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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民主启蒙的时代氛围下，二十年代还产生了留法博士张竞生掀起的一场性启蒙运动。他痛感封建礼教下婚姻制度的不自由和性禁锢，高举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回归自然”的旗帜，首倡婚姻自由和性解放，认为“全裸体是极道德的”，主张以“试婚制”、“情人制”代替“婚姻制”，公开从事性调查，出版《性史》，普及性知识，进行性启蒙，并身体力行其性学观念，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尽管他的性调查有很多不够科学的地方，他的性启蒙也未能持续下去，但他的性启蒙毕竟给当时中国的封建禁欲主义当头一棒，作为中国第一代性学家，他的性调查也为世纪末当代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积累了教训。
这里说一说毛泽东。毛泽东一生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两个时代。从他的思想在全国的影响来看，应当把他列在当代更为合适。然他在建国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实际上建国前就形成了，因而将他列入现代叙述更为合适。但在现代，毛泽东的思想前后又有一个转折。在1920年以前，毛泽东是以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面目登上五四历史舞台的（这时期的代表作有1914～1915年的《讲堂录》、1917～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判》、1919年的《体育研究》）。从1920年冬到1921年初，可视为他思想的转变时期。毛泽东的人学思想前后变化很大。前期毛泽东曾从“食欲性欲”和“意志良心”及“爱劳好动”等方面探讨过共同人性和养生之道，后期毛泽东则否定共同人性，认为人性是按阶级划分的，不同阶级的人人性是不同的；前期毛泽东在心、物关系上崇尚、夸大心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唯心论，他创办新民学会正是为了“改良人心”，后期毛泽东则由唯心论转向了唯物论，力倡物质对精神、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前期毛泽东极力推崇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后期毛泽东则高扬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前期毛泽东主张“造反有理”的“无政府主义”，后期毛泽东则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只有一点，毛泽东前后没有变，即他早期好动乐斗，后期也一直如此，只不过用“阶级斗争”学说把早期好动乐斗的性格理论化了。在看似不同的前后变化中，前期的人学追求又变相地在后期保存着，如后期所说的“精神变物质”、“灵魂深处闹革命”，以及连续不断的整风运动、思想改造、文化革命，就是前期夸大心力作用的唯心论的变种；后期毛泽东逐渐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之上，用“专政”压制“民主”，用“革命”压制“自由”。由此可见，尽管后期的毛泽东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思想成分并不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
八、 当代人学：失落与复归
中国当代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此前可称为毛泽东时代，此后可称为邓小平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按照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国构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应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此他批评过希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左倾冒进主义”。但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却批评了刘少奇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并急速展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性质改变了，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也跟着改变。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中，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中，人的思想自由成了严重问题，几乎丧失殆尽，出现了批“胡风反党集团”、批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庐山事变、“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的思想政治运动和“大跃进”、大饥荒等荒诞事件。在中国人学史上，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人性、人权（生存的权利和思想的权利）严重失落的时代。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建国以后一连串践踏人性、违背民心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把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挽救国家就必须顺应民心，要顺应民心就必须停止“阶级斗争”，要停止“阶级斗争”就必须废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废除“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必须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是非得失。民心难违，救国要紧。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见识，策划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基本否定了“反右运动”，客观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果断提出了停止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民富国强的时代。邓小平的人学思想，从其讲话和实践中可概括出如下几点：一是人性平等、人权平等，这从他给“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摘帽的实践及“共产主义也承认个人利益”的讲话中可以见出。此后，“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子女再不必背上沉重的枷锁，他们有了与工农子女一样的上学、参军、入团、入党的机会；工农子女再也不可凭出身享有特权，他们必须凭努力才能挣得社会地位；共产党员再也不必讳言个人利益，他们也可通过勤劳致富，成为百万富翁。二是富民思想及义利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利”与“义”不是对立的，检验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三是解放思想，民主自由。马克思、毛泽东不是神，也会犯错误。要破除对马克思、毛泽东的迷信，用实事求是和发展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自己。应该用民主法制防止专制独裁，给人民起码的思想自由。于是，人们有了思想的权利，再也不会因议论现实、臧否政治而身陷囹圄。此外，邓小平时代还表现出对人的基本的性权利的尊重和宽容。
邓小平的思想，好像一夜春风，吹开了新时期中国人学园地千树万树的春花，中国人学史迎来了第三次启蒙思潮。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要用温馨的人道主义代替血腥的阶级斗争，用平等的共同人性代替不平等的阶级人性，用生物属性与非生物属性相统一的人性论代替否定、践踏人的最起码的生物属性的人性论，消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对人、人性、人的起码的生存权利和思想权利的异化。其思想代表当推李泽厚和刘再复。这两人都强调人性是感性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