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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涉足其他的领域又是父亲写文章的缺陷。比起我喜爱的作家韩少功，父亲的文章涵盖的东西似乎还少了些，表达的思想也不及前者的复杂深刻。父亲也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更反对“闭门作文”，以他年过半百的人生阅历和多年从文、当编辑的经验，会对世事百态有他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看法。我相信他的亲朋好友愿倾听他的声音。
西方人说：“人生从四十岁开始”，父亲总疑心自己的创作巅峰尚未到来。作为敬爱他的女儿和他永远忠实的读者，我愿父亲“不待扬鞭自奋蹄”，出更多的书，更好的书！
居韩零墨
？ 郜元宝一九九九年二月底赴韩，以客座教员身份在高丽大学校工作一年。语言不通，极少外出，蹲在屋里，真是食菽而已。无聊，断断续续记起日记来。半年过后，大致翻翻，第一月最多，往后逐渐减少。虎头蛇尾，很符合我平时做事的作风。现在姑且抄出第一月所记，权当一文。日记者，记录一天所思所感也，零碎不成片段。至于所行，上什么课，与什么人说话，天气阴晴，月亮圆缺，无关所思，一概略去。一九九九年十月四日夜记。
二月二十八日午后二时抵汉城西北津浦机场，高丽大学校中语中文学科主任白、助教郑来接。离开机场，出租车约莫一个钟头即到高大，住进“外国人宿舍”西翼顶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斗室。宿舍建在学校后门一座小山顶上，据说去教室须走二十分钟山路，闻之不免心惊。课多，每周十六节，每节五十分钟。四节为临时所加，付费极廉。漫然应之，未知漫然教之可乎？
三月二日中午课后李教授及三位助教招饮于“开城面屋”，饭食粗简，但很可口。泡菜微辣，远较国内柔和。盖韩人或冒牌韩人在韩国以外的地方开餐馆，为迎合当地口味，或夸大特征，强调“民族性”，总喜欢增加辣度，不惜以失去特征，让别人误会其“民族性”为代价。文化输出，往往如此。此间教学上一应杂务，均委诸助教。助教从研究生中选出，免学费，平时亦有少许津贴。其所以能为助教者，并不视乎成绩优劣，要在肯为教师服务。大学若聘用专职人员，似懂非懂地管理教务，于同行之外，不与教师学生通声气，日久必成学园内一层特殊官僚，谋权获利之余，专门制造连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的各种表格，以及为大学所特有的官僚文化，平时自尊为父母官，视师生若草芥，教师既不敢劳动其大驾，学生也断了由教务一途勤工俭学的机会。此弊不去，教学改革无从谈起。
三月六日下午课后往“亚洲研究中心”借书，得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巴金《憩园》、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夏书两版序，滔滔不下万言，一述“当年”求职如何不易，资料如何难寻，自己如何偷懒，一述出版后别人如何佩服，如何赞同，处处自留地步。此等巧滑，不意在震耳多年的名著中见之，可发一叹。
三月七日夜读唐君毅书。虽系新儒家观点，但有世界眼光，论战后新移民一段就与赛伊德“东方学”以及有关现代知识分子使命的许多讲法暗合，也可从反面看作亨廷顿“文化冲突”说的先声。海外孤魂野鬼之真情实感，历历可见，故颇多善言。惟说理过于烦琐。此种“君师”文体，宜于“教育人民”，发抒私忱、“直语其事实法则”，则终嫌隔膜。益信鲁迅杂文之可贵，全在“直语”。
三月八日夜雨，近午漫天飘雪。同楼一新西兰外教来访，欲教我英语会话，然取费之昂，足以骇人。谢之。读《包法利夫人》至深夜。某君来电，问能否请假回沪“打擂台”。
