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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保守派的噩梦：当激进派和自由派被从公共的和显眼的岗位上逐出时，他们实际上去充实了教育体系，从内部侵蚀着国家。保守派常常哀叹说，他们把孩子送进了名牌大学，到了圣诞假期时却发现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一个系里的四五十名教授中有一个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就已太多了。比如在伯克利，他们对真理的兴趣不大，倒觉得被别人弃之如敝屣的保守主义观念更可信。
但这不过是噩梦而已。至少没有什么理由断定大学是颠覆性的而公共文化是辩护性的，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裂隙。对大学生概况的研究表明，他们比过去更保守、更关心前途和金钱，而对一些华发渐生的新左派教授思考的东西很少有兴趣。这种情况也促进着专业化，转向更易于接近的同事关系。此外，今天也像过去一样，大学保存了一种文化的呼吸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学习马克思——以及亚当·斯密。这种情况既不应当清除也不应当神化，似乎左翼文学批评家除了自己人之外会对所有人构成威胁。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充满困难的范畴。“公共专家”（Publicist）这个词如果曾包含着与政府、法律有关的意思的话，现在也已废弃了，成为好莱坞和“公共关系”的牺牲品：它如今指那种操纵媒体的人，挂名的负责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或老式的公共专家是另外一种人，或许正相反，是那种不理会任何人的特立独行的人。而且这还不够，这个定义中必须包括不是单纯专业或私人范围的义务，而是公共的世界——以及公共的语言、方言。
民族与地方语言的精致、新的城市阶级的声音与僵化的拉丁语相对的学院精英们的习语，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的特征。埃里希·奥尔巴赫解释说，“整个欧洲，”随着拉丁语的式微，“首先在意大利，然后是伊比利亚半岛、法兰西和英格兰，受过教育的公众操着自己的方言出现了。”方言的运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意味着曾被排除出宗教和科学论争的许多群体如今要进入论争中了。
例如，伽利略的“罪行”最主要的还不是他所发现的和说出的东西，而是他在何处、怎样说的问题。他放弃了拉丁语而用流畅的意大利语为新的公众写作。正如在一次教皇当局关于伽利略的会议之后佛罗伦萨大使的报告中所说的，“他被告知，如果他要坚持哥白尼的观点，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坚持好了，不要费那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而这正是伽利略所拒绝的。一段现代人的叙述中说，他决定，“离开大学而把自己扎根于广泛的、有知识的大众的方言之中。这无疑要损失拉丁语所具有的国际价值，但伽利略并不在乎被逐出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畏光的学究们的圈子……他只有在大街上、广场上才觉得自在……”
如果要指责年轻的知识分子破坏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即投身于更广阔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中，那恐怕是不公平的，也未免过于戏剧性了，无论如何这样一项使命是单独一代人所承担不了的。然而屈从于某种新的拉丁语、新的与更广大的公共生活脱离的学究气，这种危险使未来涂上了层层灰色。专业的和晦涩的语言可能成为保护伞和必需品，同时也就可能成了借口和逃遁。
有没有选择？任何既有历史性又有批判性的研究都会产生一个根本的悖论：它勾勒出了构成整个世界的大大小小的趋向——然后又批判它们。毫无疑问，公共知识分子的退位反映出了公众自身的重组；这正好吻合了电视的疯狂发展、郊区的扩张、城市的衰败、大学的膨胀这些趋势。大型公众杂志如《展望》和《生活》的黯然失色，这本身就标志着划分开了那些曾经是同类的公众；它们被“专门趣味”的杂志所取代——网球、计算机、旅游、运动，从这些发展的眼光来看，一般化的知识分子消失而转变为专业性的，看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并且可能是期待中的。
然而这项研究或任何研究如果仅仅是认可已经发生的和必然要发生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须的。人性并不要顺从历史，而要创造历史。通过这道人性之门，选择的权利进入了历史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