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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待。
《公爵夫人之书》是他这一时期的名作。这是一篇长篇挽诗。乔叟的妻妹不幸亡故，他的妹夫兰开斯特公爵深感悲痛。此诗便是为了安慰兰开斯特公爵。不过，这仅仅是本诗的一个更为字表的动机，在慰词中，他还谈及尘世的欢乐以及自己的郁闷，使得这着挽诗显得更象一首抒怀之作。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端倪即见于此。现实生活，或日尘世生活，作为人们回避的一个题目，日后将要成为乔叟的主题。
乔叟的“法国时期”终止于七十年代他与意大利精神的接触。他曾两度访问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目睹城邦经济的繁荣景象，以及某种正在蓬勃兴起的新精神。他在意大利“发现”了但丁、彼特拉克以及薄伽丘。他对三位诗人的诗艺研习有年之后，在政务的闲遐创作《荣名的殿堂》等一些作品。
《荣名的殿堂》是一部教诲诗，叙述的是伊尼阿斯在特洛亚城陷落后冒险的经历。此诗于1380年，翌年，瓦特·泰勒起义，一度攻陷伦敦。乔叟的政治生涯到了一个蛰伏的阶段，因为政坛此时处于动荡之中。他象遁世者一样躲进了书斋，远离权力不可预知的更替，静待时变。这一时期，他的作品较多（例如《众鸟之会》、《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善良女子殉情记》等等），可是几乎没有涉及那个时代的任何一点喧嚣。他以梦幻形式或者传说题材写作，并不在现实中选材。可是这些传统题材具有强烈的现实特征，乔叟时代的人不难从那些古代人物身上望见自己时代的影子。
《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是一首叙事诗。它把一对青年男女相爱的悲剧置于特洛亚与希腊的十年战争这个背景上。特洛亚的王子特罗勒斯在一次庙会上邂逅祭司卡尔卡斯的女儿克丽西德，彼此一见钟情，从此相爱，并且信誓旦旦，白头偕老。就在此时，一桩意外变故发生：祭司叛国投敌，且受敌国希腊重用。祭司思念女儿，欲以希腊军营中的位特洛亚俘虏换回自己的女儿克丽西德。特罗勒斯恪守骑士的爱情原则，并不强留妻子。夫妻两人挥泪告别。临别之时，克丽西德指天发誓永不背叛丈夫。可是事隔不久，克丽西德居然受了情欲的盅惑，爱上了一位希腊大将。特罗勒斯闻讯大怒，不顾一切杀入希腊军营，终于肝脑涂地。
社会动荡过去以后，乔叟重返宫廷。只是此时他的保护人爱德华三世已经驾崩，王孙理查二世继位。理查二世对于位具有外交才华的旧臣颇为垂青，经常让他肩负重大使命出使他国。到了1385年，乔叟四十五岁时，国王任命他为肯特郡的治安官，翌年被该郡为骑士，并出任国会下议院议员，从而达到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顶峰。不过，他在顶峰上的时间不长。还在他在下议院的讲如上发表演讲的时候，格洛斯特伯爵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查理二世，乔叟也自然被罢官免爵。他在无职无薪的贫困中苦捱了三年，直到理查二世恢复王位，他才重被起用。这次想用使他离开了外交界——这是知叟如些熟悉而又如些热心的一个领域——而进入了公共建筑部门。他的职位 （皇家建筑工程主事）也许有点让他力不从心。他在建筑上并没有留下什么使他留名的成绩，不过，这一时期 （史家称为“英国时期”），他却以建筑的风格建造了英国文学的一座不朽的巨塔：《坎特伯雷故事集》。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英国时期”，一是因为乔叟已经放弃风尘仆仆的外交生涯，而以一个建筑主事及森林官的职务定居国内；二是因为他的题材具有纯粹英国社会的特点，可以称为十四世纪英国社会的历史画卷，各式人物都在这幅巨大的画卷上留下了一个侧影；三是因为乔叟的语言已经成熟，他对伦敦方言进行了一番加工，使之成为一种表现力很强的语言。
前面提到乔叟是以建筑的风格建造这座文学巨塔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且也是《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结构特征，正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一样。
