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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根本不了解底层。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中国文化提倡的，惟是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在知青文学流行的“青春无悔”论，某种把生存权等同于人权，不把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定义在内的人权理论，都是王小波所批判的。
事实胜于雄辩。生活之树常绿。王小波把许多理论问题引向生活的概念，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简直成了知人论世的准则。他提出，人生活着，除了具有一定物质的保障之外，还必须享有自由，快乐，幸福与尊严。而所有这些，都不是权势者可以垄断的。这也就是说，“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所以，在一篇文章中，王小波特别赞赏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因为它总是力图反抗“生活的设置”，以致终于由家猪变做了野猪。与这种生活态度相比照的，文中还谈到两种人：一种是“想到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另一种是“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无论设置或被设置，奴役或被奴役，两者都不足取。王小波表明，他要过独立而自由的人的生活，自己所爱的生活，“有”的生活。他发誓说：“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王小波的杂感，主题十分明确，就是对传统和正统，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由于他是站在“体制”之外对人的生存状态作的反思，因此，这种消解也就较之其他作家为彻底。他创造了一种独异的文风，骨子里头是严肃的，而表现出来却是非常平易而有趣。他经常使用佛家语“平常心”，表达一种平民的品格；拒绝“媚雅”，自然也拒绝“媚俗”。在文章中，他惯于让“我”走进话题中去，这样可以避免“客观”，便于用民间说书人的朴素的叙述语调，去讲说自己的或真或假的经验和故事，在不断唤起的可笑感中，对选定的目标进行闪电般的出色的打击。他极其重视“有趣”。他认为，“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假如这世界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他的“有趣”，不是贾平凹式的无聊的噱头，也不是王蒙式的油滑的调侃，用他的话说，其实是一种“黑色幽默”。这种幽默，一是来源于生活逻辑固有的荒诞性，二是一种天生的气质，是两者的结合。他的文章，经常出现一种貌似正统，故作庄严的东西，这种“假正经”，正是他借以亵渎神圣，毁坏偶像的利器。有时，它仅以某种语调出之，例如：“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引经据典。”随意的一举手，就拨了一下“学者型”批评家的下巴。有时，把生活经验中的一些见惯不怪的假大空话，直接插入叙述之中。《沉默的大多数》写到一位知青在买东西时少给了钱，“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表面上在嘲讽语言的贫乏，实际上却把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通过类似的语言连接起来了。《外国电影里的幽默》表现的是另一种机智，其中说到幽默是没有国界的，听不懂“幽默”有两种情形，一是不想懂，一是不敢懂。文章写道：“美国的年轻人常爱用这样一句感叹语：Holy
shit！信教的老太太就听不懂。Holy这个词常用在宗教方面，就如中国人说：伟大、光荣、正确，shit是屎。连在一起来说，好多人就不敢懂了。”其中的语词，显然是经了理性的严格的选择与安排的。《驴和人的新寓言》，则是利用已有的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和创造。文章全从一则有名的寓言展开，寓言说的是骑驴的父子俩，因为听信几伙人的不同意见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但阐释却十分有趣。结束说：“我既是个学究，就要读书。现在的书刊内容丰富，作者名字前面有括号的全是重要文章。有的谈新儒学，有的谈后现代，扯着扯着就扯到了治国之策。当然，这路文章的实质不是和我们商量怎么受治之策，而是和别人商量怎么治我们，这就和驴耳朵里听见人嘀咕一样，虽然听不懂，但准知道没好事。”王小波说，中国历史“不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因此，“假正经”对他来说，是一种合法的、自由的言说。在这种话语形式中，他可谓如鱼得水，使叙述省去许多笔墨，是超乎传统“文章作法”的一种凝炼，充满张力。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才能，他珍视这种才能并使之不断得到锻炼；许多篇章，无论思想或讽刺艺术，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锋芒所至，寸铁杀人。
王小波自述道：“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幽默，玩笑，在中国作家中并不显得匮乏；在九十年代，甚至因此酿成一种可恶的风气。幽默而可恶，就因为没有道义感，甚至反道义。能够把道义感和幽默感结合起来，锻炼出一种风格，不特五十年，就算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间，也没有几个人。鲁迅是惟一的。王小波虽然尚未达到鲁迅的博大与深刻，但他在一个独断的意识形态下创造出来的“假正经”文风，自成格局，也可以说是惟一的，难以替代的。他的“黑色幽默”，潜伏着一种极强的攻击力量，但是，他为人是诚恳的，正直而热情。他有一段独白十分感人，说：“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然而，他没有能够写下去。一九九七年四月，正是艾略特说的残酷的月份，他被毁于心脏病。
散文家苇岸，也同王小波一样，人到中年便突然逝去。
