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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斗的家伙，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好斗。对此，我有两个相反的观察成果，可供互验。其一，我有些朋友，我以为他们非常喜欢用话语“拿住对方”，让别人下不了台，但当我指出这一点时，他们无一承认，而且无一不认为我是在对他们进行诽谤。其二，不幸的是，就说本人，虽然历来自以为待人接物非常本分谦和，但偏偏我不少朋友都不这么看，他们也多认为我特别好斗。为此，我只能被迫提供如下浅见：好斗者之不以为自己好斗，正好像蟋蟀绝不认为自己好斗。
两个好斗的人，很容易成为朋友，而且是那种特殊的朋友，其关系有点像某些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的夫妻，谁都视对方为仇敌，又谁都离不开对方。人性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对此有过这样一段话：“有些友谊是颇为奇特的：两个朋友都恨不得把对方吃掉，两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可是又无法分开。甚至根本就不能分开：一旦果真闹翻，那个挑起争端并跟对方断绝往来的朋友，将首先抑郁成疾，甚至会一命呜呼。”我以为文学作品中最堪为陀氏此论充当注脚的，非托马斯·曼《魔山》中的一对朋友可比：“意大利撒旦”塞特姆布里尼和耶稣会士纳夫塔。感兴趣且不怕累的读者，可以试着到那本巨著中去一探究竟。
40。好色
被人指责为“好色之徒”，估计谁都会脸上挂不住，但如果一定要某人（当然指男人）当众承认自己一点也不好色，他的脸多半会拉得更长。这种场合，舌辩之士往往会在双关语上抖露机锋，将自己的好色加以引申、挪转、偏航、升华，非得远兜远转到美学的高度，方肯打住。这道理在女人那里也很现成，比如，没有女人愿意被称为婊子，即使她正在所谓娱乐行业讨生活，但如果让她因此付出不解风情的代价，独占冰雪情操之美，她又未必高兴，说不定脸蛋还会变红——当然不是玫瑰色的绯红。
所以，这里牵涉到的，实际上仍是一个关于“度”的学问。丈夫对妻子好色，男人在社交场合对漂亮女人（或希望被认为漂亮的女人）赞上几句，诚是古今绅士的必修课。女人在社交场合或在丈夫、情人面前略加——或大加——卖弄美姿美色，同样属于淑女行的端庄举止和正经学问。想想也是，当代女性衣着上的大胆泼辣早已不是新闻，“性感”或“风情”之类名词中的贬义成分也早已被今人抽干，T型舞台上的漂亮模特甚至内衣都不穿。当她们如此风情艳艳地掠过男人眼前时，男人们却一个个端出非礼毋视的表情来，女人遭受的打击，还有比这更沉重的吗？
所以，进一步说，好色甚至还不是“度”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人的自然本能。一个不好色的男人，也许可以成为君子，却不配成为男人。男人不必是君子，正如君子也不必是男人，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有趣而促狭。我怀疑，男人中只有两种是不好色的，一种是一心追随上帝的，一种是一意攫取权力的。追随上帝，当然不仅指基督教的那个上帝，也可以包括各类古怪神埃痪鹑∪Γ比灰膊坏扔诜且龀汕怨蟮粒桓鼋鼋霭屯懦晌瞥さ男≈霸保渥魑匀蝗说幕厩楦幸餐环帘蝗τ沟渍舴⒌簟Ａ嚼嗳说墓餐ㄖυ谟冢嵌疾蛔跃醯厥粲谌耸兰涞拿酝菊摺Ｒ灰庀氲弊匪嬲撸ǔＲ簿偷扔谧匀厦酝荆τ匀诵牡母矗纠匆彩强梢缘韧谇橛摹！ �
在人类社会，好色主要是男人的品质，而漂亮女人较之英俊男人，占到的便宜也总是更多。但我们发现，在自然界中，通常总是雄性动物更具美色，也更喜欢卖弄美色，雌性动物倒反而成了美色的欣赏者——未必是追求者。这里透露了两个有意味的信息：其一，好色本是生命界的常态，不分男女雄雌；其二，人类中的女性，有可能比男性进化程度更高。因为明摆着的事实是，虽然英俊男人总是更容易让女人动心，但说到以貌取人，这主要是男人针对女性的特点。漂亮女人嫁给（或挽住）相貌平平的男人，十倍多于英俊男人勾引丑陋女人。女人对幽默男士的动心，也百倍多于男人对知性女子的欣赏。
