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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了这些原因。犹太人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和他们成为零售商店的店主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不是自动被排斥的，而且他们掌握着先决条件，即才智和进取精神。
然而，众所周知的情况使这种说法耐人寻味；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而不是被确立的。比如，在有关50年代的讨论中，有关特里林或莱福或波德霍雷茨的谈论就很多，而有关威廉姆·H·怀特、肯尼斯·伯克或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几乎就没有什么。如果相信纽约人使他们自己成了卓越的知识分子，而其他人就成了别的什么，诸如通俗作家或批评家，这是合理的，甚至是公正的。但也是值得疑问。
仅仅从质量上，把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与非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明确区分开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集既不是如此地才智进发，也不是如此地光芒四射，以至于其他人所有的作品都显得平庸苍白。比较合理的看法是把这种常识颠倒过来：50年代的重要书籍都是由非纽约知识分子写的。C。怀特·米尔斯、简·雅格布斯或雷恰尔·卡森写的书所具备的活力和创造性是纽约知识分子的书无法比拟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纽约知识分子得到了名人的关注不是由于他们的才智，而是由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运气：他们住在纽约，出版业对他们来说是近水楼台。此外，他们不懈地监督自己，为进一步的研究（和神话）打下了基础。对那些用在Z的晚会上，作家X对编辑Y说了些什么的报道或传闻来充塞文化史的人来说，纽约这个地方便是一个主矿脉。而有关诺曼·O·布朗或肯尼斯·伯克的研究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他们周围没有什么圈子和流言蜚语。
文化上的关注和内在的美德很少符合，但是，即使在有关弗洛伊德研究这一难得的领域里，纽约知识分子也落后于非纽约知识分子一筹；比如，关于弗洛伊德，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诺曼·O·布朗的写作属于大致同一时期。在认真的思想研究上，布朗的《生与死》在美国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是无与伦比的；相比而言，特里林的有关弗洛依德的写作就显得马虎而平常。
然而，特里林写了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又写了一些有关他自己和周围的社会环境的散文；而且，作为一个纽约知识分子，他还写一些回忆录。他的作品结集出版了，里面充满了他的妻子黛安娜·特里林的回忆。关于特里林的一些书已经问世，更多的不久就会出来。另一方面，布朗从不属于纽约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生与死》被欣赏，事实上也被重视，但是，很少有人去写一些有关他的文章。对于美国的文化史来说，他几乎不存在，这不是因为他的贡献甚微，而是因为他对纽约圈子没有影响。
当然，要说出纽约知识分子复杂圈子的特点是非常困难的。然而，盲目地崇拜其无与伦比的才华和睿智是不可取的。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冷静评价与贝尔的判断正好相反：当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活时，他们是最优秀的——最让人信服的、能言善辩的、有敏锐观察力的，但是，他们的让人信服的论著却是凤毛麟角。贝尔把这个问题完全搞错了：恰恰是因为过去的移民经历和脆弱的境况，纽约知识分子才专门研究自我；他们的作品是一些精神分析、个人散文、回忆录和给编辑的信件。在文体和主题上，他们的著述通常是高度主观的。当然，这并不是失败。强烈的个人的声音穿透了他们才华横溢的作品，比如卡津的著作——显然也包括他的自传。
即使是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富有哲思的人，也没能创造出使人叹服的纯理论的作品。如果说特里林是纽约知识分子中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能真正思考的英语教授，他的写作……影响了思想运动”。那么锡德尼·胡克就是他们的哲学家。贝尔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献给了胡克：“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锡德尼·胡克……一代宗师之一。”欧文·克里斯托尔也把胡克看作他们那个群体的“宗师”。其他人也表示赞同，诸如德怀特·麦克唐纳、威廉·菲利普斯、威廉·巴雷特、奈森·格莱泽，甚至豪和卡津，他们都称赞胡克是那个群体富有哲思的天才。麦克唐纳宣称，“锡德尼·胡克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多产的作家，因为他在理论上的敏锐及充满活力，胡克似乎配得上给予他的所有嘉奖。
胡克的早期作品证明这些赞扬是有道理的。对于被教条和褊狭弄得单调乏味的美国马克思主义，他的《走向理解卡尔·马克思》（1933）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带来的是创新、恢弘和欧洲思想。这些书力求给马克思主义以约翰·杜威式的转向，它们恰当地被称为有关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最佳”的美国著作。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胡克后来的著作缺乏这些早期著述的力量和冲击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他写一些有思想的、富有哲理的著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陷入了一条哲学老路，无止境地重新改造同样的观点。当然，要对一个以其二十多本书为荣的个人的所有作品作一番简要概括，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然而，数量要比内容更吓人。胡克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他已经在各式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结集。论文和演讲组成了这些著作，像《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学术自由和学术无政府主义》（1970），《革命、改革和社会正义》（1975），《哲学与公共政策》（1980），《马克思主义与超越》（1983）。有一些书，像《探寻存在》（1961），或《实用主义和生命的悲剧感》（1974），书名就暗含着内在始终如一的哲学探索，这些书里充满了演讲、论坛专稿和杂志上的片断。例如，《探寻存在》就是典型一例，它包含两篇演讲，几篇选自《纪念文集》和哲学杂志上的论文，两篇选自投给《评论》文章，五篇是投给《党派评论》的论文，还有一些交流的信件。
收集一些演讲和散文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些书重复同样的观点和论点，没有认真推敲一种哲学命题。它们确实是在重复：读胡克1985年的著作就如同读他1975年、1965年、1955年、1945年乃至于1935年的著作。胡克没有一部著作的结尾不是重申，共产主义与其支持者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即使那些似乎远离他日常关注的著作，例如，《哲学与公共政策》和《实用主义和生命的悲剧感》，也充满了我们所熟悉的他的论文（比如《法律和无政府主义》，《言论自由受限制吗？》）。他的《教育和权力的训诫》（1974），一部经典的胡克论文的八宝箱，包括一篇30年代中期的论文，就是献给这样一些人的，“他们是在深受政治暴君、胆小怕事的行政官员、同事、学生乌合之众控制，在国内外为了学术事业和学术自由深受其苦却不声张的人。”在他最近的著作中，胡克仍然从1937年的一家美国共产主义报纸中寻章摘句，证明共产主义的教授“违背了学术自由准则和诚实准则”。
