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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言九鼎，忽必烈这么说了，就一定这么做。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立即按中国帝王的习惯，为大汗国立了第一个年号中统；1264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灭金，改金中都为大都，南面称帝，再次更改年号，以易经中“至哉坤元”为据，定年号为至元；1279年，忽必烈彻底放弃蒙古二字，据易辞“大哉乾元”更国号为大元，终于使蒙古大汗国列为“秦、汉、晋、隋、唐、宋”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朝代。另如元大都的城门丽正、文明、健德、顺承、安贞，皇宫门云从、厚载等，均为卦辞。大明门、大明殿，当然也在其中。
后世的拍马文人，常常把忽必烈这种不以封地、封号为国号的做法，吹捧为创世之举。岂不知，忽必烈根本没有可以炫耀的门第和封号，所以才借天意来遮遮掩掩。蒙古，原意为“永恒的河”。据考，“永恒的河”即为现在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古称望建河。当时，望字从“芒”音，建字从“给”音，读起来与“蒙古”相近。忽必烈的祖先，是居住在这条河边的室韦族。室韦最初见于《魏书》，作者魏收写为“失韦”，归其为奚、契丹人一类。待《北史》编成，李延寿则把“失韦”改写为“室韦”，并明确指出：“盖契丹之类，其（望建河）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待刘煦作《唐书》时，就更加详细地说道，室韦一族中的一个部落名“蒙兀室韦”。《金史》更将这一室韦族分支称为“萌骨部族”，并载明这支部落四处迁徙的方向，向南达呼伦泊、贝尔泊；向西达鄂嫩河、克鲁伦河的源头；向西北达贝加尔湖沿岸；向西南达阴山山脉之北。《蒙古秘史》继续写明，成吉思汗一族，是横跨贝加尔湖后又进入蒙古高原的。
室韦族人，在辽、金时，均为契丹、女真人的附庸，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还不时受到一定的欺凌，蒙兀室韦当然不在例外。后来这一部落的四处大迁徙，肯定与此有关。如此推算，中原的汉人对辽、金是十分仇视、轻蔑的，“蒙兀”人虽属辽、金一类，但尚为其类中的下等民族，忽必烈掌有天下后，实在是万万不愿再提及当年的。所以，他才生吞活剥一本《易经》，以命自己的国号、年号、城门、宫阙。
朱元璋的大明，既不是来自封地、封号，也不是选自经史，而是与他青年时加入的明教有关。明教是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综合波斯拜火教、印度佛教和罗马基督教创立的，教旨为点灯到天亮，以帮助光明战胜黑暗。明教后来传入中国。宋亡之后，中原的汉人倍受欺压，因为元代崇尚黑色，百姓便借明教结为灭元复宋的团体。朱元璋一介贫民，做过雇工，讨过饭，出过家，与元世祖忽必烈一样没什么可自豪的出身，也就选了“大明”做为国号，目的是以明灭元。可见，明朝的“大明”与元代的“大明”，实则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乾清宫，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做了永乐皇帝后，定都北京兴建宫殿时建成的。当时后寝三大殿分别命名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乾清住帝王，交泰做祀祭，坤宁居皇后，意寓阴阳交泰，天清地宁。
清代的历史近些，满洲人的来龙去脉，比蒙古人要清楚得多，尽管爱新觉罗氏的遮掩、粉饰比孛儿只斤氏厉害一百倍有余。满人就是女真人，与蒙古、契丹人同属东胡，随完颜阿骨打入主中原的女真人为熟女真后改为金人，而留在黑龙江流域的为生女真。金被元灭，元为明亡，努尔哈赤举兵反明，称的就是后金汗，其实是当之无愧的。待汗位传到皇太极，他倒是与忽必烈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急于汉化，不择手段，假以天命，编造历史。皇太极的祖先，曾被明廷封为建州龙虎大将军，他耻提旧事，编造出老祖奶奶吃仙果得子的神话，又借用“曼殊菩萨”的谐音，改建州为满洲，随后又将祖宗猛哥帖木儿改为孟特穆，叫场改为觉昌安，他失改为塔克世。与忽必烈更相似的地方是，皇太极承继后金汗时，年号为天聪，用了十年之后，为了与年号“崇祯”的朱由检斗气，又改为“崇德”，意寓你崇尚祯祥，我崇尚道德，必须压你一头而后快。至于大清朝的国号，更令人哭笑不得。历史上的金宋不能两立，战乱纷争百年不止，中原的百姓恨透了金兀术、哈迷赤。皇太极深感后金亦不得人心，在下决心更改国号时，因为明代崇尚火，他就从《诗经·颂》的《维清》中选了个“清”字，意思是借水灭明。该诗的原句为“维清缉熙”，句中的“维”做维系用，“缉”读“乞”音做连缀用，“清”为清楚，“熙”为明白，全句大意是赞颂周文王为后世制定的典章礼乐又清楚又明白。那位急于“下马就能治天下”的天聪汗，偏偏把“维”做介词“惟”字使，把读“乞”音的“缉”做读“机”音的缉拿用，这样连在一起，就成了“惟清捉明”。大清国的国号，就这样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诞生了。这样牵强附会、寻章摘句的做法，实在是开了后世文字狱的先河。正因为皇太极可以把“又清楚又明白”篡改为“只有大清捉拿大明”，雍正、乾隆就总是怀疑“维民所止”是雍正去头，“乾三爻不像龙”是在骂乾隆是条虫，直杀得中国文人百缄其口，连出大气也要瞻前顾后，种下了中华文化“有发明，没发展”的千古祸根。
另如焕章、中正、永昌、顺治，大都出自古书。“中正”源自屈原的《离骚》：“跪敷衽以陈词兮，耿吾得此中正”；《易辞》中亦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焕章”出自孔子《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顺治”、“永昌”，可能均出自秦始皇传国玺的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顺治”就是顺从天命治理国家，“永昌”则为皇朝永久昌盛。中国到了明代，封建社会已升至顶峰，中华古文化再没什么新发展，特别是清代以后，各种名号全部是从四书五经上抄来抄去的。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永昌”，想这位刚从商洛山中杀出来的农民领袖，肯定不知道崇祯皇帝的行宫，倒很可能知道始皇帝传国玺上的“永昌”二字。至于焕章、中正，两家都不是诗书礼乐之家，绝不会挖空心思去大内找两个殿名来用，他们的父老不过是在古籍中挑拣出颇有些意思又朗朗上口的古词做名和字，结果搞得事有巧合罢了。
世上的事情，都是人做的，哪里会有天定。京城这些的旧事，趣则趣矣，万不能视为因果。切切！
一种称呼与一种提法
？ 刘诚龙
林彪曾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此话的出处未见考证坐实，不知林彪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对主席说话顶用的感慨，还是对主席权威的维护与颂扬，或者别有含义？难以得知。让人感兴趣探究的是，林彪此话所言的情形是否属实？我看未必，设若主席那些风过耳的口头语真能一句顶一万句，那么，主席那些白纸黑字的批文该是一句顶亿句的。但事实上，有些批示十句百句也不太顶事。