当我们说某人是好色之徒时，其实指的未必是他的性格，而只是他的体质状况。有身份的人在自家客厅里好色，并不妨碍他在外面扮演君子，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只能在大街上好色，一不小心就成了流氓。结果，一个人地位越高，便越不容易让人看出好色来，虽然本着饱暖思淫欲的行为特点，地位高者更可能具备好色的能力。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例，若非遇到一个锲而不舍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以及别的一些闪失，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实习生莱温斯基干的那些勾当，又有谁会知道呢？
在现代社会，好色作为一种性格，差不多无甚意义，我们更应该从社会的差序等级中去观察它。我相信，世界上最大的好色之徒，未必在监狱里。监狱里呆着的，只是些曾经危害治安的色狼罢了，他们的好色行径，落在那些大腕政要眼里，也许还无趣得很呐。
糊涂官司懵懂官（上）
——错读《儒林》之十六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以科举制度为选拔机制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现在已被人誉为一大发明，而且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是否如此，且让学界争鸣。我只记得唐太宗李世民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名言和《儒林外史》里科举出身的官僚们施政、审案时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古代的地方官吏所管的事情比现代要简单得多，没有外事，没有那么多的会议，无须天天发表讲话，也不用担心股市的涨落，不必操持形形色色的评比检查，为官所务无非是钱谷、刑名两桩大事。钱谷是朝廷开销、官吏俸禄之所出，政绩之所系，怠慢不得。刑名则是治民的要务，关系到社会的秩序与安定，也同样不能轻忽。但钱谷、刑名，毕竟都是实务，无论农桑、河工、贸易、漕运、司法、行政，总得明白其中窍要，懂得操作程序，才能办好。然而科举考试所训练的，却不是实务而是作文，在《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是做八股文。做八股，在思想内容上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必须与圣贤（古圣和今圣）保持完全的一致，不许说圣贤没有说过的话，即便要变，也只是换一个说法，并无实质的不同；在形式上则要求格式一致，中规中矩，不许自作聪明，变换格式。总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许创新，也无须创新。这样从小到大甚至到老，在子曰诗云、时文范本中泡大的人，一旦中举，当了官吏，他究竟有多少执政的本领是很可怀疑的。但是，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高利益出发，最高统治者或许认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惟上之命是从的庸员，比之事事都要独立思考的能臣要可靠得多。至于思想，有天般聪明、金口玉言的皇上已经足够了。因此在这种选拔机制下，虽也出现过出类拔萃之辈，但大量的却是颟顸庸碌的昏虫。
范进中举的房师是广东高要县的县令汤奉。据范进说：“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这当然是自夸的手段。因为他是取在汤奉手里，汤奉的法眼看中了他，他自然就是俊才了。今天当学生的把自己的老师捧成泰山北斗，沿袭的依旧是老例。这种吹捧当不得真。但汤奉既然中了举，而且当上了广东高要县令，八股总是曾经做过的。他会不会做官呢？看样子不怎么在行。
比如，朝廷禁宰耕牛，那意思无非是要保护农业生产力。但禁宰耕牛未必连菜牛也不许宰，可汤奉的坚决贯彻竟弄到连衙门里也没得肉吃。当然，他是官，有钱，可以吃燕窝、虾圆儿，可老百姓呢？
