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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巴兰又到处流浪——在商务部、联邦储蓄银行都工作过——直到最后1940年斯坦福大学给了他一个教职，后来美国政府深感后悔。保罗·斯威齐解释说：“由于冷战和政治迫害还处于早期，罪恶的阴影还未笼罩美国的大学校园，因此，大家还未对他公然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地感到不安：许多开明的人，甚至一些保守分子仍然很天真地欢迎有人能表达与他们自己的认识截然不同的看法。”
天真消失了，对巴兰的工作量、薪水和请假的准官方干涉使他十分烦恼，有时情绪低落。这无疑表明学校想赶走他。这在古巴革命后更为变本加厉。因为他公开拥护古巴革命，并于1960年去古巴岛与卡斯特罗会面。
一个朋友告诉巴兰，他看到了斯坦福大学校友会寄来的一叠要求解雇巴兰的信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正式回复。巴兰重述说：校长的回答“并未指出该大学忠于学术自由原则或者说说这一类的话，而是强调让我继续任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冻结我的薪金这件事已经不再成为秘密，而是（在给学校的捐款人中间）广泛宣传，以表明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来‘鼓励我继续留在此地”’。巴兰又说，他本该“对这一切毫不在意的”，但结果“却怒火中烧”，并“使我的神经系统陷于崩溃”。”三年后，他于1964年死于心力衰竭。
保罗·斯威齐（1910…）的道路却几乎相反。他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整个生涯：经济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位论文（有关英国煤炭贸易）。战争期间，斯威齐离校去战略服务局（OSS）任职。这一机构对许多大学师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战后他又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辞去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认识到“他的政治和唯理智的观点无法让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执教”。
几年之内，斯威齐创办了《每月评论》，一家独立的社会主义刊物，今天，他仍担任编辑。第一期就重点刊载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这家杂志还建立了一个小出版机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I·P．斯通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名为《朝鲜战争秘史》。简单提一下《每月评论》的其他负责人：哈里·布雷弗曼（1920…1976）原为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派活动家，最后变成丛林出版社的编辑。几年后，由于出版社拒绝出版伯特兰·罗素写的有关越南的书，他就辞职了，加入《每月评论》出版社。哈里·马格道夫曾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一连串新政和二战的机构中工作。在50年代，他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转来转去，没有稳定的工作——当过股票经纪人、保险推销员——最后他进入了出版界，于1969年加入《每月评论》，与斯威齐一道，两人同任编辑。
《每月评论》出版的最好的书都有清晰与独创的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是罕见的。这些书包括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它在阐述和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许仍无人能及；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1957），是关于“不发达”讨论之开先河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4）带有新左派印记，是对美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易于读者理解的书；马格道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是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读本；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这本书是引起有关劳动“非技术化”讨论的一次深刻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力量不能简单归之于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但也不能截然分开。《每月评论》的这些作者主要处在大学之外。他们为有知识的读者写作。他们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翻版，也不是对同行说的独白。巴兰写道：“想说真话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惟一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勇气，随时对事物的后果进行理性的质询……反对舒服地、图私利地随大流。”他们是最后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埃德蒙·威尔逊和路易斯·芒福德更为相似，而不同于他们之后的大学马克思主义者。像《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样，《垄断资本》和《劳动与垄断资本》也有学术继承者，但没有一个能有同样的活力和使用同样的语言。
也许可以从下列的情况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各代人的变化。当保罗·巴兰于1964年去世时，《每月评论》出版了一卷纪念集，“一组集体画像”，包括巴兰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谈论他的38篇讲话。这些大多数是由老知识分子讲的——外国人或者出生于外国并在外国上学的美国人。投稿人的名单包括从琼·罗宾逊，艾萨克·多伊彻和切·格瓦拉直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奥托·柯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斯。还包括巴兰的学生或朋友——四位年轻的北美人：彼得·克莱凯克（1938…），约翰·奥奈尔（1933…），莫里克·蔡特林（1935…），弗雷迪·帕尔曼（1934…1985）；今天他们都是北美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克大学，多伦多分校）的美国研究或社会学的有地位的教授。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气质都不像巴兰。最后一位弗雷迪·珀尔曼在底特律创立了一家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社，名为“黑与红”，在几年里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和书籍。他的出版社和自己的名字只为几位左派文学鉴赏家所承认。
20年后，一本纪念斯威齐和马格道夫的纪念册出版，许多北美学者投了稿。“在大约17位年轻的美国投稿人中，没有人出版过一本像《垄断资本》或《劳动与资本》那样分量的书。除了一位之外，这些人全都在大学任教。当然，像任何目录一样，这份目录也隐藏着许多不同的情况和志向。很可能这些撰稿人没有一个想用《每月评论》的风格来写书，也可能有些人仍想这样做。然而，综观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其发展恰与其他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相似：同行代替了公众，行话代替了日常语言。今天，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校园里有办公室和专用的停车位。
四