三月九日韩人自世宗皇帝创制韩文，不用汉字，至今已历五百余年，但“文化积淀”毕竟不易洗净，在大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也常常流露出来：每学习一种表达法，冥冥中总有先在的语言根底与之对话，而不觉陌生。也有麻烦，韩国残存的汉字表达往往干扰学生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应用。“出家”在现代汉语中专指皈依佛门，但学生仍然按习惯当“出门”讲；“见面”在现代汉语中为不及物动词，学生总是用作及物动词。因此“我一般六点钟出家”、“昨天我去仁川见面我的女朋友”、“今天我们又见面了老师”之类“偏误”，屡教不改，再教即有怨色矣：到底哪个正确，“咱走着瞧吧！”享有共同文字传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曾经享有共同语言传统的两种民族语言，重逢竟如此困难，更不必说历史上向无接触的语言在现代突然遭遇，会发生怎样希奇古怪的事情。《魔鬼诗篇》作者拉什迪曾经借书中人物之口，说英国人不懂英国史，因为英国史大多发生在英国之外，现在研究文化交往和语言接触的人，差不多已经将这句玩笑当口头禅了。其实中国人也不容易懂得现在流行海外的许多汉语表达法，日本、韩国残留的汉字，只是极端的例子。若说有“政治正确性”，肯定也会有“语言正确性”，而且前者限于一时一地，后者却关联着更深更久的民族或族群记忆。有人认为民族差异与性别之争将是地球上最后的政治，这至少在语言中可以找到无数铁证。以《关键词》一书在中国学界暴得大名的雷蒙·威廉斯就曾经回忆，他和他的朋友战后首先获得的对战争起因不约而同的领悟就是：“实际上，他们只不过不说相同的语言而已。”三月十四日上午看霍利菲尔德与刘易斯“拳斗”，霍胜刘败。双方手脚都未放开，反不如赛前口角精彩。“武人相轻”，表现人性，也常有身体语言所不办；相轻之术，更多不许文人专美处。要使坏，还是台下好，真的上台表演，往往不能免于咬耳朵之类的丑态。午后李教授开车，同游“三八线”附近“临津阁”。临津者，临津江也。阁前有“拜望亭”，望乡而拜之意。韩战结束，南北交换俘虏，即在阁前“自由的桥”上，过桥便有来无往，有往无来，故又名“回不去了桥”。桥已名存实亡，但阁右仍留一段铁轨，上停当年火车头一辆，仿佛行驶至此，戛然而止。“三八线”和“板门店”在临津阁前十几里，要办许多手续才能参观。不看也罢。从临津阁回汉城，已万家灯火。晚饭在城北“土俗村”吃“参鸡汤”。取童子鸡一只，内实糯米、红枣、板栗、人参，小沙锅文火煨熟，食时佐以泡菜并人参酒一杯，味极鲜美。
三月十五日上午课后寄一短文给王平。据说“经济学的时代”来了，读了一些，无稽之谈，虽外行也不忍袖手，故仿鲁迅杂文《“来了”》，略施攻击。
三月十七日全天有课，甚倦。寝前作致某君书一通，辞曰：“曩书想已达览。此间每周十四节课，每课五十分钟，课后归巢，尚须爬山，体解之乐，得之亦易。另有研究生课四节，为‘契约书’所不载，本可峻拒，但殷殷以‘学术讨论’相邀，却之不恭，亦负不学之名，只好认栽，转负好名之累。请假回来打擂台绝无可能，姑且预先被击下台，回家洗盥停当，‘马郭澧’（韩国米酒）一杯就三碟泡菜，遥想华山论剑光景，风味也过得去了。韩国饭食并不如来前传闻那么辛辣生猛，鄙人久患咽炎，也能甘之若饴，但要省钱，还是自家动手为妙。不愿酸酸地轻问‘谁爱风流高格调’，也得款款地‘共怜时世俭梳妆’。几个男生听说老师每天回去都要做饭给自己吃，慌得摆手如鸡爪风。韩人最忌男子下厨，即使不慎走进厨房，也会被母亲痛骂。民间更有一种恐怖说法，为惜纸张清白，恕不转述了。恐怖归恐怖，照做不误。自己谋食也不自今日始，果如其人之言，早就坏事了。子曰危邦不履，大概这便是贪蝇头小利背圣人之教的一点责罚罢。”自批：酸极。
三月十八日接吴炫信，催赶紧完成鲁迅研究一书，并云丛书大部分已交稿，再拖下去会影响别人著作的出版。现在颇后悔当初计划。对鲁迅是有些想法，但就那么一点，顷刻可以写完的。不大肆抄袭，如何能够敷衍成书？把“书”的概念压缩到几千几万字的随笔，大概不会被接受吧。看来只好赖过去算数。