四月中旬的一天，乔叟停憩在泰晤士河畔一家名叫秦巴的小客栈，准备翌日前往大主教驻地坎特伯雷，朝拜殉教者贝克特的圣祠。当晚，又有二十九位香客陆续下榻于此，约定次日结伴而行。客老板提议为使朝拜途中大家不至寂寞无聊，规定每人必须讲四个故事。这个交待就规定全书的结构。于是按原计划一百二十个故事依次展开，单个故事间由乔叟用一些类似过渡色的文字予以联结。这一宏伟的工程仅仅修了一个地基，刚二十四个故事，疲惫不堪的乔叟便因病不得不中断写作。这是1400年，乔叟已经六十岁了。乔叟死在这年晚秋的一天。为了纪念这位文星，人们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寺，将他墓地周围称为“诗人之角”。此后，英国的许多有冕或者无冕的桂冠诗人死后都在这片静穆之地安息。
《坎特伯雷故事集》虽不是一座完整的建筑，却也具有非凡的特点，正如明慧的人能从天才的雕刻家的未完成的作品里看出一座伟大的雕像。
一如薄伽丘的讥讽而又放纵的文风，乔叟也以类似的方式再现了同样一个主题，即对尘世生活的颂扬。任何严肃的东西——教会 （往往首当其冲）的禁欲主义、家庭观念、权力以及金钱——都不时地被乔叟的利爪狠狠地抓了一把，以至尊容毕露无遗。请看一个赦罪僧的自白：“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谋利，那些什么改过自新的一套我却满不在乎……每到一个市镇，我就找一个姑娘，喝着葡萄美酒。”这是对于教会的虚伪、腐败的一种深刻的洞察，从中人们已经嗅出不久以后势不必发的清教运动的气息。
不过，这些故事更精精乐道的是“肉体的权力”，这是对禁欲主义的一种虐待狂式的玩弄，因而显得有点“纵欲”。极度的色情往往正是极度的禁欲的一个必然结果。“爱情是受不住压制的，”自由农如是说，“压力来了，爱情就扑翅而飞，不再返回了！爱情和任何灵魂同样自由。女子的天性是要自由，不愿象被奴役那样受到束缚；男子也是如此。”律师更是说得露骨：“只有天堂的乐园才能享受如此的快乐。”
英国的这一纵情时代在文学上称为“乔叟时代”，它的风格虽然显得泼辣，却还明朗，可以说是一场狂欢。不久以后，当清教徒对肉欲的狂欢感到恐惧的时候，一种新禁欲主义便在宗教领域里滋生，并迅疾波及英国社会，“狂欢”的气息随之消散一空。英国社会进入一个更为严肃的时期。当然，转入另外一个时期必要经过一段浸透血雨的泥泞之路，这是两个对比鲜明的时期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即托马斯·莫尔时期。
十六、宗教改革：禁欲主义的回归
英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是一桩偶然的离婚案促成的；此前，他对德国的宗教改革不仅反感，甚至仇视，还令托马斯·莫尔写了《为七项礼辨护》及《答路德》——路德为了回敬莫尔的《辨护》写了《驳亨利八世》，而《答路德》是莫尔对反驳的反驳——两篇笔伐文章。
可是，当亨利八世向罗马教皇克利门特七世要求批准他和卡特琳皇后离婚遭到教皇拒绝——按照教义：以上帝的名义缔结的神圣的婚姻是不可人为地解散——以后，亨利八世摇身一变，站在了反罗马教会的人们一边。亨利八世从教权的地区化看到了俗权国家的前景，因而大力推行宗教改革。他使自己成了英国的马丁·路德。可以看出，这种改革，主要基于世俗仅力的考虑。英国国教不久形成，亨利八世成了国教的最高首脑。可托马斯·莫尔是位生性耿直的人，他对旧教的依恋并不因时事的改变而改变，不幸的是这位无所畏惧的爵士还不甘于保持沉默，结果成了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的活人祭。
正因为亨利八世只是出于俗仪的考虑以及君王的意气而脱离罗马教会的，所以他所建立的国教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而其实质仍是旧教精神。马丁·路德反对的繁文缛节以及偶像倾向——勿庸置疑，天主教是最有艺术倾向的宗教——仍是英国国教的内容，因而必在真正的宗教改革派中掀起一种“清洗”国教的运动。宗教的动荡一直持续到了伊丽莎白一世——亨利八世之女——的时代。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舞升平人文主义兴盛的一种形式——与清教徒的“勤俭清洁”——不看戏，不饮酒，不抽烟，等等——的戒规冲突，可此时清教徒尚无力量进行“清洗”，反而一再受到王权的压制。清教从其戒规来看，就是一种严格的禁欲主义。人文主义的世俗精神已将旧的禁欲主义阴影驱散，新的禁俗主义——作为人类世俗精神的一个反作用力，人类的宗教精神——必将回归。