激进地理学的兴起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魂牵梦萦的这一普遍问题——成功。里查德·皮特（1940…）说：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研究时，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激进的地理学传统。“我们无法理解有关激进的地理学的这一看法。”尽管地理系是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最后的”一个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读书时，学生运动促使他们去重新发现和发明这一传统。
刚开始做教授时，他们四散在全国各地任教。在麻省武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皮特和其他人决定为朋友们和支持者们设立一个论坛。1969年这些青年学者创办了《对跖点》，一家激进地理学刊物。最初几期提出了传统地理学极少谈论的一些题目——有关贫穷、不发达和城市化的地理问题，于是这一刊物成了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催化剂。刚出版的大卫·哈威的著作激励其他地理学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80年代初，时代变了。激进地理学家努力想在本行业中树立自己的地位。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也成了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的正式分支（社会主义地理学专门研究小组）。皮特评论说：“甚至有稳定职位的激进教师如果想有学生来听课或通过发表的文章赢得学生尊敬的话，”他们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向他们自己的刊物投稿的文章的数量以至对投稿的兴趣都减少了。“我们曾帮助并使之走向激进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不再向《对跖点》投稿了。“‘在一个受人尊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代替了‘对这一运动的支持’。”
但是，《对跖点》依然存在并决定至少在形式上要专业化：自从1986年以来，它一直由一家有地位的学术出版社——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皮特说：“对此我自己的感觉基本上是乐观的——一家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学术声誉加上重新恢复的活力和责任心……可以让《对跖点》在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轨迹是十分典型的，而且，对不可逃避的现实进行挑战或否认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是轻率之举。左派学术的繁荣，政治抗议的减弱，以及对大学阵地的固守几乎成了影响各学科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一发展如果不是不可改变的话，也是空前的。激进的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处于边缘的或是消失的传统第一次有了光明的前途。它们可以重新被研究和教授，并将获得新的学生。最终这会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有件麻烦事需要加以说明：如果说左派知识分子屈从于将他们赶人大学的那些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果真是无辜的牺牲品。左派知识分子不是天真地、无奈地接受学校的规矩，他们是自己皈依大学的。奇怪的是，大学里左派对学院化的批评沉默下来了——比保守派的批评还要温和。当然，激进派的批评并非完全不存在。远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和米尔斯，近可以追溯到诺曼·乔姆斯基，他也许是激进派批评目前最勇敢的卫士。
作为权力经纪人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怀疑论充斥了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由于他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乔姆斯基不仅召唤出了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也召唤出了政治上最怪诞的纽约知识分子德怀特·麦克唐纳。乔姆斯基与麦克唐纳一道开始写作《知识分子的责任》（1969）一书。“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知识分子责任的文章。战后年代我作为大学生读了这些文章。几个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在我看来，它们并未失去其力量和说服人的本领。”乔姆斯基觉得在麦克唐纳身上有一个和自己相似的灵魂，个人敢于反对学界和左派的迷信。
在乔姆斯基看来，开明的和有技术的新知识分子抛弃了真理和道德，而代之以专业化和权力。他引用了赞成这一变化的兹别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主要以人文主义为方向，偶尔带有点空想的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正迅速被专家和专业人员所取代。他们都在政府的特别部门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加入政府部门和院校。“背叛社会主义革命承诺的一个因素是技术知识分子心甘情愿让自己融人新统治阶级中。”这一心甘情愿是在东欧和西方民主国家中起作用的因素。在乔姆斯基看来，左派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失败了，他们有时还与对方合作。而乔姆斯基却是一个不同寻常、颇为卓尔不群的人物：这样一位对院校中的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左派中是十分罕见的。
更重要得多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的特点，在那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统治社会的话，也会改造社会。他们将会就职于社会的各种机构。这一前景削弱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常常可能错误地观察了形势——也许知识分子确实正在改造社会。换句话说，左翼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不仅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对左派分子来说，在国家或学术机关任职是迈向权力的道路上的一小步——或者，他们就是这样幻想的。追求名利和革命汇合在一起了。
20世纪初，进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卜特纳清楚地表达了作为官方改革者的知识分子的希望。
通过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训练，大学可从民主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法官和专家的队伍中提供人员来担任官员，他们会无私地、明智地调解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对在经济与社会立法上和行政上的明智而有原则的进步的最大希望寄托在美国大学日益增大的影响上。这样说并不过分。
这种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左派知识分子进入大学。很难说这是一个“出卖”的问题。不如说激进知识分子并不是院校权力天生的反对者。而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如果说他们迅速记录了对学术自由以及有时是对种族和性别方面自由的侵犯，另一方面，他们却忘记了为学院化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典型的情况。
例如，用西德尔曼和哈珀姆的话来说：在政治学方面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为政治而放弃专业，相反，他们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