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耆谎Ｖ泄瞬豢悸恰肮槭簟蔽侍猓⒎敲挥泄槭粑侍猓敲挥醒≡窆槭舻淖杂伞Ｒ蛭悸枪槭粑侍猓匾匝≡褡杂晌疤帷＜热恢泄酥澹ǔ拥燃偈兰胰宋铮┒脊槭艉鸵栏接诘弁酰敲凑飧鑫侍饩透臼遣辉市硖岢龅摹Ａ硗猓鞍痹谌寮抑泄泊永床皇且桓隹梢蕴岢隼吹奈侍狻Ｐ远灾泄死此抵挥写诮哟氖浪滓庖澹豢赡苌鼍癯降男味弦庖濉Ｔ诟改钢⒚藉缘娜逖Ю窠探老拢泄思盖瓴恢槲挝铩钡浇裉煲裁挥姓嬲谩�
二
绕了一大圈，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证明《告别五千年》中的“五身段”说决非比喻了。我认为基本需求的项目和顺序不仅依人的个性（如马斯洛所言）、年龄（如孔子所言）、性别（无须举例）而有所不同，而且会依民族文化的根性而有所不同（如罗斯福所忽略）。正如每个人的个别天性可以归纳为“个性”一样，每个民族的群体特性则可以归纳为“民族性”。为了避免种族主义之嫌，有人主张族群没有一般倾向。但种族主义者强调民族性是指差别的先天性，我强调民族性则是指差别的后天性，即文化特性和传统特性。我的观点与种族主义者的差别是：种族主义者认为族群有先天的特性，而我认为先天的特性只存在于个体之中，不存在于族群之中——存在于族群中的先天共性必是全体人类的先天共性，无须强调。此族群与彼族群不同的共同特性，一定是后天的、环境的、文化的、传统的。个体的天性有更多的先天成分，很难改造，而且也没有必要改造，除非是个体借助外力主动自发的自然改变，则纯属其个人自由。但群体的共同特性有更多的后天成分，因而不仅可以改造，对有进取心的落后民族而言则必须改造。但改造民族性应该是全体国民达成共识后的集体努力，而非以个别政治领袖的主观意志为标准加以强制改造。总之，个体的先天个性，应该“上帝的归上帝”；但群体的后天特性，却不能“恺撒的归恺撒”——因为现代文明的普世公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恺撒合法地存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告别五千年》中探讨了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的后天特性或曰传统特性。“五阶段说”正是我长期思考中华帝国衰亡史后作出的概括。采用肢体标志，是为了使这篇面向大众的哲学随笔中的思想得以形象化，既非随意的比附，也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以人为本”的实证主义。任何理论，如果不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据，必定是凿空之谈、虚幻之说。“五阶段说”其实就是我的“五大需求说”，但在撰写《告别五千年》时我丝毫没有想到过马斯洛、罗斯福或孔子、庄子，我的思想总是从现实中来，而非从别人的思想中来。现在列举上述他人的思想，只是为了说明：我的形象化表达，都是穿着文学外衣的哲学思想。
我认为，人的基本需求必定与人的身体构造一一对应（正如音乐之审美对应于耳，美术之审美对应于眼），把“五阶段说”称为“五身段说”，并非不负责任的文学想象，而是坚实缜密的哲学思考。若非如此，我宁愿放弃形象化的表达，使用抽象枯燥的概念。因为对哲学来说，准确表达是第一要义，形象化可求则求，不可求则不应强求。以下我将分别把五个形象的身段，还原为五个抽象的概念，并与马斯洛和罗斯福相参照。这五个抽象概念，正是当代国人应该努力追求的五大需求或五大自由（但我把“生理”细分为“食”、“色”，所以实际上也是四大需求和四大自由），它们在中华帝国的不同历史阶段，曾经依次成为最迫切的基本需求——按时髦的说法叫“时代精神”或“时代主题”。另外必须注意，我的排序从高至低，与罗斯福的排序相同。而我的后三项（即马、罗的后两项），却与马斯洛相同而与罗斯福相反。理由非常简单，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我一贯旗帜鲜明地引庄子为同道，我是天生以个体为思维出发点的道家者流。
在《告别五千年》中，“头脑”代表超越性的精神发展的需求，相当于罗斯福列首位即最高级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和列第二即次高级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又与马斯洛列第三即次高级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列第五的“求知需求”、列第六的“审美需求”相当。先秦时代是中国人的头脑最发达的时代，而头脑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这一时代的民族英雄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庄子和具有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有的逻辑头脑的公孙龙。