因从事文秘之故，春节期间读了一二本《毛泽东文稿》，饶有兴趣地看了主席的一些包括指示、批示、批注及于红头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在内的文稿，发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小事情，即在一种称呼与一种提法上，主席左一次右一次下批文都不大起作用，删也没用，改也没用，特别加注也不起作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是称毛主席，还是毛泽东？是称毛泽东思想，还是称毛泽东著作？
1953年4月10日，主席在审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后，在其材料上给彭真同志写信：“彭真同志：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同年5月15日，时任军委军训部部长的肖克将军将在军委例会上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等三个草案的报告呈送主席，主席于5月24日在报告上写批语：“肖克同志：（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著作’字样。”8月14日，主席在给罗贵波、邓一凡从越南发来的电报稿上写批语：“退王稼祥同志照发。第三条中的一句，应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句的原文是：“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相结合。”主席在审阅时将这句话中的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1954年5月4日，军事学院将请予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送呈主席，在报告后有个附件，附件上有句话是：“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国防。”主席对此报告基本未改，改的仅是一个提法：“‘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12月5日，主席在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在写文章做讲演时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以上罗列的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的批语，下面抄几节关于主席在称呼问题的墨记。
1953年10月11日，主席在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性材料上，特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留言：“尚昆同志：（一）此件用代电发出；（二）文内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已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1954年4月17日，主席在对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上写了八个字：“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所谓“略有修改”者，主要是删削称呼。发言稿有句话是：“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特别关心分得开吗？”主席删掉了四个字：“和毛主席”。1955年1月10日，主席在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少奇同志：在第六页上加了一条，请审阅；此外还有一些修改。”加的一条不必说，改的是什么呢？就是将其中两处“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是刘少奇同志在1945年于延安举行的党的七大全会上正式提出来的。主席在其革命生涯中，确实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谓之“思想”当之无愧。然从上面的抄引看来，主席对此一直有所忌，或删或改。主席被称为“毛主席”，比“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还早，人民群众叫得更顺口，但主席对此也不太买账，其中深意恐怕不仅是其谦虚的人格襟怀，也许更主要的是心存对个人崇拜警惕的政治自觉。共产党内都是同志，一律呼为同志，既亲切又庄重，尤其体现民主与平等。主席不惜笔墨反复改，反复删，甚至专发文件，心意是非常诚的，并无半点政治秀。
我所读的《毛泽东文稿》仅两本，时间跨度仅为1953年到1955年，从什么时候起，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习以为常？对“毛主席”这一称呼上材料上红头文件不再修改与删削？这也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非一般人所能做。从文秘角度来看，很有点嚼头，在一个问题上老是让领导修改，老是让领导反复批示，文秘人员干啥的？这像什么话？其中也许有真诚的恭敬与推重，但是不是也有“醉里吴音相媚好”？主席后来对“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也不再拒绝，是他老人家心安理得地受了，还是他老人家觉得对一一去订正心生倦怠？这值得深入考证。现在有人说晚年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这怕怪不得主席他老人家。这个责任，岂能一古脑儿全推给他老人家呢？
主席逝世已多年，拙文一口一句“主席”，已无任何功利色彩，存于心的只是尊敬。
赵元任挽刘半农联中“双簧”之所指
？ 樊 谦
2001年第12期《书屋》刊有刘克敌先生的大作《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读来颇得兴味，但文中对赵元任撰刘半农挽联上联的解读是值得商榷的。
刘文解“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中唱“双簧”的角色，是指刘半农和钱玄同，而据笔者所阅文献，以为是应指刘半农与赵元任。
首先，刘半农与钱玄同为推广白话文，在《新青年》杂志上演的那场双簧，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段佳话，但时间很短。此后两人虽有争论文章发表，但已不具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