三月十九日晚饭后参加中语中文学科迎新会。助教介绍，每年都有这种仪式，由老生（应称“前辈”）出钱，治备简单饭食招待新生。其可记者三：歌舞表演、祭祀、喝酒。教授讲话后，前辈表演民族及现代歌舞，以示欢迎，并活跃气氛。前辈代表示范祭祀：桌上供香火牺牲（猪首），学生会会长持一巨幅跪地高声诵读（大致内容据说是希望天地诸神保佑我们学业长进，将来找到好工作，生活美满；祝在座的前辈早日升为教授，好上他们的课；祝教授们永远健康，著作等身），然后烧祭文，教授、“前辈”向猪首行跪拜礼，纳钱于猪嘴。接着喝“马郭澧”：前辈后辈各持一盆对饮，须饮至不能再饮、呕吐为止，是为“吐故纳新”。故者，日本殖民时代之故态也。饮者同时必大声疾呼“民族高大民族高大”“拼命奉陪饮尽马郭澧拼命奉陪饮尽马郭澧”，余者伴唱“我们是民族高大”、“我们爱喝民族米酒，让啤酒流到延世大学去吧！”“延世”为韩国另一名校，据说高大与延世，有如日本早稻田之与庆应。两校和平竞争，由来已久，每年十月奥林匹克运动场还要举行体育方面的“高延大战”（延世大学则称“延高大战”），以“马郭澧”压啤酒，犹其小焉者。
三月二十日病。卧看《胡风评论集》终日。胡风、冯雪峰三十年代随侍鲁迅，对夫子思想均有继承。冯或继承更多，憬悟更深，后来避忌日多，反不如胡念兹在兹，续有增益。环境身份对人的影响如此。胡风解释《野草·题辞》“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一段，为鲁迅“五四”前蛰居北京十年“沉思”的自况，并借用鲁迅自己一篇译文的名字，称这段文字跳动着一颗“雕之心”，精彩之至，无以复加。
三月二十一日夜翻赛伊德《知识分子的抗辩》，首章论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甚详。看赛氏介绍，“有机知识分子”（姑从国内通译）之“有机”（organic），似应取“组织的、建制的、功能的”一层含义。据赛氏引《狱中杂记》原文，可知葛兰西主要指“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领域专家、新文化与新法律系统之组建者，等等”，赛氏自己补充的实例包括现代公共关系专家乃至广告设计者和产品推销员。“有机知识分子”对立面，赛氏沿用朱利恩·本达（Julien Benda）的理论，认为主要是以传统教师、牧师为代表、追求形而上的超越价值、始终保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多少有点迂阔怪异的那些知识分子。葛书手边没有，不能细按。如赛氏转述属实（看来也如此），则国内一段时间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解释，恐怕需要纠正。许多人理解“有机知识分子”，合于本达的概念，而与葛氏恰相背驰。倘不修改葛氏原意，则将鲁迅归入“有机知识分子”，非但不能表达某些论者对“先生”的崇敬，反而要将“先生”推到为他们所不齿的伪知识分子之列。但鲁迅也并不等于本达所说的超越型知识分子。鲁迅不喜欢“导师”和“纸糊的假冠”，二十年代末即决然离开讲台，不再做教师；他还不止一次讲过自己没有但丁、陀斯妥耶夫思基式的宗教感：这两点，便与本达的标准不合。但本达讲的另一面，即始终保持社会批判态度，始终站在弱者一边，又是鲁迅思想的特点。至于葛兰西、赛伊德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和鲁迅距离更远，这主要因为鲁迅并不活跃于“体制”中；作为现代中国特有的“自由撰稿人”，他始终站在体制之外批判体制，而不是和“现状”沆瀣一气的体制内一分子。然而也并非毫无瓜葛，尤其鲁迅所体现的知识、情感与价值的世俗性和务实倾向，就颇为有机地关联着现实社会。无论葛兰西或赛伊德都不曾简单否定现代工业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因为有机的生存状况既意味着麻木不仁、装聋作哑、为虎作伥，也可以由此而通向切实的反抗。同样，至少对赛伊德来说，超越型知识分子并非完全值得肯定，他们的批判，有时也会因为和社会现实距离太远而带有某种盲目性。问题相当复杂，倘若不加分疏，说鲁迅就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也许会帮助人们从汉语字面上想象鲁迅和社会现实息息相通的特点（比如描述鲁迅与现代报纸及出版业的关系时），但随之也会引起新的误解与混乱。真的发生了这类令人遗憾的误会，则误会之来，恐怕还是因为现代（也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