“胸膛”代表世俗性的意志发展的需求，如权力、尊严等。这一需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没有恰当的对应物（这可能与民主国家元首很难满足领土野心且不能公开张扬权力意志有关），但部分相当于马斯洛列第四即最高级的“尊重需求”。然而在秦始皇之后的中华帝国史中，只有帝王一个人可以有这种需求（中华帝国的教父韩非曾加以邪恶而雄辩的论证，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因而先秦以后的中华帝国实行的是只有一个人享有为所欲为之无限自由的普遍奴隶制，其他人则完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由于中国帝王的“尊重需求”在帝国疆域内已达到顶峰，因而“追求”进一步满足的惟一路径就是要求异族的“尊重”，即扩展版图。中国臣民的“尊重需求”被压抑之后，这一“基本需求”当然不会消失，荣誉感强的中国人就非常符合家奴身份地把主人即帝王的“尊重需求”当做自己的“尊重需求”，因而渴望“为王前驱”、“修齐治平”。这一愿望在战时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化装满足，这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的民族英雄主要是“胸膛”型英雄如汉之卫青、宋之岳飞的原因。我并非不崇敬他们作为个人的优秀，但我要质疑的是：为什么先秦以后中华帝国再也没有“头脑”型民族英雄（参见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都被视为英雄），而只有单一品种的“胸膛”型民族英雄？中华帝国史的胸膛时代自秦汉始，至隋唐终，终结于汤因比《历史研究》所谓的“第二帝国”。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已经没有“头脑”型民族英雄，因而只能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找一个没有“头脑”仅有“胸膛”的民族造型：刑天。
顺便一提，真正的民族英雄一定是腰部以上的民族英雄，腰部以下纵有长技，只堪做民族造型、民族耻辱、民族败类。而只有头脑英雄才可能是丰富多彩的，胸膛英雄不过是简单重复，徒增数量记录而已。唐代以后，在中华帝国的天空下，连帝王也不再有“胸膛”，况且“天下一家”别无分店，因而再有豪气的臣子如辛弃疾辈也无处可借“胸膛”。
以武曌践位、禅宗创立和安史之乱为界，中国人进入腹部时代。“腹部”代表食欲，相当于罗斯福列第三即次低级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也相当于马斯洛列首位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食、色）之前一半。如果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始于中华帝国的养父孔子，那么到了宋代以后这一倾向才真正达到了荒谬的顶峰。这是一些当代中国知识人愿意托生宋朝的重要原因。无法想象有头脑和胸膛的人会愿意生在那个朝代。“杯酒（腹部）释兵权（胸膛）”，历史老人是多么富于幽默感啊，连真实的历史事件都如此“凑趣”地要证实我的五身段说。然而这一疯狂满足“生理需求”的时代，人民却并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广大中国农民更难以充分地享有这一“自由”。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不仅不再有头脑的超越精神，而且也没有胸膛的世俗气魄。这一时期最恰当的民族造型可以从中国式佛教（已没有任何超越精神，与“归属需求”毫不相干）中找到：傻笑的大肚弥勒。
