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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来到彼得堡拜谒名人公墓时，我总会到普希金夫人的墓前去凭吊。这是一座黑色花岗岩大石棺，围在铁栏杆中间。每次都可以看到有鲜花摆在石棺上。这座墓，墓上的花总使我产生种种联想。
普希金不仅喜欢妻子美貌，同时也真正了解她的为人。年轻时，纳塔丽也许有些任性，喜欢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但与普希金六年共同生活中，他们日夜相伴，生儿育女，她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她写信给她的大哥德米特里说：“……在大都市里很少有亲密的友情，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子里周旋，更重要的是各种娱乐和上流社会的愚蠢和应酬，以至于没有时间认真对待友情。”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她那时已不留恋上流社会了。她的兴趣转向普希金的创作，甚至为出版普希金的著作尽过力。
普希金与生命诀别的时刻，让纳塔丽守护在自己的身边，并对斯帕斯基医生说：“她很可怜，她是无辜地在忍受也许今后还得忍受人间的非难……”普希金逝世后，纳塔丽服丧两年，严格地执行了丈夫的要求，离开了首都，搬到农村去居住。
可是多少年来，有些评论家对她进行谴责，说她不关心普希金，不了解普希金，说他们在精神上没有共同点等等。她死了，她无法对世人解释。最近，俄罗斯又发现了一些资料，证明她是普希金忠贞的好妻子。
纳塔丽一八四四年改嫁朗斯阔依将军（1799…1877），又生了三个女儿。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纪念馆陈列着普希金为自己的儿女们画的肖像。
普希金生前不希望他的儿女继承他的文学事业。大女儿玛丽娅（1832—1919）出生后不久，他便告诉妻子：“我决心已定：一旦我们的小玛丽娅幻想写上哪怕是一首诗，那么因为这一件事也要狠狠揍她一顿，让她连这种胡思乱想的影子也不要留下！”玛丽娅长大没有写诗，但她的形象颇引人注意。列夫·托尔斯泰描述安娜·卡列尼娜的外貌时，曾以她为模特儿。玛丽娅的丈夫加尔同的自杀，又给托尔斯泰提供了一个素材，使他把这一情节写在《活尸》中。
普希金其他后代的命运很有趣。普希金的长子亚历山大（1833—1914）的女儿玛丽娅（1862—1939）十九岁时嫁给了果戈理的外甥贝尔科夫（1856—1918）。而普希金的小女儿纳塔丽娅（1836—1913）的女儿苏菲娅（1868—1927）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孙子米哈依尔成了夫妻。他们的子女既是普希金的后裔，也是尼古拉一世的后裔。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许是多情。
离开普斯科夫国家保护区之前，我再一次来到普希金的墓前，向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告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来到此地，但我心中永远会怀念普希金，耳边永远会响起普希金的诗句。
胡适与杨联陛：论学谈诗二十年
？ 徐雁平
也许我们期待中的比较理想的《胡适全集》，真是要耐心等到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年才能面世。然而世界总在一天天地进步，在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的《胡适手稿》（10册）、远流版的《胡适作品集》（37册）之后，有北大版的《胡适文集》（12册）；在中华书局的《胡适的日记》（2册）后有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在中华书局《胡适来往书信选》（3册）后有黄山书社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和北大版的《胡适书信集》（3册）。但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陈平原教授说北大图书馆的胡适藏书题跋有待整理，而他的书信还时有发现……一九九八年三月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的厚厚的一本《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以下简称《书札》）更是让人惊喜，《书札》共收胡、杨书信二百○五封，其中胡适致杨联陞信有八十七封，而在北大版《胡适书信集》中只有十封，仅此一点，即可看出《书札》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也暗示《胡适全集》这一文化工程，是要靠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人士的通力协作，才能功德圆满。
《书札》所收信件起于一九四三年十月，迄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它的编印缘起及胡杨交游的经过和书信的价值，陶英惠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在书前有专文介绍。按余先生的序文，这些信大略可分为前期（1943—1944）和后期（1949—1958），前期是指胡适卸任驻美大使移居纽约的时期，书信的一个核心是关于《水经注》的讨论，其分量仅次于胡适与王重民的通信；后期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唐德刚语），他们除继续谈《水经注》外，还论说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报”的观念、南宋的会子、王莽新朝的“新”、六朝人名字中的单字加“之”、词尾性助词等等问题，书信一来一往，大多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学术交流的进展中，也让人感受到“旧学商量加邃密”的真意。对于不甘寂寞却陷入寂寞境地的胡适（1891—1962）而言，和晚一辈的杨联陞（1914—1990）论学谈诗也许是他晚年中最感安慰之事。
他们论学二十年，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一知性的乐趣，寓隽永于平淡之中，自始至终维系着两人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后世读他们的书信集的人是不能不为之神往的。（见余英时先生序）
