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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水中之惨景，吾人既身受之，即永不能忘。……换言之，即重庆市民决不因空袭而动摇其坚强不拔之抗战意志是也。敌在重庆所作之暴行，惟有无限增强吾人敌忾同仇之心，此殆为敌机滥炸惟一之收获。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难之中，然吾人须以热情鲜血及忠诚之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更改。敌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光荣之基础，重建未来之光荣。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继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向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直到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在战史上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保持着逻辑继承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的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重庆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结构和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迭被磨难，历经轰炸，屡遭危迫而固若金汤、巍然耸峙，可谓自然浑成，天佑中华。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弘一法师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领略过巴山渝水的雄浑浩淼，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大师辈出。郭沫若、老舍、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夏衍、柳亚子、孙伏园、阳翰生、张恨水、骆宾基、萧军、萧红、安娥、孙师毅、曹靖华、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无忌、陈纪滢、赵清阁、陶百川、潘公展、肖同兹、邵力子、胡小石、卢翼野、陈望道、楼光来、张士一、臧克家、艾青、邹荻帆、史东山、郑君里、于伶、陈鲤庭、陈白尘、洪深、金山、赵丹、项堃、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魏鹤龄、宋之的、司徒慧敏、吴祖光、黄宗江、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旃、王临乙、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陈之佛、吕凤子、丰子恺、林凤眠、吴作人、刘开渠、黄君璧、雷震、吴景洲、宗其香、特伟、丁聪、尹瘦石、庄子蔓、贺绿汀、郑志声、蔡绍序、马思聪、熊十力、梁漱溟、方东美、宗伯华、汤用彤、张君劢、陈寅恪、唐君毅、冯友兰、贺麟、杜国庠、侯外庐、朱光潜、孙本文、言心哲、许德珩、柳诒徵、胡适、顾颉刚、朱希祖、翦伯赞、吕振羽、黎东方、邓初民、徐中舒、周谷城、蒙文通、商承祚、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张知本、马洗繁、沈钧儒、史良、张友渔、马星野、顾执中、吴南轩、潘菽、程沧波、王芸生、陈铭德、欧阳竟无、太虚法师、邓子琴、何鲁、孙远光、郭坚白、柯召、郑行芬、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张文裕、任之恭、周钧时、吴子方、任鸿隽、侯德榜、张洪元、付鹰、林一民、冯简、陈章、 胡庶华、罗冠英、顾毓秀、茅以升、胡焕庸、张其昀、沙学浚、竺可桢、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卢于道、梁思成、刘敦桢、谭垣、杨廷宝、梁希、金喜宝、李演泰、蔡翘、谢锡臻……成千上万名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名流及其子弟门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复兴，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伟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
从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支持国家抗战粮食八千四百四十三万零七百四十八石，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量三分之一，生产了数以万担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并出口美、苏、英等国，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重庆数十家大型兵工厂共生产自制步枪三百多万支，各种火炮八万多门，各式枪弹八亿五千万发，炸药包三百七十多万个，各式掷弹筒七万多具，军用皮具十一万张，以及各类军用器材七十五万吨。
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等地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枣宜、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余次会战，一千多场战役和近三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实难论定。
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八年期间，美、英、苏、法等三十多个盟国驻节重庆，四十多个国家在此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立了各种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组织。国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团与盟国、盟军和各国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关系，中国战时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1938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飞赴重庆，与国共两党人士会谈。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第一次开始携手合作。
1940年10月，美国退役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在黄山与蒋介石议定组建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即“飞虎队”。
1941年12月，中、美、英在黄山举行东亚军事会议，商拟三国军事联合计划，组建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并派出居里、华莱士、史迪威等高级军政要人赴渝考察、任职。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与重庆分别签订“新约”，有关国家皆与之仿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到此基本废除。
1943年11月，蒋介石飞赴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认定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
1944年4月，重庆工商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通商会议，这是中国工商界首次以平等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1945年2月；宋美龄应邀访美；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取得巨大成功。
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五十一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同时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组建和任命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机构和人员。10月25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代表重庆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由于周恩来在重庆的卓越外交活动，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二十一人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7月22日，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热情接待。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的承认，中共与美国“一定程度外交关系”的建立，对于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包括1972年中美建交），具有深远的意义。
顺便提一句，八年期间重庆朝野各界给予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韩友谊的历史性基础。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政府“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而八年抗战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诸于斯城的历史烙印，如浴火重生的涅槃凤凰，已演化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悲壮风云，永远映照着山色南来，江水东流。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
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