不同的是，苇岸并不像王小波那般“有趣”，无宁说是清苦；但也不能说是枯燥乏味的，他的心是一个宁谧的湖，文字有水样的柔润。如果说“有趣”是一群潜伏的水鸟，随时亮翅起飞；那么“无趣”就是一丛芦苇，永远地守望湖岸。“有趣”与“无趣”，在这里都一样的风光诱人。王小波是科学的，苇岸是诗的。王小波用大脑思索，分割一切，判断一切；苇岸则用心灵承载，拥抱一切，感悟一切。苇岸也不同于张承志，虽然他们一样着重精神和信仰世界。从精神的源头来说，张承志是东方的，苇岸是西方的。张承志固守一个中心，苇岸没有中心，散漫然而整饬。张承志是英雄崇拜，苇岸则是生命的本体论者，崇拜生命自身。因此，苇岸会像安详的传教士一样宣扬博爱，人道主义，非暴力主义；张承志则如一名游侠，一意鼓吹抵抗和仇杀。无疑地，他们都是信仰主义者，张承志是属于宗教的，苇岸则是伦理的，关注的是“大地道德”。在美学方面，两个人都为农业文明所培育，张承志是耐旱作物；而苇岸不免显得柔弱，渴望情感的滋润，所以始终凝望天际的雨云。
大地道德，作为一个概念，大约来自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他的著名的《沙乡年鉴》，就是一部关于“土地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书。书中把土地作为一个共同体看待，呼吁生态理解，热爱和尊敬土地上的所有生命，以保持恒定的和谐和美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是只有“王土”，没有大地的。因此，建基于博爱之上的大地道德，对于我们就成了完全陌生的东西。虽然，儒教也说“仁”，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集权的等序的社会里，结果还是像老子批评的那样：“以万物为刍狗。”至于把大地道德作为一个文学观念和基本主题，在中国，还是始于苇岸九十年代的著作《大地上的事情》。
此前，也不是没有一些表现“人类之爱”或环保方面的作品，它们都只是大地道德的一个局部。大地道德是更广阔也更深邃的。当然，还不能说苇岸的一部书已经囊括了足够多的内容。值得称道的是，它是一次自觉的尝试。它是道德的，不仅仅是情感的；它是未来的，不仅仅是现实的。苇岸的书，具有开拓的意义，是利奥波德在东方的一个微弱然而真切的回声。
他在《美丽的嘉荫》中写道：“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我很自卑。我想得很远，我相信像人类的许多梦想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实现那样，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陆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仅是这样一段话，对于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苇岸已经作出了清楚的表述。渺小的生命必须得到尊重，我们应当学习它们，无论它们是哪一种生物，是人类还是昆虫。苇岸在秋天的果实中看到善良的面孔，从白桦树那里窥见淳朴、正直的灵魂，由蜜蜂想到普通劳动者和舍生忘死的英雄，由羊赞美人间温暖的和平精神。《我的邻居胡蜂》一篇十分美丽动人，作者以科学家般的观察力和诗人的想像力，表达了对小生命的博大而细致的关怀。他把胡蜂留下的巢称作“家徽”，是神的奖励，骄傲于它们的友好的赠与。《鸟的建筑》说的是鸟巢，各种不同的“家”，散发着人类的亲近的气息。这就是“共同体”，一个乌托邦。理想的光辉导引着人类的未来，而苇岸，总是让自己一再地回到火焰最初点燃的时刻；在火光幽微中寻找那些散失的东西。在文明的进程中，他发现，到处呈现着物质与精神相悖的现象。当此“艰难时世”，他选择了精神。他认为，惟有精神，才是人类存在的重要依据。在他那里，精神是由土地萌生的：诚实，善良，淳朴，勤劳，友爱，宽容，谦和，正直，追求幸福。他把这些上升为“世界精神”，而为之热情地传播和笃诚地守护。他不像张承志那样，对现代化持一种根本抵触的态度；但是，他坚决反对任何足以导致精神损毁的现代行为。他写放蜂人是带有象征意味的：“他滞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不是拒绝，不是阻拦，而是忠告。因为他确实看到了，“新时期以来的一二十年间，在精神意义上，中国再现了西方几个世纪的进程”。他认为，“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在仇杀成风的年代，爱是一种斗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精神是另一种物质。为此，苇岸崇仰托尔斯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崇仰梭罗和利奥波德。他们都是以崇高的精神而使人类免于堕落的。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联系中，他们惟有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力求达至自我完善。苇岸是一个圣徒。他追随着这样一群伟大的灵魂，一直到死，仍然怀着爱，悲悯与信任关注着人类，连同他自己。
在许多作家那里，人与书是分开的。而对于苇岸，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他的书中，人类与自然一体，彼此难以割舍一样。面对周围的事物，他注重的是生命，以及同生命相关的部分。所以，他取材是随意的，任何生命在他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伟大而神奇；但写法很讲究，他注重形式美，只是文章的华美并不曾掩盖他本质的朴素与自然。他是长于描述的，因为他总是致力于生命的发现；其中，不但有着生命个体的丰富性，而且有着生命与生命间的最潜隐的交流。他的文章的深度，自然无须通过理性的议论去表现，而在于生命的洞见和把握。
《大地上的事情》是苇岸生前出版的惟一的一部著作。这是一部启示录，也是一部赞美诗。在这里面，世界上的众多生命互相照耀，那么光辉，那么温暖，那么美好。
一平同苇岸一样，都写得很少，迄今为止，也只是出版过一个集子《身后的田野》。它的出版，并未引起评论界的注意，那命运，简直比《大地上的事情》还要寂寞。但是，无庸置疑，两位作者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们天生仁爱，而这样一份情怀，并不曾因为过早穿越恐怖和仇杀的文革时代而有所损害，反而因此变得更为广大，更为柔韧，应当算是一种奇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