以书信（甚至包括日记在内）论学，到了胡适手中，可以说是将这一边缘性文体的功用发展到了兴会淋漓的极致，这不仅是表现在书信数量众多，而且信的长度也颇为可观，《书札》中所录信件有的长达七、八页（如胡适1954年10月11日致洪业杨联陞、胡适1954年11月15日致杨联陞两信）。这一论学传统，在有清一代颇为盛行，它填补了没有学术期刊的缺憾，拓展了学术交流的空间。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教授在《从理学到朴学》的第五章“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中特意指出：“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如钱大昕都以这种形式发表自己的书信，许多学者都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学术界的中肯评价、认可和广泛注意。许多资深学者通过书信交换的方式，如梁启超所言，开始和需要解答疑难的学术新秀建立联系，与此同时，这些新秀也附带呈上他们的新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大加赞赏，并说“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书信即著述，这对包括这本《书札》在内的胡适书信而言，应该是最恰切的评判。梁启超尝言“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以书信而言，胡适确实将清代这一盛行的论学传统发扬光大，在正在经历的快捷简省的电讯时代，就此而言，大概不会有逾其右者。
如果以书信论学只是承其形，那么在书信中所表示的一种宽容、平等、自由，就可视为得清学“正统派之学风”的神韵。梁启超曾以十点描述此学风，持以衡量胡适、杨联陞论学书札，基本上吻合，其中尤以第七、八两点在《书札》中表现得最充分。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有很多文章认为开一代风气的胡适四十年代之后在学术上走下坡路，但至少在《书札》中是感觉不到的。胡适依然挥洒自如，有博大精深的气象。他之所以能入此状态，是与杨联陞的激发大有关系的。这也就是棋逢对手。杨先生的治学特点，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在为杨氏所著《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1969年版）所写的导言中指出：“杨联陞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67页）五十年代杨先生在西方汉学界正开拓疆土、勇猛精进，而胡适宝刀未老，再加上相似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所以在书信中往往要“斗”上好多回合。他们的交锋常让人想起金庸小说中论剑的最高境界，输赢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切磋中的快乐。胡、杨在《书札》中所展示的学术高度在某些方面恐怕为后人难以企及，而其中所蕴涵的一种如梁启超所言的“温厚”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缺乏的。“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温厚宽松自然是源于学问上的平等，有这种氛围方能谈得上学术上的独立自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杨联陞在给胡适的信中附寄了一些他的中国古代文法讲稿，引起了关于“所”字的往复讨论，一月三十一日杨先生复信：“您对于‘所’字的分析，非常细密，读了佩服得很。不过我还想保留我的‘所是代名词而有时带副词性’说，因为这跟我的两个重要假定很有关系。”余英时先生在序文中指出“杨从胡真能择善而从，而不致把胡的限制变作自己的限制。对于胡立说过当的地方，他往往献疑质难，不稍假借。例如有关全祖望七校《水经注》的问题、《檀经》之‘檀’是否‘檀施’之‘檀’的问题，杨都不同意胡的‘大胆假设’。”而杨向胡的求教往往是“小扣大鸣”，获益匪浅。如胡适就杨著《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1952年版）所引发的关于南宋会子问题的讨论，澄清了杨著中的一些含糊断语；而杨先生一九七三年发表的“最为社会学家所激赏”的《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也得益于一九五二年他与胡适的商榷。《书札》所附录的一篇《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也容纳了胡适的意见。胡适对他的批评也是虚心接受：“你们指示我《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短文里对于谢山有过分严厉的贬语，我很感谢”（1954年10月X日），“谢谢你们对我短文的批评！这正是我最愿意得到的反响”（1954年10月11日）。关于王莽国号之“新”的问题，胡适在做结论时，也说“并不敢坚持己见”（1956年4月22日），这完全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毫无惟我独尊的霸气。他们也不是将书信论学视为私密之事，从《书札》中可以看出周一良、裘开明、赵元任、陈观胜、全汉昇、陈世骧等参加了讨论，有时胡适明示杨联陞将信给他们看，私人性的书信在此获得了宽泛的交流环境。
对于《书札》的学术价值，我实在无力多说什么。但其中所展示的自四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华裔汉学家群体，倒让我很感兴趣，除上段末尾中所列举的几位外，还有李方桂、房兆楹、何炳棣、刘广京、邓嗣禹、王伊同等，他们是让汉学在“海外发新枝”的代表人物。其中杨先生更被誉为“海外中国文化的媒介”，余英时先生认为他“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他真正继承并发扬的是二十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的传统”。杨先生又把这种“训诂治史”传统通过授课、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方式引植入西方汉学界，以防止他们的“断章取义”、“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等流弊，以使中国史研究在美国取得学术纪律的尊严。像杨联陞先生这一类的“媒介人物”先后还有一批，如萧公权、黄仁宇、周策纵、夏志清、张光直、张灏、叶维廉、林毓生、杜维明、余英时、刘若愚、黄宗智、许倬云、汪荣祖、叶嘉莹、梅祖麟、李欧梵、王德威、孙康宜等等，皆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不可不注意的群体，他们不但将中国学术引入西方，而且将他们在海外的融合中西的研究成果“回流”于国内。近十几年来他们对于大陆学界的影响尤为明显，譬如，他们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在各地的讲学给我们带来了清新的空气，这种空气有一部分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遗风，而另一部分则源自于对西方学术的广采博收。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朱学勤先生在为林毓生先生的《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所写的“编后记”中说了一段让人无限感慨的话：“当时的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惟一孔道与资源，待到大陆开放，我的上一代人也就是林、余、杜的同代人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台湾学者捷足先登的背影。”再以上文中所列的数位代表人物中，的确也证实了当代大陆学术史上一段令人扼腕的空白。在《书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