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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版于1946 年推出，先后已有8 种语言的翻译本，也出版了好些平装版本。在1961 年的平装本中，我加写了新的一章，探讨租金管制的问题（第一版中并没有将这个课题从一般的政府价格调控中单列出来），此外还更新了部分统计数字和参考资料。
在现在这个新版本之前，其他内容并没有改动，主要是我认为没有大改的必要。本书是为了强调一般性的经济学原理，强调忽视这些原理会受到的惩罚，而不是去探讨特定政策法规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本书虽然主要取材于美国经验，但作者所置疑的政府干预行为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相信许多外国读者对于书中所论及的经验教训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时隔32 年，该对本书进行大规模修订了。除了全面更新案例和统计数字以外，我还重写了租金管制那一章（第18 章）。1961 年版的内容还需要再扩充，因此，我加写了最后一章——“三十年后的这堂课”，以说明今天我们上这堂课比以往更为必要的原因。
亨利·黑兹利特于康涅狄格州，威尔顿镇1978 年6 月2第一版序本书在于分析经济生活中盛行的谬论。这些谬论目前还没有真正成为新的主流观点，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谬论本身自相矛盾。由于它们的自相矛盾，人们在接受相同前提的情况下，各取所需，以至于分化出百十种不同的“学派”。这背后的道理在于，用错误的逻辑去描述现实生活，其论调绝不可能保持前后一致。此学派和彼学派的不同点，只不过在于某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早看出错误的前提必然会带来荒谬的结论，他们要么在不知不觉中丢弃了错误的前提，要么选择接受了其中更为贴近现实生活的结论。可惜的是，这些人仍然未能真正把握内在的逻辑。
当今主要国家的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经济谬论的深刻影响，甚至有的政策被那些盛行的经济谬论所左右。所以剖析这些谬误，尤其是它们的核心观点，也许是领悟经济学的捷径。本书的构思，以及看上去颇为狂傲的书名，正是来源于这个想法。
可以看出，本书主要致力于剖析、说明。作者需要申明，对书内涉及的任何主要观点，并没有什么原创性的贡献。相反，本书将不遗余力地去揭示，那些看起来令人眩目的创新和进步只不过是换了新马甲的古老谬误，进而印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这句格言。
本书的内容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为“古典”、“传统”或“正统”。我猜测，这些名头正是我所要剖析的那些诡辩辩辞中想要抛弃的。但是那些努力探求真理的学生，则不应该被这些名头吓跑。学生们不应该总想着寻找革命性的、“全新”的经济学思想，他们应该是既接纳老观念，又欢迎新观念，而不是一味地炫耀，无休止地追寻新奇和原创。莫里斯·科恩（Morris R。 Cohen）说过：“如果说我们能够推翻以前所有思想家的理论，那么我也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对别人会有任何价值。”
由于本书属于解释性质，是面向大众的经济学入门读本，所以我用不着详尽地引用他人的著述（也会有个别脚注和引用），虽然本书所论及的领域，已有其他许多贤人讨论过。不过，有三位作者我必须特别提及，并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本书的解释构架得益于巴斯夏一百年前发表的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本3书甚至可以说是巴斯夏那篇文章所用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版，是其延伸和一般化。其次，要感谢菲利普·威克斯第德（Philip Wicksteed），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常识》
（The 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给了我不少启发，尤其对谈工资的章节和课后温习那一章。最后要感谢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我这本粗浅的入门著作，每个地方可能都要归功于他的著述，特别感谢的是他对通货膨胀扩散过程所作的说明。
分析谬论不同于讨论各位学者的贡献，分析时尽量避免指名道姓，但愿读者不会太失望。若要指名道姓，就得公平对待每一位被批评的学者，严格引用其著述，考虑他所强调的重点，他所提出的限定条件，其表达暧昧或前后矛盾之处等。因此，书内并没有具体提及马克思、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道格拉斯（MajorDouglas）、凯恩斯爵士、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其他人。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某某学者所犯下的某个错误，而是在于分析经济生活中那些最常见、最普遍、影响力最大的谬误。谬论一旦流行开来，便责怪不到谁的头上。谬论中的荒谬晦涩究竟因谁而起，这已经变得无从得知。当用于包装谬误的理论被简化成泛泛的教条，那些可能隐藏在一堆限定条件、上下文或数学方程式中的诡辩就会显现出来。本书所讨论的流行教条跟凯恩斯或其他某位学者所提的理论不完全相同，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不同就责怪我有失偏颇。本书最感兴趣的话题是那些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集团所持的信条，以及政府的政策行动所依据的信条，而不是这些信条的历史渊源。
书中极少引用统计数字，望读者见谅。若讨论关税、价格调控、通货膨胀，以及对煤炭、橡胶、棉花等商品的进行管制所产生的影响，都需要用统计数字来作支撑，势必导致本书篇幅大增，超出预先的设想。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士，我非常清楚统计数字更新的频率有多快。我建议那些对特定的经济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去看当时讨论统计数字的新闻纪实。普通读者一般都能用学到的基本原理去正确解读统计数字。
本书力求简单、合理、准确，尽量避免专业性、技术性的东西，以便还不了解经济学的读者同样能充分理解。
本书的内容是一个整体，不过也有三个章节曾在《纽约时报》、《美国学者》
4（American Scholar）、《新领袖》杂志（New Leader）上独立发表过。感谢它们授权让这些篇章在本书中重刊。米塞斯教授校阅了本书手稿，并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这里表示感谢。当然书中表达的各种看法，言论责任完全由作者本人承担。
亨利·黑兹利特于纽约1946 年3 月25 日5第一编主旨第1 章关于这堂课在所有学科中，经济学充斥的谬论是最多的。这决非出于偶然。这门学科内在的难度原本就高，再加上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私利的天性，使得对经济规律的研究更加复杂艰难，以至于谬论层出不穷。而对于物理学、数学、医学等其他学科而言，对私利的主观追求对学科本身的影响无关紧要。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尽管每个群体都有某些经济利益和其他群体完全一致，但各自又都存在私利，不同群体的私利彼此抵触，有时甚至形成冲突。尽管有些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对各群体都有利，但也有相当多的政策只对某些群体有利，甚至以牺牲其它群体的利益为代价。