降至元明，随着首遭异族全面征服，中华帝国的历史进入“胯部”时代。“胯部”代表性欲，相当于罗斯福列第三即次低级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也相当于马斯洛列首位也即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食、色）之后一半。许多民族都是在被异族征服后皈依上帝的，如罗马帝国铁蹄下的“外邦人”都皈依基督教，蒙古帝国铁蹄下的中亚人都皈依伊斯兰教，西班牙帝国铁蹄下的印第安人都皈依天主教，犹太人则在失去祖国后坚守犹太教。但中国人在蒙古帝国的铁蹄下，只是进一步向更低级的基本需求下坠：床笫之欢。元代的中国人不仅不可能重新具有宗教信仰，甚至连“上帝”的替代物“皇帝”都没了，只有“皇帝”的替代物“大汗”，还谈什么归属感？于是元明以后的中国人把“色”这一较为低级的基本需求（“色”与“食”的惟一区别是略多一点精神性，但也更具毒瘾性和腐蚀性）视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对此惟一的解释是华夏文化的整个上半身已经彻底瘫痪。顺便一提，《告别五千年》发表后，一个当代诗派打出了“下半身”的旗号。不知道这些后生小子是受到拙文的启发而索性“循名责实”地把我的批判性理论付诸堕落性实践，还是被我的哲学预见不幸言中了。这一历史时期因五大身段已被腰斩，因而无论在真实人物、神话人物还是佛教偶像中都找不到合适的民族造型，最后我竟在春宫淫具中找到了一件有人之名、无人之实的象征器物：角先生。
明亡以后，随着第二次遭到异族全面征服，中华帝国进入膝部时代。“膝部”相当于马斯洛列第二即次低级的“安全需求”和罗斯福列第四即最低级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属于自由人，作为奴隶，膝部越是被充分使用就越是恐惧，而无法免除恐惧。但除了“哀其不幸”，我无法做到“怒其不争”，而只能“恕其不争”，因为先秦以后的儒家冬烘“头脑”从未论证过“膝部”有权抗争。明代以后的中国人充分发挥了膝部易弯的功能。首先是汉人在本族帝王面前五体投地，继而汉人在满人面前五体投地，再后是满汉全体向洋人五体投地——颇具象征意味的是，英国公使马嘎尔尼不肯向清帝下跪，而此后中国人蔑视洋人的一个理由是洋人膝部不会弯。到了中华帝国五千年史的最后阶段即二十世纪，中国人终于先后在满人、洋人面前站起来了，然而不幸的是又在新权威面前跪到了历史最低点。呜呼我的同胞，我真要放声一哭！既然“男儿膝下有黄金”，不能向妇女下跪（又一个惨痛的对照：洋人在妇女面前却愿意单腿下跪），为什么可以轻易向另一个同样生于天地间的须眉男儿下跪？“安全需求”固然是基本需求，但如果把安全需求视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头脑和胸膛）加以满足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就叫做奴性。所谓贱骨头，指的就是膝下那块骨头吧。这一时期的民族造型，连找一件有人之名、无人之实的象征器物都不可得，只好找一件既无人之实也无人之名但与中国人有关的物件代替：三寸金莲。
三
综上所述，在我的“五身段说”或“五阶段说”同时也是五大需求说或五大自由说中，我认为当代中国人首先应该得到满足的是“头脑”即“求知需求”、“审美需求”和“思想言论的自由”，其次应该得到满足的是“胸膛”即“尊重需求”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对中国市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最为迫切，对非知识分子尤其是农民来说并非不需要而是并非最迫切。再次是满足“腹部”和“胯部”即“生理需求”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对占人口最大比例的广大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来说最为迫切。但民族根性中缺乏超越性精神追求的中国人非常容易无止境地沉溺在食色大欲之中，让生理需求“单极独大”并使基本需求的良性循环发生恶性停滞。勇于自省的国人应该走出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困境。当生理需求在较低层次上得到满足后，必须进而追求其他更高级的基本需求和基本自由；在同一层次上满足基本需求的一个循环前，不能像停摆的自鸣钟一样指针永远向下，因为沉溺于低级需求而不追求高级需求的人叫做“低级趣味”，而更注重高级需求的人即便同样满足低级需求，却不叫做“低级趣味”。一架运转良好的自鸣钟，其指针必然有一半时间是位于腰部以上的。只有这样，中国人的身心才能和谐发展，即主旋律所谓的“两个文明一起抓”——但当然不是按照老调子那么唱，作为名副其实的自鸣钟，其旋律当然应该是自出机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