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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一起抓”——但当然不是按照老调子那么唱，作为名副其实的自鸣钟，其旋律当然应该是自出机杼的。
另外，如前文所述，《告别五千年》与罗斯福相同的是从高到低排序，如按马斯洛的方法从低到高排序，则是：一、膝部；二、胯部；三、腹部；四、胸膛；五、头脑。
我认为人有五大基本欲望：生存欲第一（膝部）；情爱欲第二（胯部）；美食欲第三（腹部）；权力欲第四（胸膛）；求知欲第五（头脑）。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中国人应该首先提倡政治的平等和自由（膝部），其次提倡男女的平等和自由（胯部），再次提倡生存的平等和自由（腹部），再次提倡权力的平等和自由（胸膛），再次提倡思想言论的平等和自由（头脑）。支持我这一排序的是佛学。佛教戒律正是从下盘开始戒起的。自下而上，首戒种姓歧视（膝部），故主张众生平等；次戒女色（胯部），故主张出家；再戒杀生（腹部），故主张茹素——前两项合为戒“贪”；再戒“嗔”，即戒生气（胸膛），故主张慈悲；最后戒“痴”（头脑），故主张破除智、愚两方面的我执。修行至此，即成正果。佛戒大要为：去贪、嗔、痴三毒，得戒、定、慧三宝。但我只是吸收佛学精华乃至把佛学加以哲学化，并不主张宗教式的绝对戒女色、戒杀生，而易之以更合乎人性的现代阐释。
但以上排序的主要依据是民族性和时代性。如果撇开民族性和时代性，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或者说当中华帝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转型，那么我认为人的五大基本需求即为我的“五蠹”说：名、利、食、色、权。我曾说过：“此五者，适度是养生之‘五福’，过度为伐性之‘五蠹’。”原先的排列“名、利、食、色、权”，没有考虑先后顺序，而只依汉语习惯考虑顺口，若依“五身段说”即“五阶段说”，则应依次排列为：食（腹部）、色（胯部）、利（膝部）、权（胸膛）、名（头脑）。不难发现，这一排序以腰线为轴心或坐标原点（0），先从腰线向下，依次满足三项较低级的基本需求：食（生存欲；－1）、色（情爱欲，－2）、利（安全欲，－3）；再从腰线向上，依次满足两项较高级的基本需要：权（权力欲，＋1）、名（求知欲，＋2）。这就是我眼中的中国人向“自由人”这一最高目标的努力方向。
我对《告别五千年》的补充就是这些——现在我可以放心出门，并且死而无憾了。
叛徒、告密者及其他
？ 雷池月
在奉行一元化价值标准的社会里，叛徒是一个最令人憎恶的字眼——比敌人更可恨！所谓“曾经是敌人，将来可以成为朋友；曾经是朋友，一旦变成敌人，决不可能再成为朋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从一个营垒、一支队伍、一种信仰中分化出去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都会给昔日的团体和同志带来比敌人更大的危险，所以对于叛徒，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予以惩处。而主动或被动分化出去的叛徒，因为深知退路已绝，大多也会选择一种决无反顾的“铁杆”态度。于是，两者之间形成最尖锐的对立关系。
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专横和残忍众所周知，而它所处置的绝大多数便是神职人员或教民中的异端分子。所谓异端，也就是叛徒。最典型的是西班牙，当摩尔人的势力退到直布罗陀海峡以南后，原来天主教地区的诸侯们为了惩罚那些叛教的天主教徒（主要是出身犹太人或穆斯林者以及光照派信徒），委任托尔克马达任宗教总裁判官，这个托尔克马达，任职期内火刑处死异端叛教者两千余人，对叛徒可谓毫不心慈手软。而他本人却是犹太人出身，为了恪尽职守，他曾将十七万不肯悔改（改宗受洗）的犹太人驱逐出境。对犹太人而言，他大约也要算是最大的叛徒。
从本质上说，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接受多元的价值观念，所以对待异端（叛教者）的宽容只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逐步实现中才成为可能。宗教裁判所到了十九世纪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明令废除是在1908年），各主要宗教终于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因为政教既已分离，它们都必须遵守世俗的法律，而每一部宪法都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