像其他纽约知识分子一样，胡克首先是一个政论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写几乎没人问津的书；他是一个对哲学几乎毫无贡献的哲学家。有关他的完整的传记表明他热衷于给编辑写信，听他们的答辩，并给予答复；他们的主题通常是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某人对它的误解。即使胡克《纪念文集》的编辑，对他大力赞扬的同时还称他为“实用智慧”大师，意思是说他几乎没有写什么哲学著作。
问题不是论文的形式，形式本身不可能阻止哲学的产生，而是胡克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微乎甚微。不像其他纽约知识分子的文章，胡克的文章缺乏优美文风。它们似乎是一些急就章，出自一个愤怒的作家，而且当把它们集结起来时，也没什么改进。《教育和权力的训诫》的第一章是这样开头的：“今天，直率地对美国教育发表见解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公众受到一种以教育‘改革’、‘革新’及‘自由’为名的欺骗。”第二章是这样开头的，“有关教育的哲理已经说了大量的废话。”与其说胡克是一位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演说家。
胡克最近在思考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复兴时，他自己的著作却没有被引用。他抱怨道，“我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的著述的范围很广，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新“词典”里压根儿没被提及。原因可能是几十年来胡克对马克思主义这门学问毫无贡献。很久以前，他就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了。胡克是一个散文家、政论家、爱讲轶事的人。他专门研究政治文化观念，但是，由于他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杜威式的解释，他没有写出一本有独创性及条理清晰的哲学著作。
假如胡克被晚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忽视，那么“另外”一个理论上的原因也起到了作用：左派对于这类哲学家绝无好感，因为他夜以继日地确立种种根据，以便把颠覆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学生激进分子从大学驱逐出去。胡克的著作毫不留情地提出警告：左派分子、共产主义者、激进分子，还有他所说的“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者”都危及到自由。尽管他的盲视恰恰就是他贬低左派的问题，但他在面对其他威胁时显得反应较为愚钝。
一次大战前，胡克仅有一次提出了纳粹反犹太人的问题，这使他在反共方面赢得了喝彩。“让我们记住，”他于1938年写道，“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在对纽约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亚历山大·布罗姆评论道，“他（胡克）是如此地固执于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以至于他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来讨论纳粹反犹太人问题”。
六
直到最近，有关“知识分子”的论争才从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得到启示。当时的艺术家、作家和教师，包括向政府对德雷福斯的迫害提出异议的左拉，都变成了知名的“知识分子”。对于反德雷福斯人士来说，他们是一个新的和持有异议的群体。正如一个反德雷福斯分子所写道的，
在我看来，这位小说家＇左拉＇对军事审判的干涉是鲁莽的，恰如一个警长干涉造句或诗律的问题一样……至于这个正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的请愿，有人最近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指那些生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的个体，纵使他们是贵族，这件事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的怪事之一。
此外，俄语中“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了，后来渐渐地传人了英语，或至少成为英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词意义的一部分，深化了其反派的色彩。为俄国革命铺路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与政府疏离并和政府敌对”。
这一段历史给随后的一些讨论增添了色彩。一些思想家想越过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其他的则想重申这段历史。“当H·斯图尔特·休斯展望知识分子的未来的时候，他也回顾了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也许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纵观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然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则有所不同，它把原先的许多色彩消褪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没有停止，但说法却变味了。过去人们曾把知识分子说成是批判者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现在却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阶层来谈论了。说法的变化表明了生活的转变。
一些老问题似乎不那么迫切了，因为这些问题并没有一致答案或结论性的看法，而是由各种事件来加以解答。就有关郊区的争论而言，与其说解决了“进步”问题，不如说忽略了这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悄悄溜走了，因为它们只反映了一个不再延伸到现在的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人问及独立的或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之未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不存在什么未来。事实上，评论家和学者们提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是否能构成一个“新阶级”。
当然，这个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重新陈述这个问题却揭示了生活的重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作为独立的作家或诗人而生活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专业集团、利益联盟，或许是一些阶级而存在。对于一些像艾尔文·古德纳这样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