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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为招募本国人当兵，这样可以把人民群众中间的武勇强悍分子吸收
到军队中来，这不但削弱了人民反抗政府的力量，而且加强了镇压人民
的力量。
路易十四无情地镇压一切王权反对派和人民起义。如果有人污辱了
“陛下”，就要被判服苦役甚至处死。只要在有国王签字的“密札”上
填写上要逮捕的人的名字，无须任何罪名，就可以予以逮捕，并无限期
地关押在巴士底皇家监狱里。
路易十四还将宗教视为专制王权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他要求每个
臣民都必须信奉天主教，并将天主教定为法国的国教。他还于1686年取
消《南特敕令》，加强了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这样，路易十四实际上
使天主教教会成为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傣机构及常备军，为了维持宫廷的奢侈无度的生
活，也为了养活大批宫廷贵族，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成为专制政府的
首要任务之一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必须增加赋税。但是，在法国，
封建贵族及天主教僧侣都享有免税的特权。而且专制政府为不影响封建
领主的收入，也不愿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增加
工商业税收这一条出路。为了增加工商业税收，必须培养税源，必须大
力发展工商业。因此，路易十四在1662—1683年任用柯尔贝尔为财政总
监，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柯尔贝尔锐意扶植法国工业，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实行
保护关税政策，提高外国工业品的进口税，并对外国商船课以重税以防
止外国商品渗入法国；二、取消了一部分国内关卡，降低税率，改良公
路并开凿运河；三、政府招聘外国工匠，给企业提供补助；四、创设了
一些垄断贸易公司，通过这些垄断公司同近东和印度进行海外贸易；五、
在印度沿海和马达加斯加建立殖民据点，在北美建立路易斯安那殖民
地，加强对加拿大和安的列斯群岛的殖民统治；六、为了保护和扩大海
外贸易，确立法国在海上的霸权，还积极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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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船队。后人称柯尔贝尔的这些政策为“柯尔贝尔主义”。其实，所
谓柯尔贝尔主义，实际上是重商主义、保护关税和殖民扩张的混合物。
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国的工商业，客观上有利于法国资本主
义的发展。
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尽管法国的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因连
年对外战争和凡尔赛宫廷挥霍无度，使得国家财力消耗殆尽。在西班牙
①
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法国的财政赤字竟高达25亿锂 ，极大地加重了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加之1662年、1693—1694年、1709—1710年
法国接连发生3次饥荒，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有些地方竟然出现
食尸的惨景。法国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起义不断发生，其中规模
最大的要算1702年在兰格多克省的塞汶山区爆发的由农民和胡格诺教徒
①
为主要力量的“卡米扎尔”起义。起义者人数达2000余人。他们反对
政府迫害胡格诺教徒，反对苛捐杂税。直到1705年，起义才基本上被镇
压下去。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人民起义，震撼了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基
础。从17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专制制度面临严重的危机：国内反王
权的力量逐渐抬头；国外敌人逐渐强大，法国陷于孤立之中。法国专制
制度由极盛走向衰落。
（2）路易十五的统治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临死时说：“我太爱战争，我耗费太多
的金钱。不要步我的后尘。”据记载，为了避免人民的阻碍，他的尸体
②
是在夜间秘密埋葬的 。他把一个破产的国家遗留给他的年幼的继承者—
—曾孙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即位时刚刚5岁，因此，路易十四在临终时遗嘱规定设立
“摄政会议”，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主持，其他会议成员也都是王族，
因此，历史上一般称这一时期（1715—1723年）为菲力浦摄政时期。
菲力浦不满于摄政会议的人员构成，他想要自己任命摄政会议的成
员，以便独揽大权。没有君主权威的奥尔良不得不与贵族结成了联盟。
于是，新的摄政会议组成了，其成员是当年路易十四处处提防的贵族们。
这些贵族时刻梦想着失去的权力，当他们一跨入摄政会议的门槛时，便
迫不及待地辞退了路易十四设立的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大臣和国务秘书
们，建立起一种被称为“多部会议制”的政治体制——“凡尔赛旧日的
①
‘侍仆’又围坐在权力桌旁掌管国事”了。他们要求在一切行政机构及
军队中任职，以恢复他们的社会权势，他们还要求将实际特权归还给贵
族。另外，他们还和路易十四时期的另一批反对势力——法官们 结成
了联盟。
菲力浦制定的“多部会议制”包括内政、外交、陆军、海军、财政
和贸易等6个会议，从属于摄政。另外，他还宣布停止迫害胡格诺教徒，
① 锂 （livre）是法国旧货币名，是近5 克重的银币。又译作“利弗尔”、“利维尔”、“里弗”等。
① 意即“穿衬衫的人”，因起义者在战斗中身穿衬衫而得名。
② 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人民出版社1953 年5 月版，第30 页。