我们的宪法当然也明载着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不过在向有神论者提供自由的同时，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无疑也是受到保护的。多年以来，我们的教科书里遵循的便是一元价值观。因此，我们从小也养成了一种对叛徒深恶痛绝的观念，大到张国焘，小到甫志高，都是最卑贱、最可耻、最可憎的人渣。而叛徒的凶狠恶毒也确实令人发指，如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十群、皖南事变后枪杀项英的刘厚总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神州上下，“咸与维新”，各种思潮纷纷涌入，视野一宽，一元价值观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似乎很自然地，叛徒的嘴脸比原先有了很大改善。“此亦—是非，彼亦—是非”嘛，对利益群体、宗教信仰、政治路线的重新选择，各有其主观或客观上的原因，弃暗投明，固然是好，理应赞扬；弃明投暗者，则或不得已，或昏了头，或另有图谋，总之也不宜深责，况乎孰明孰暗，一时之间，本难定论。而且，从人权的观点出发，就其个人而言，重新选择乃是天赋之权利，只要不涉及伤害他人的具体罪行，别人无权追究。于是，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思想的进步与开明，或者出于单纯追赶时髦，便翻箱倒柜，搜索枯肠，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叛徒行状重新诠释。可惜，中国人接受新事物虽快（模仿往往惟妙惟肖），但骨子里的一元价值观却难得改变，遇人遇事， 说来说去，归根结蒂总还是要分出个忠奸善恶、黑白是非。比如，要清除一元价值观的片面影响，还叛徒的本来面貌，结果却大抵变成一幕幕的平反闹剧，因为习惯的思维方式是：既然不是坏人，那就得证明是好人，否则还叫什么平反？如此这般，歪曲和粉饰历史的许多笑话便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冒出地面。不独对死去的亲属、故旧或毫无关系者肆意美化，某些活着的，往往胆子更大，回忆录或访谈节目里，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这些东西，在今天，因为有知情者在，只能是一堆笑料，然则数十年后，焉知它不能堂而皇之地走进史学的殿堂？令人真假莫辨。比如一个周作人，在文学史上又何尝是什么大不了的重要人物，他的业绩和劣迹让历史按原貌保存下来不就足够了吗？何须花那么大的功夫考证来、分析去？恨不得要把他的叛国说成是勇入地狱、解救众生的英雄行为？其实，某些人想证明的并不是周作人，而是他们自己，证明他们的手眼不凡，翻案文章做得震古烁今；证明他们的喜膻逐臭、嗜痂成癖是思想超前、胸襟博大；或者还证明他们自己德行有亏的往事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便是环境使然人所难免。周作人只是一个相对突出的例子，等到秦桧、严嵩都重新做出结论以后，古人似乎便没多少文章可写了。比较起来，现代晚期或当代人的翻案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则因为这些人或与他们有关的人还在，二则因为读者群众对他们的故事较为熟悉，或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感知。于是有人要说，有人愿意听，供需双方的一致性决定了它广阔的市场前景。
因为没有大型的国家民族、政党集团、利益群体之间的正面冲突，当代人对叛徒的概念定位往往难以落实。不过，在大一统集权的社会条件下，另一类和叛徒词义近似但又差别甚大的社会角色却人丁兴旺，这就是告密者（港、台片中把职业的告密者称为“线人”）。说告密者和叛徒是近义词，依据的是他们表面相近似的行为方式——因为要保证情报的充足来源和上乘质量，告密者总要设法先靠拢或打入被告发者的一伙，取得信任，然后再反戈一击。说告密者和叛徒差别甚大，依据是他们不同的行为前提——相当一部分叛徒背叛的是权力或主流体制，常常牺牲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是非功过要留待历史评说；而告密者却完全以投靠和依附权力并损害他人来换取自身的利益，功过姑且不说，在道德价值的判断上是一目了然的。正因为如此，尽管可以说，选择背叛是一种权利，但不能说选择告密也是一种权利，无论处在什么外部条件下，告密者都必须为他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告密是一项历史甚为久远的职业，它的产生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同时或稍后，可以说是统治权力的共生物。