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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姆逊怎样看待这一切呢？他觉得怎样称赞或描绘波拿文都拉都嫌不够。他认为这已不能用通常的词汇来形容，甚至超越了常规的经验。
我们现在在一种建筑空间本身变了形的建筑物面前……我们……碰巧走入这一新的空间的人还未能跟上这种发展变化。我们还不具有适宜这一新的超越空间的知觉。这一较新建筑……站在那里就像提出一种要求，迫使我们去长出新的器官，扩展我们的感觉中枢和我们的身体以达到一种新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维度。
这一言词振奋的序言激励着杰姆逊。为了与后现代精神保持一致，波拿文都拉断然与上流趣味唱反调。不像富丽堂皇、远离市中心的典型的现代建筑物，波拿文都拉“嵌入”了城市的组织结构。它的进出口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和城市与以往不同的关系。豪华的老饭店不会“将通道放在远离通向老内城的街道”。国际风格的建筑物起着与城市“割裂”的作用。
然而，波拿文都拉的人口却是小的，是在侧面的，甚至是“后门似的”。“关于这些古怪的、无标志的人口，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它们似乎是由支配饭店本身的内部空间的某种新封闭类型所决定的。”和这种新空间相应的是“一种新的集体实践，一种个人行动和集合的新方式……一种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人群”。
这还不是全部。杰姆逊一再表白：由于波拿文都拉这一后现代的“超级空间”超越了个人的知觉和认识水平，因此，他不知如何用语言来描绘。然而，他对这些辩证对立的电梯和自动楼梯的热情却唤起人们另外一些想法。它们表明了某种叙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客人们被引导走过各种各样的通道。
然而，在波拿文都拉中，我们发现这一过程被辩证地强化了：于是，这里的自动楼梯和电梯代替了人的走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被看成是走动本身新的反身符号和象征。这里这种叙述性的漫步被强调了、象征化了、具体化了，并被一种运输机器所代替。这种机器变成了过去漫步的象征物……这是对一切现代文化自动性的一种辩证的强化。
这种对波拿文都拉的马克思主义式推崇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波拿文都拉本身。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新发展的理论来装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却不能发现这最简单的质询表明什么。杰姆逊认为需要用新的方法来测量的超验的后现代建筑物显然是前现代的。它预示未来主义的空间比护城河和封建城堡还要小。波拿文都拉通过使用厚重的墙壁和微小的人口来缩小与外人的联系。它被看成是堡垒式建筑物的完美典范。
杰姆逊认为这种奇怪的、看不见的人口代表着某种新的空间类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人口既小而又无标识，为的是不让当地老百姓，主要是穷人和拉丁美洲人走进去。有一位评论家把主要人口称为“在四层楼高的巨大的水泥墙上打出的一个小洞””。因为建在城区新开出的土地上的波拿文都拉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真正的人口是让客人和企业家所坐的汽车进出的。步行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走进饭店的。这一点任何想步行走进去的人都可以证实。从人行道上看，它就是一个“碉堡”。
波拿文都拉让几乎所有客人困惑的这种混乱无序与新的辩证空间并无太多关系，倒是与喜欢炫耀胜过喜欢合理设计的建筑师固有的混乱观念关系更加密切。有一篇对这一建筑采取支持却又带有批评性的评论说：尽管“整个复杂建筑成为一种标志和视觉中心，高塔竖立其上的巨大的水泥基墙与周围环境却不太协调”。狭小的街道通道威胁着整个工程。评论接着说：内部空间“很大且的确令人兴奋”，但也“让人辨不出东西南北，缺乏清晰和重心”。
饭店的无数柱子和接连不断的灰色水泥的弯曲楼梯只让人对中心空间感到困惑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波拿文都拉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饭店的客人有理由抱怨说走错了地方，跨进了一个大管子，简直就在绕圈子。最近已设法用彩旗来标出四个相同的高塔，但是，和中心空间的大峡谷对比起来，这种努力只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姿态。
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肆宣扬波拿文都拉“嵌入”城市之中，却不顾它显然排斥了城市和使城市失去活力这一事实。这一点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爆炸”力量只用于研讨会中间的休息。一位——或者就是这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热衷于超级空间、新的集体行动、超级人群，而让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术语词典》（修订版）的批评家对人行通道和空间混乱提出质疑，这说明这一理论是在自说白话。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的确，对杰姆逊来说，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他的主要著作都与文学有关。然而，他的作品却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失败的例证。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与一种“后结构主义”结合，的确也部分地促进了后结构主义。这一后结构主义专注于文本、符号和象征，把它们看成是释义的材料。由于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所提出的这一方法断定“文本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以及“对任何一个意义链的解释必然是一个符号链”，因此，他俩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或者物质环境上——或者说不去领略其意义——以及鼓吹无止境的螺旋状的评论上。
英语教授杰拉德·格拉夫谴责将文学看成只与其本身相关的那些做法。他认为这种相互解释的方式——越来越勉强而冗长地靠解释来做的解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专业化形式。格拉夫带着一丝嘲讽说：
就像萧条后的经济需要清算传统的道德束缚一样，学术专业化也需要激进的批评革新来作为其扩张的条件。学术及批评“文章”多少的数量是专业化成就的主要尺度，而证明、证据、逻辑一致、表达清晰等褊狭的准则却只得加以丢弃，如果继续坚持就会拉后腿，影响发展。针对今天的学术出版物实行客观性和必须有证据的严格规则，就会像让美国经济回到金本位上来一样：结果会是整个体系的立刻崩溃。在专业出版的常规模式已经逐渐失去作用的时代，批评方式上的共批评与互批评的新浪潮也许对工业发展是一个必要的刺激。
查尔斯·纽曼对教授们沉迷于批评理论这种现象进行了思考，他表示同意说：“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通货，成了通货膨胀最终的界限。”换句话说，随着文学的萎缩，文学理论却不断扩张。马克思提出的让人迷信的理论转变成其反面，成了对理论的迷信。