① 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 年5 月版，第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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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部分地恢复了巴黎法院的权力。法院扩大了自己的地位，通过拒绝实
施他们认为违反不成文宪法和法国基本法的事项，要求取得立法和征税
的同意权。从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法
院断断续续地设法行使了这种权力。
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和科尔顿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对法国来
说，18世纪是专制主义遭到有组织的特权集团的牵制和抵消的时期。这
是贵族复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贵族们夺回被路易十四力图剥夺的许
多权力。”②
菲力浦为了解决路易十四遗留下来的财政困难，起用银行家兼大投
机商、苏格兰人约翰·劳进行财政改革。1716年，约翰·劳在菲力浦的
支持下创办了一所私人银行，发行纸币。随后，政府宣布：在缴纳国家
赋税时，银行纸币和金币具有同等效用。1718年，政府宣布约翰·劳的
银行为国家银行，纸币的信用大为提高。政府遂开始以银行纸币清偿公
债。约翰·劳又发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许诺股东的红利竟高达40％！
由于这个公司握有对美洲贸易、对路易斯安那殖民地以及种植和销售烟
草专利权的实力，因此，普遍为人们所看好。轻易致富的诱惑在巴黎引
起空前的投机热潮。宫廷显贵、贵族、资产阶级和稍有积蓄的人，都从
事股票投机，股票由500锂的发行价格很快飞涨到18000锂，大量金银
流入银行。约翰·劳因此于1720年被擢升为财政大臣。
约翰·劳的措施虽然刺激了现金流转和信贷的发展，但因没有足够
的工业和商业的基础，不能持久。1720年底，纸币流通额达30亿锂，而
银行实际储备金的价值只有7亿锂。这个秘密被透露出来以后，立即引
起挤兑金银的风潮。银行倒闭，约翰·劳逃往布鲁塞尔，国家也拒绝接
受严重贬值的纸币。除少数几个宫廷显贵和大投机商在成了暴发户以
后，很快将盈利投到可靠的方面之外，大多数股票持有者都被欺骗敲诈
一空，许多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破产，而政府却已用纸币偿清了大部
分债务。
约翰·劳的“改革”没有能够改变法国政府的财政亏空，而摄政王
奥尔良也因此名誉扫地，于1723年辞职。此后，旧的财政制度重新恢复，
包税人又垄断了国家的各种税收。这一切激起了资产阶级的极大不满。
有人在评价约翰·劳的改革方案时说：“在欧洲进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
个时期，它仿佛带来一种创伤，一次深刻的冲击，严重危害了法国日后
的经济发展。国家未能设计一个统一的财政和贸易政策，而只采取了劳
的绝妙而危险的应急办法，这样就使法国的实业发展落后于西欧好几十
年。”①
路易十五于1723年成年后，仍然热衷于寻欢作乐，对重大国事问题
漠不关心，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有句“名言”：“我死后哪管它洪
水滔天”，这句话，足以表明他对法国情况所持的态度了。由于他不愿
亲政，故此委政于他从前的教师、已升为红衣主教的福列里（一译作弗
罗列、弗勒里），就职时72岁的福列里实际上起了首相的作用。
福列里清楚地意识到，法国所有实际困难的症结都源于纳税制度。
② ＇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 年5 月版，第325 页。
① 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 年5 月版，第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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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当时，就是人头税这一最为重要的税收，一般也只有农民才缴纳，
而贵族、官吏和资产阶级在原则上是免于缴纳的。此外，拥有国家土地5
—10％的教会坚持政府无权向教会财产征税。教会只同意向国王定期馈
赠“随意礼物”，这种礼物虽然可观，却少于政府从直接税中可望得到
的收入。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尽管法国本身富裕繁荣，政府
却长期被财政匮乏所困扰。
1726年，福列里下决心向特权阶层征收人头税和什一税。财政总监
奥里执行了福列里的这一政策，却因遭到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的强烈
抵制而归于失败。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保持和平与安定的局面，最好的方法是避免
征税，而避免征税的最好途径就是避免战争。福列里力图保持和平，希
望象柯尔贝尔时期那样，通过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海外贸易来解决国家
的财政危机，但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在1733年法国还是卷入了波兰王
位继承战争。
1748年，在沉重的战争开支的压力下，财政总监马肖·达努维尔再
次试图进行财政改革，创立了二十分之一税。规定：凡是有财产收入的
人，不论阶级地位如何，不论是否享有地方特权，都要按收入纳税。
巴黎高等法院、各省法院、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教会大为哗然。这
些机构全都为贵族所控制，而且早在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就已开始的贵
族复兴活动此时更为强大，他们甚至引用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话来证
明其反对王权是正当的；巴黎法院则裁定新税不符合宪法；而布列塔尼
三级会议和其他有三级会议的省份以及教会也都表示激烈的反对。经过
几年的较量，终于以路易十五的妥协而告终：他放弃了对马肖·达努维
尔的支持，保留了免收教会全部捐税的特权——整个财政计划彻底破
产。
马肖·达努维尔的财政改革失败后不久，路易十五在布列塔尼发生
的一个事件中，再次表现出对贵族反抗的无可奈何。
17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