高要是个回民聚居的地方，牛羊肉是主要的菜肴，回民们派代表送来五十斤牛肉，无非是宰了牛怕追究，送些来塞官府的嘴，来个“瞒上不瞒下”。但汤奉却听了张师陆那个光棍的主意，为了表示对皇上旨意的坚决贯彻，把回民代表重责三十大板，枷号示众，还把那送来的牛肉堆在沉重的长枷上面，枷了三天，枉害死了那老师傅一条性命，直闹到民众包围了县衙。但凡当官的，都应该知道，对于民意民怨民愤，必须谨慎应对，尤其涉及民族问题，更要有临深履薄的态度，万不可随意胡行，稍有不慎，就易酿成民变。但汤奉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足见糊涂。当然，民众也糊涂。中国的民众往往相信所谓民意的作用，以为民意所在可以左右官府，因此请愿之类代不乏人。但官僚体制是要维持体面的。官府的逻辑是，若因骚乱摘去县令乌纱，岂不长了“刁民”的志气，今后这政体如何维持？所以事情越是闹得不可开交，从官僚体制的总体利益出发就越是要维护官吏们的权威 ，哪怕他是个混账透顶的瘟官，也要保他下来，至少是暂时保他下来。高要民变后，按察司对汤奉说的话泄漏了天机：“论起来，这件事你汤老爷也忒孟浪了些。不过枷责就罢了，何必将牛肉堆在枷上？这个成何刑法？但此刁风也不可长，我这里少不得拿几个为头的来尽法处置。你且回衙门去办事，凡事须要斟酌些，不可任性。”闹事的发落了，汤奉的官也就这样保住了。
靠八股选出来的瘟官，政事没有主意，贪墨之事却几乎个个在行。因为当初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这书中的“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如果弄不到钱，当官也就没有意思了。蘧公孙的令岳鲁编修说得坦白：“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弄钱，也要手段。圣贤书读得昏头昏脑的人，就连弄钱的手段也要差一些的。比如高要，据严贡生说：“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羡、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这所谓万金、八千金，是指当官的能弄到的好处，就像今天有的贪官可以贪到数千万，有的则不过弄个数十万罢了。同“实有万金”的前任比起来，汤奉弄钱的本事也是要差上一截儿的。
同样是做八股出身的，有的人不以文章为务，有一些办事的手段，因而被称为“能员”或“干员”。荀玫同榜的进士王惠，中得进士时，已经须发皓然，但也许就因为历练得久，显得十分干练。他一中进士便借同乡、同年大拉关系——“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将来同寅协恭，多少事业都要同做。”他替荀玫安排住房，替他料理母丧，处处透着精明，全没有一丝书卷气。因此很快就名声鹊起，保举当了南昌知府。但这样的干员，真正能干之处，也还是在弄钱。他在上任伊始，同前任交接时便大捞了一笔。
官员的交接，就如今天的离任审计，是一道关口。因为中饱私囊、贿赂上司、联络同僚，大抵都要动用官帑。官员在任时，没有人举报，没有人检查，亏空不易发现。待到换任时一审计，漏洞就要显现出来。如果调任时是升迁，而且有很硬的靠山，或者一经查处就会牵动甚大，后任官员为了讨好，为了未来的利益，为了不树敌过多，往往马马虎虎，一总兜了下来，以赢得升了官的前任和左右同僚的好感，将来总有借助之处。如果前任是退休或遭贬，后任就不愿背此包袱，老实不客气，来个仔细审计，弄不好还参上一本，以示自己办事的认真和清廉。这种时候，前任官员最为稳妥的办法就是以赔补国库损耗为名，送给后任一笔钱财——这也是官僚阶层中财产再分配的一个渠道——有钱大家赚，才能摆平。否则，一桩官场贪赃的丑闻就不免闹得沸沸扬扬。
王惠是聪明人，他用不着开口说话，只在前任蘧太守的公子面前对交接一事作出为难的样子，蘧公子便心知肚明，马上说：“老先生不必过费清心。家君在此数年，布衣蔬食，不过仍旧是儒生行径，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两千余金，如此地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缺少不敷处，悉将此项送与老先生任意填补。家君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宦囊清苦，决不有累。”王惠听他说得大方爽快，自然满心欢喜。蘧公子不愧是老谋深算的蘧太守的儿子，对王惠的来历、心理，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他一直没有放过外任，口胃不小，所以一上来马上“入港”答应送上两千金，让他“任意”使用。而蘧太守当然也决不止这一点“俸余”。这种前任给后任送钱的事，在那时是很普遍的事。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