能够从那些政策获利的群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主张积极实施相关政策。他们会雇来一流的人才，要这些人专心致志，力陈利益集团自身的见解。最后，他们要么让大众接受自己的主张，要么就干脆把水搅浑，让人无法认清其中的真相。
除了对自身利益无止境的要求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新的经济学谬论每天都在产生。那就是：人们有着天生短视的倾向，总是只关注某项政策的即时影响，或者只关注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那项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忽视那些不那么即时和不那么明显的后果，本身是一个错误。
这些差异正是坏的经济学和好的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坏的经济学家只顾及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而好的经济学家则看得更远；前者只观察经济政策提案中的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后者还会考察更长远的间接结果；前者只关注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影响，后者还会去探究该政策对所有群体产生的影响。
两者的差别似乎显而易见。同时，尽可能地探讨某项政策对每个人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又似乎应该是起码的常识。想必大家都知道，居家过日子的时候，贪图一时的纵欲享受往往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小孩子们难道不知道糖吃得太多会恶心不舒服？喝醉酒的人难道不知道酒醒之后必定难受头痛？酗酒成瘾的人难道不知道酒喝多了有损健康？风流成性的人难道不知道，劳命伤财不说，还容易患上性病？回头看看个人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游手好闲、挥霍无度的人在尽情享乐时，难道不知6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债务和贫困？
然而，当我们踏进公共经济学的领域时，这些起码的常识却往往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有些被认为是当今杰出经济学家的人，为了避免国家经济萧条，竟然抨击储蓄，鼓吹大肆消费。当有人对这些政策的长期效应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像败家子讥讽父母的忠告那样不屑一顾地说：“何必看得那么远呢？要知道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这么一句轻率的戏言，却被人当作至理名言和大智慧，奉为经济生活中的信条。
不幸的是，长远并不真的那么远，或远或近的过去实施的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已经给我们带来煎熬了。坏的经济学家昨天要我们置之不理的明天，转眼就成了今天。有些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可能不出几个月就会露出弊端；有些政策产生的后果，也许需要好几年之后才会显现；还有些政策，其后遗症甚至要潜伏数十年才会爆发。无论如何，政策必然有其长远的影响，就像蛋必然会孵化出小鸡、种子必然会发芽开花。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简化为一堂课，这堂课又可以归纳成一句话：
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仅要观察任何行为或政策的即期影响，更要考察比较长远的影响；不仅要关注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追踪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
2绝大多数经济谬论正是在于忽视了上述这个教训，以至于给当今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那些谬论全部出自两个基本的错误，有的错在只看行动或计划的即时影响，有的错在只看特定群体所受的影响，而忽视其他的群体。当然也有人同时犯下这两个错误。
诚然，我们也有可能倒向另一个极端，只关注经济政策对社会整体的长期效应。古典经济学家常犯此类错误。结果，只要一项政策或局势能产生长远的净利益，他们就会赞成，至于该行动是否会立即伤害到某些特定群体，他们则不大关心。
除了部分专业经济学家以外，今天很少有人再犯这类错误。相比之下，当前最7常见的谬误，是只重视政策对于特殊群体产生的短期影响，而忽略或者淡化整个社会所受的长期影响。这类谬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和政客们的演讲中。这类谬误业已成为“新”经济学中似是而非的核心。“新”经济学家们考虑到了前人经常忽视的短期影响，便妄图颠覆“古典”、“正统”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并鼓吹这是一大进步。然而，他们本身却无视或轻视了长期影响，结果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他们精心细致地观测和验证少数个别的树木，却忽视了整片森林。他们使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论经常是倒行逆施，以至于有时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和17 世纪的重商主义意气相投。事实上，我们本来以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彻底摆脱的种种古老谬误，仍然还在他们身上再现，甚至重蹈覆辙。
3常有人感叹说，坏的经济学家向大众兜售谬论，往往比好的经济学家宣扬真理更有成效。常有人抱怨说，煽动家们鼓吹经济谬论时，总是比那些点出问题要害的老实人更能获得大众的欢呼喝彩。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奥妙：煽动家和坏的经济学家，都只强调了一半的真相。他们只谈某项政策提案的即时影响，或者只谈其对某个特殊群体的影响。仅仅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大多数人也许会觉得那些话总有几分道理。此时，我们应该站出来，指出政策提案也会带来长远的不良影响，或者指明这是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去满足某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另一半的事实，来补足和矫正他们所强调的半边真相。但是，要想清晰地阐明计划中的行动方案对每个人产生的所有重要影响，肯定需要费更多的口舌，往往还得进行冗长、复杂、枯燥的连锁推论。事实上，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