的拿手好戏。演讲演讲，一半是演，一半是讲。演起来，余秋雨手挥目送，眉飞色舞，遇到关碍处，则王顾左右而言他，聆讲者就算堵住耳孔，不听不闻，仍能看到天花乱坠。余光中不玩花招，气定神闲，谈吐精粹，纯以语言的盛宴款待聆讲者，虽无繁复的手势惹眼，也不在眉宇上巧做文章，但不表演是为大表演，其语言艺术令人心折。
有人说：余秋雨表演的是花里胡哨的猴拳，余光中表演的则是炉火纯青的太极拳。论内蕴的功力，论外在的观赏性，两人都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无疑，余秋雨是名家而非大家，余光中则既是名家，又是大家。
C、风度与气度
余秋雨风度翩翩，身上颇有股子海派名士味，一目了然，他显得聪明，精明，还很高明，实属社会活动家中那种顶尖尖的“三明治”、意为，他有了“三明”，仿佛上天有了“三光”，你就拿他没“治”。称他为大学者，当然也会有人肯相信，如同相信木鱼也是鱼，木鸡也是鸡一样，只不过用它们做菜，就有点邪门。余秋雨还像一位商人，算不算儒商？大家可以举牌亮分来评定，既然是圈内人说圈内话，这事有得商量。余秋雨智商够高，要不然，他不可能在任何时代都成为弄潮儿和幸运儿，值得刮目相看的是，其人气一直很旺，如今仍在不断飙升。
余光中吐属清雅，雍容平和，童颜鹤发，道骨仙风，彬彬如也，谦谦如也，真学者之典范。借用余光中赞美大诗人叶芝的话说：“老得好漂亮！”
说到气度，余秋雨的风度再好，也罩不住皮袍下的“小”了，他对自家的短处护得太紧，根本听不进饶具药石之效的逆耳之言，所有的批评者——不管对方的出发点如何，究竟是恶意还是善意——都一概被他贬斥为专与“文化盗贼”沆瀣一气的“文化杀手”。殊不知，他在“文革”期间作为“石一歌”的主要成员，才真正是捉刀的行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是特殊时期的失足落水，但他从未作出巴金、韦君宜和邵燕祥那样的锥心忏悔，其人格魅力因此七折八扣，所剩无多。曾有聆讲者踩到他的“痛脚”，问他对来自文学界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有何感触，余秋雨稍加沉吟，没再把“文化杀手”这个已耍弄得很顺溜的“血滴子”从口袋里掏出来，而是以一种漫不在意的语气说，他一直欢迎大家批评指教，只可惜至今还没有一篇批评文章能让他刻骨铭心。这话无疑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评论界人士想从余秋雨身上收集“太阳能”，或者想令他坚闭的内心为之震落梁尘，不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且极可能此生无望。
余光中的气度如何？从他与李敖的恩恩怨怨，我们可以看个分明。六十年代中期，李敖主笔的《文星》杂志遭国民党政府封杀，这位飞天蜈蚣一时生计大窘，遂毅然决然地向报界宣布，文坛已成伤心之地，他要投笔下海，卖牛肉面去。为此，他致函余光中，仍时刻不忘自我标榜，真是绝妙文字：
“我九月一日的广告知你已经看到。‘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言，或是骇俗之举，但对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柝、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入贵妃裤中，岂足怪哉！岂足怪哉！我不入三角裤，谁入三角裤！”
余光中见李大侠执意要玩下三路，恐其灵气为秽气所挟，便急人所难，立即挥就一篇意兴酣畅的广告词，为其张帜：
“……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含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垆，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李敖搞出一个噱头，抖落几朵枪花，已觉过瘾，并未认真去卖牛肉面条，倒是在文坛开了一家大涮活人的“李氏火锅店”。余光中何幸，又何其不幸地成为了李老板涮汤的“主料”之一。李敖直斥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一如当年鲁迅痛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