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家对这种自我毁灭的理论的热心不会传染给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他们不可避免地更注意社会和经济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在美国环境中还是一个新的类型。阿普顿·辛克莱在广泛巡视美国学术界的过程中写道：“如果在美国有一个教政治经济学又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那么，这个教授就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以找到。”而今天，辛克莱却可以发现几十根这样的针了。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出现在几个大学之内。几年来，他们的组织“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URPE）”和他们的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成为新左派学术机构中最成功的一个。和其他左派专门职业者不同，激进的经济学家仍保持对一个较大的公众群承担义务。他们定期专门为有兴趣的门外汉举行会议和开办暑期学校。在左派学术团体中，他们的组织是惟一为外行读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的团体。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编撰了一本有关国家削减社会服务机构的危机的书。这本题为《公共层面的危机：读本》的书不仅教育读者，还“有助于加速组织起对公共领域危机和目前‘削减’形势的反应的这一过程”。
这一切是值得庆贺的；也应该加以展望。但是，尽管激进经济学家的数目增加，他们的才能无可置疑，然而他们的成就依然有限。还提不出这个组织里任何一个年轻的激进经济学家所写的书——在写作和才气上——能与从保罗·斯威齐到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上一代激进经济学家相比。即使这一年轻团体的最好作品，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也显得散乱而繁杂。这一著作似乎越来越带有大学中的“对话”的同质化迹象。
例如，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写的最新书籍《民主与资本主义》，向常规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它又散发出常规政治理论常用的词汇与所关心问题的气味。两人认为忽视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其“高雅的批评追求”（例如心理学和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理论一般来说将个人选择的逻辑纳入其概念体系中，不懂得对宏观社会活动的微观方面批评的重要性，也未将个人自由的解放包括进去”“。这一（令人怀疑的）见解为政治学术理论的语言和思想开辟了道路——或者说已经成为其道路。
尽管他们作了有益的努力并偶尔取得成功，但是，归根结底，似乎没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能抵抗职业的要求。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断地采用了或屈从于标准经济学的形式和风格。事实上，这是保罗·A·阿特韦尔在他的研究成果《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作的结论。他认为60年代这一代人开创了向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提出挑战的“左派学术”。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个性和其存在的理由每年都在递减。
阿特韦尔所说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教授面临该职业的敌视。在任职体制下，他们是“附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行。阿特韦尔写道：“这一压力表明这是一种意欲采用学术形式和使马克思主义学术‘科学化’的企图。”阿特韦尔报导说：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越来越“通过采用学术形式，在被人看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强调他们常用量化分析技术所得出的论据有严谨的经验基础等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合规合法”。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选择论题来保持本身的激进性；另一方面，“职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接受学术方法和话语的主流规范”。
易于受到学术上的约束使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大学之外或在其边缘上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许正因为此，保罗·巴兰及保罗·斯威齐能清楚地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条件（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而数量多得多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著作却在内容与影响上都显得更加软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代与代之间的界限和其他领域一样明显。
尽管被人所忽视，《每月评论》杂志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特别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布雷弗曼及哈里·马格道夫所写的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美国马克思主义在一致性、创造性和果敢精神方面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求教于美国学者时，主要就是求教于这些作者。然而，《每月评论》派缺少学生来继续其工作。如果别的领域也可以说缺少继承人的话——如缺少特里林、威尔逊、芒福德或米尔斯的继承人——那么，斯威齐和巴兰缺少继承人这一事实是十分突出的。
把《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大学以外的派别当然未免过于简单。保罗·巴兰（19101964）”所过的生活典型代表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境遇——常常流亡他乡，在许多国家住过，有过许多经历。他出生于俄罗斯，在法兰克福和莫斯科上过学，但希特勒上台和斯大林主义的加强迫使他出走。他在波兰自己家庭的公司里工作了一阵以后，就移居美国，并进了哈佛大学。战后期间，他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工作过，包括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所，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手下任职，后者称巴兰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
战后巴兰又到处流浪——在商务部、联邦储蓄银行都工作过——直到最后1940年斯坦福大学给了他一个教职，后来美国政府深感后悔。保罗·斯威齐解释说：“由于冷战和政治迫害还处于早期，罪恶的阴影还未笼罩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