伊丽莎白一世的去世导致王权的衰落，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却是一个胆小鬼，了无驰骋沙场——除了在皇苑里猎鹿——的嗜血气质，可他也胆颤心惊地镇压了清教徒们的多次企图，因为这些苦行僧们反对国教的铺张浪费的宗教仪式以及宫廷的戏剧享乐。他的这笔血债因他死得其时而由其子查理一世偿还。查理一世继位之时，清教徒的势力已不可小视，可是查理一世仍然奉行其父的政策，结果，登基十七年后，引起清教支持的资产阶级革命，他自己则被处死。清教徒掌握议会以后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关闭伦敦剧场，这标志着禁欲主义的回归。
十七、托马斯·莫尔：另一种宗教
1499年，尼德兰的学者伊拉斯莫来到英国，结识了那时还是律师的托马斯·莫尔。他们的友谊自此开始。伊拉斯莫后来回忆道：“我们在智力、个性、爱好和所受教育的性质方面到了如此相同的地步，以至他人看来难以置信。”
伊位斯莫的这番话肯定了他和莫尔爵士的相同的方面。他们一方面是博学的人文主义学者，另一方面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种两重性就使他们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地中：对新的世俗的人文精神的追求与对古老的基督教的依恋。可是宗教狂热的时代却要他们进行选择。天性怯弱的伊拉斯莫在天性与信仰中找到了一种妥协方式，即选择了“沉默”，而得以在动荡中苟且偷生。而禀性刚直的托马斯·莫尔选择了“说话”。他为这种需要巨大勇气的选择付出了同样巨大的代价，——血的代价。
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于 1478年2月生于伦敦牛奶大街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他的父亲约翰·莫尔是位出色的律师，在伦敦城享有很好的名声，曾一度担任这皇家高等法院法官，深得爱德华四世的器重。约翰大看到律师生涯对于一个市民之子来说，不啻一条好的途径，于是也让刚成人的长子托马斯学习法律。
在托马斯进入法律学校专攻法律以前，他还一度当过“少年待卫”（正和乔叟的少年时代一样），待奉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这位大主教不仅是一位宗教家，而且学识渊博，集律师、学者、建筑家、外交家及国务活动家数职于一身。他乔叟笔下的淫荡的教士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并且深孚众望的宗教人士，也是一位不以宗教教条拘禁自己心智的具有新精神的人。他的住地成了诗人学者集会的场所。
少年莫尔在这里受到了日后法学之外的一种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要比使他青云直上的律师才能更为内在，他主要是以这种内在的精神而不是以大法官的高位留名后世的。英国有成打的大法官，可托马斯·莫尔只有一个。虽是不太引人注目的少年待从角色，莫尔却能显出惊人的才华，而使来访宾客惊叹不已。莫顿向客人们预言：“在我们桌旁服侍的这个孩子，将来会对每一位能看到他成长的表明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离开莫顿以后，莫尔在牛津大学的坎特伯雷学院以及随后在林肯法律大学专修法律。他自知自己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可是，就在这时，他内心的宗教倾向却吸引他离开了“法律”这种世俗的职业，而从事于圣职。这是宗教感与新精神在他身上的最初的冲突。起初宗教感战胜了世俗精神的倾向，他来到卡特豪斯修道院，欲以修士生活终其一生。他在修道院灰色的院墙里呆了四年，为了放弃俗念，几乎是以苦行励志。可是到了1502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世俗精神终于压倒宗教冲动——这种深刻的内心冲动日后将以“殉道”的冲动形式陪伴着他，因而，莫尔的宗教倾向并未受到驱除，只是改变了一种形式，而不会象乔叟那样对于宗教没有多少恭敬之意。莫尔的内心对于传统的宗教具有太多的依恋，这种依恋既成全了他的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