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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显露出了宿命的灰色。世俗精神——人文主义的核心——曾象热风一样吹遍整个欧洲，那些本在宗教的阴影下呆得太久的人，一当感触到了它的暖意，便象醉徒一样，尽力渲泄肉体的活力，而把超验的神灵抛诸脑后。这样做时，他们又过了头。宗教——而非教会——作为人类存在意义的投射以及延伸，本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家园。人这一光芒普照的家园。人类的狂妄——对于自已的过分自信——却把自已放逐出了这一光芒普照的家园，这正是《圣经》中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启示。人从否定有形的宗教——教会——而顺带地否定了无形的宗教，一步之差，使人失去精神皈依。俗世的人生于是成了“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这就足以说明人文主义之后，宗教的重建为何成为必要。人类精神的倾向仿佛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一个压抑的时代之后必定伴以一个放纵的时代，作为对这个放纵时代的否定，又有一个压抑的时代来临，如此循环，否定的哲学之后必定就是对于否定的否定。宗教改革的动机之一也许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可是它最内在的动机却是：对于放纵的约束。因为戏剧被认为是享乐 （放纵）的一个典型，所以英国宗教改革（清教）控制议会以后的首要的一个举动，便是关闭剧场。
此剧得以在詹姆士的宫廷演出。当剧中人麦克德夫的悲壮呼喊“啊苏格兰，苏格兰！”传整个宫廷的时候，曾是苏格兰王的詹姆士王可能深有感触。这位害怕兵器的国王——他和伊丽莎白一世这位总想驰骋疆场、御驾亲征的巾帼人物不同，没有多少血气——带给英国一种萎靡不振的风尚，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艺术多少有点内行。
悲剧时期的忧郁成分压倒了他——这个曾象林间仙子一样歌唱的诗人，他对那种伟大精神的日渐衰退以及某种带着罪恶痕迹的伪善作风的流行深感忧郁，而他——一个诗人——却无力去拯救：
这时代脱节了。唉，这可真糟，而我却不得不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雷特》第一章第五场）
巨大的责任落在一个柔弱的肩头！这是人文主义精神在新时代——一个对它不利的时代——面临的悲剧。哈姆雷特终被无所不在的巨大的阴谋压倒，他倒下了，成为一个失败的象征：
一颗高贵的心现在碎裂了！（《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
可是莎士比亚并未丧尽信念。他感到了眼下的时代以及行将来临的那个时代的全部力量，他在这种巨大力量面前无能为力，仅把希望寄予宗教的和解以及未来的青年。一旦这位洞悉历史以及现实——难道现实不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正如历史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的全部悲剧精神的哲人，注视未来的时候，就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注视那些清纯如水的处子一佯，不免带上一些愿望（空想）的成分。其实，一切时代的人都逃不开这个悲剧的魔圈，它象打在灵魂深处的烙印。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几个神话剧，《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并把舞台场景从历史中移至神话，他为“未来的孩子”虚构了乌托邦的小岛或者洞窟好，让他们栖身。
可是，未来的孩子仍将重复老人的历史；在他们的视野外，历史的阴影正在遮蔽现实苍凉的大地。他们的稚嫩的心必须面对寒冷的厉风，因为世界不是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 （《暴风雨》）的荒岛（乌托邦岛），而是风雨中的意大利。《暴风雨》结尾处的重返意大利历史，也即重返历史的宿命。只是，年届五十的莎士比亚自已将从喧闹的历史中脱身出来，重返他在斯特拉福的安静的“洞窟”。他把空泛的希望留给幻想中的孩子们，而他，将象一个隐士一样逃回故土。他的人生轨迹的终点正好重叠在起点上。有人曾经猜测此时的莎士比亚——他离最后的日子还有三年——是否也象哈姆雷特一样思索过死后的事。十八世纪的人说他“死时是天主教徒，”这是否是在说，晚年的莎士比亚已经转向正教？从他的宗教信仰来看，单一的宗教很难统治他的内心。他的作品既有基督教的因素，也有异教的因素，有时还有东方宗的痕迹。这是他内在丰富性的一个方面。
在他离开伦敦的那年，1613年，一件意外的火灾象是为他送行，从而彻底了结了他对伦敦 （也即历史或者现实）的全部依恋。他的环球剧场在火灾中化为乌有。本·琼生伫立在这座曾是辉煌的殿堂而今的废墟前面，望着已成焦木的旗杆——读者大概还记得它顶上的旗子印有这么一句拉丁格言：Totus mundus agit histrionem”（“世界是个大舞台”）——不无感伤地说：“看这世界的废墟。”此语真是双关的妙句！——环球（剧场）的废墟正是世界的废墟的一个隐喻。
本·琼生两年后来到斯特拉福，看望好友莎士比亚，恰逢莎翁五十二岁生日，两人喝了些酒，大概喝过了头，结果莎翁晚间受了风寒，旋即得了急性肺炎，当夜去世。两天以后，葬于该镇。据说他的妻子安妮可能出于迷信，在他的眼睛上放了两个铜板。她于七年以后步其后尘。本·琼生大概从汉姆雷特临终时嘱咐霍拉旭的话里得到了某种启示，这句话是：
你倘然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达我的故事吧……此外惟余沉默而已。（《哈姆雷特》第五章第二场）
莎士比亚死后七年，也即安妮刚刚葬入墓穴的时候，本·琼生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全集，并预见到莎士比亚：
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一切时代。
这是他为世界所做的一件功不可抹的大事。而这位最后的人文主义者自己数年以后因被革去王家赏金，生活没有着落，在贫困中死去。他死在1637年。五年以后，敌视戏剧的清教徒们通过议会，封闭了伦敦剧场。贴在伦敦剧场门上的封条也贴在了文艺复兴运动上面。贴上封条的居然也必然是一只宗教的手，正如曾经撕下封条的是一只世俗的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