人类社会有一些很难克服和纠正的缺陷，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便是其中一种（尽管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形形色色的民主制度的鼓吹者总是倾情于一种多数人对少数的统治，但实际上却全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少数人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不能不时时防范被统治者打破现存秩序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统治，为了洞察被统治者这方面的动态，就必须依靠告密者的合作。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统治形态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不断完善，国家机器的分工日益精细，公务人员数量不断膨胀，不消说，对告密者的质量和数量的要求也渐次提高。例如，伦敦的苏格兰场，数百年来（直至上个世纪）对于告密者据说还规定了大致的数额，并建立了相应的考核制度。告密者（informer）这个词原来并没有贬义，因为它是为政治权力服务的，而且服务的成效人所共睹，又无可替代。政治权力在行使镇压功能时，除了针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外，常常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其他各种反社会行为，而许多反社会的罪行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要有效地遏制和铲除他们，就不能不依靠告密者提供准确的情报。既然如此，历史上的无数告密者们，应该说都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所以，在美国和意大利，对摧毁黑帮势力起了重要作用的某些告密者，都受到严密的保护和丰厚的奖赏。
告密者的名声坏在政治斗争波诡云谲的反复无常中。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容忍反对势力的孳生和坐大，在对反对派的扼杀、遏制、镇压和扑灭过程中，自然会借重告密者提供的帮助。这些帮助大都是卓有成效的，因此，处在被动位置上的政治势力（集团）对往往带来致命危险的告密者十分痛恨，通过他们带鼓动性的宣传，告密者 （特别是其中声名显赫者）便自然成为永远不能超生的千古罪人，像童话中浑身粘汁、腥臭无比的癞蛤蟆一样，令人憎恨和嫌恶。政治反对派可不像黑帮盗匪，后者是注定要忍受黑暗而无法见天日的，而前者却往往可能在一夜之间峰回路转，取代了先前的统治者。新的统治者不会放过那些先前危及自己生存的告密者，清算和惩罚难以避免，虽然紧随着又需要组建起自己的告密者队伍。在历史长河中，权力的转换周期或有长短，但其翻烙饼一般的规律却是永远如一的，于是，告密者最终成为一个在道义上备受谴责的贬义词。
随着近代民主潮流的大势所趋，政治话题和行为逐渐失去隐蔽性而走向公开化，告密者在这块传统领地里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有了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和相对公正的选举制度，告密者还能有什么作为？只能沦为十足的“线人”，与那些鼠窃狗偷或杀人越货之辈厮混，为执法部门搜集罪证。这当然是有益于社会安定的，加之港台影视中对“线人”悲惨命运的描述，于是“线人”渐渐成为许多人同情甚至钦佩的对象，不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的“癞蛤蟆”一类人物了。
但是该怎样看待旧权力体制下的那些政治告密者呢？这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所经历过的某个历史阶段，孳生了为数众多的自觉的告密者。这种自觉性的重要标志是，他们并不像“线人”一样是出于把告密当做谋生的手段，他们要“告密”，或者是为了打击敌人以维护信仰（为数极少，且不纯粹），或者是为了划清界线博取信任（为数甚多，且直白而卑鄙），或者是为了落井下石以图自保（为数最多，但被动程度较大）。现在也许是受人道主义影响太深的缘故，出现了一些为历史上的“告密者”开脱的舆论，这些舆论有不同的视角和论据，有些观点也言之成理，但在根本结论上而言，对告密者所持的谅解态度却大体是令人失望的，特别是使那些身受“告密者”之害的人极为不满。为什么在价值取向往往相同的人们身上，对这个问题会产生极为对立的分歧？我想大约思考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