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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扩展
让一玛丽·古利姆特在他的《语词、革命和历史》（1975）中曾经指出，在17世纪最后的10年中，法国人在谈到1688年的英国革命时，相当广泛地使用“revolution”这个词和这个概念，当然，他们谈及这场革命时并不是把它当作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当作新教徒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君主制的一种威胁。古利姆特特别探讨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文学作品（悲剧和浪漫作品）中的革命思想以及史学著作中的革命思想。他所发现的丰富的事例表明，“revolution”这个词和这个概念正在民间逐步流行起来，这些例子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在这些年间接受了数学和科学中发生过革命这一看法。遗憾的是，这部杰出的著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作者有关17世纪的革命观念的主题，但由于受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种政治事件强有力的和公认的影响，它却没有坚定不移和始终清晰地区分17世纪的观点和作者本人的解释。在涉及到“revolution”这个词的实际出现时，尤其是这样，（正如20世纪的思想家们所看到的那样）作者的观点不同于他所分析的那些著作中的某种关于revolution的观念。即使在所举出的例子中，也并非总是要进行真正切实的尝试，以便揭示出“revolution”实际出现时究竟是指一种循环现象，还是指某一件独特的具有相当意义的事件。
然而，那些说明“革命”确实发生的例子的数目，为这个含有剧烈变革意思的词和概念的逐渐流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费奈隆的《特雷马克的奇遇》（1699年4月出版）就是一例；在1719年以及后来出版的注释本中，该书“涉及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其中包括查理一世的死，查理二世的复辟，克伦威尔的独裁，以及詹姆斯二世的倒台等”（参见古利姆特1975）。费来隆在好几章中讨论了“造反”和“造反的原因”（尤其是“政府中的那些达官显贵们的野心和不满”）。有三场“虚构的革命”，每一场都是在其王子已成了暴君的君主政体中发生的；在其中的两场革命中，暴君被杀死了，在另一场革命中，暴君被流放了。正如古利姆特注意到的那样，其中有两场革命中出现了暴动（“revolte”），人民揭竿而起，以便获取他们的自由，但他们未能摆脱君主制、建立共和制。他们根据继承的合法性思想或有倾向的投票，选择了新的国王；所以有人说，这种“革命根本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秩序，甚至没有对现行的君主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恢复了一种专治政治已经致使其堕落的旧的政治秩序。”费奈隆说，“只有突然出现的暴力革命才能使这个行将倒台的政权回到其合乎自然的正常轨道上”（引自古利姆特1975）。1697年，在一部题为《绅士考特尼——英国伊丽莎白初恋密史》的小说中，勒·诺布耳描述了英王詹姆斯二世的一位拥护者对英国革命的看法，他写道：“英格兰是一个没有间歇的、革命的大剧场，转瞬之间一片宁静就会变成最猛烈的狂风暴雨，而狂风暴雨又会立即变为一片宁静。”17世纪末许多法国小说中都充满了革命的精神，这些小说竟然是些“（涉及历史和风流韵事的著作）”。勒·诺布耳在《阿布拉·缪勒——马赫麦特五世退位的历史》中讲了一个故事，叙述了“1687年11月奥特曼帝国发生的革命，苏丹马赫麦特被废黜，他的兄弟索里曼被推上了王位。”
原为天文学概念的“revolution”转而被用在了有关政治事物甚至生活状况的领域之中，这种新的用法，在17世纪弗朗索瓦·波米编著的一部法语…拉丁语词典中得到了说明。他的《皇家词典》（3rd ed，1691）有两个各自独立的关于“revolution”的词条，第一个词条的含义是技术意义上的，指传统的循环运动和天体的运行：“tour，coursdes Astres 。天体的运行、公转、旋转、运动周期（AstrorumCircurmactus ，circuitus，circuitio，conversio）”。关于“revolution”的第二个词条专用于政治变革方面，指一般性变化；甚至还被用来指时间的推移和命运的变迁：“changement d’etat．国事的变化、变革、变动。世态炎凉，命途多舛（Pubicae rei mutatio，conversio，mutatio．Temporum varietas，fortunaeque vicissitudo）”。
在约翰·欧文顿的《苏格拉特之行1689》（1696）一书中，可以看到revolution这个词新的含义的扩展。在书的四个附录中，第一个是“戈尔康达王国近年来革命的历史。”所讨论的革命看来已经使政府发生了变化，一个傀儡国王从他的政府那里夺回了权力，没有诉诸武力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君主。在引言中，欧文顿描述了他从格雷夫森德启航的过程，那是“1689年4月11日，威廉国王陛下和玛丽女王陛下加冕的纪念日。”他说，船被派往东印度群岛，“船作为信使去传播这场非凡的革命的喜讯：通过这场革命，二位尊贵的陛下荣登宝座，全国上下普天同庆。”欧文顿谈到“查…埃格伯反对他父亲的造反”时（new ed，1929，pp．1O8－109），也使用了“revolution”这个词，以暗示一种复辟。他“日复一日地盼望着出现一场如意的革命，”欧文顿说，“那时他就有可能重返印度，他所希望的是父亲的去世会把他召回故里。”
在革命的新时代，早期的一部关于英国革命的著作很有新的现实意义。安东尼·阿沙姆的《政府的混乱和革命》（1649；参见扎戈林1954，Ch．5）是在其1648年出版的著作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他是在一般意义上而非特殊意义上使用“混乱和革命”这个词组的，在光荣革命之后他的这部著作之所以看起来很重要，是因为他从政治上对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君主制政权进行了探讨。
再介绍一F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对“revolution”的用法，我们的讨论大概可以就此为止了。霍布斯完全熟悉“revolution”这个词传统上的科学含义，他在关于几何学和自然哲学的著作中，也就是在这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在著述中曾谈到过“逆运转”，“本轮”，以及意指完整循环运动的公转。在其对“英格兰内战的研究”或Behemoth（pt．4，conl．）中，霍布斯把这个科学术语转用到政治方面，他（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写道：“这场革命”就是“最高权力在循环运动，循环是在一父一子两个篡权者之间进行的，从已故的国王开始，到他的儿子为止。”
不过，当霍布斯着手“描述一场突然的政治变革”（斯诺1962，169）时，他——像培根、柯克、格雷维尔和塞尔登一样——“使用了‘造反’、‘叛乱’、‘颠覆’等词。”洛克在《自然法则论文集》和《人类理解论》这两部著作中都使用了“revolution”这个词，用来指地球围绕太阳的周年运动（她的“每年一周的公转”），并且把太阳说成是行星“公转”的中心（斯诺1962，172；拉斯莱特1965，55）。在政治领域中，洛克曾对弗朗索瓦·贝尼埃《最近一次国家革命的历史》进行过认真而细致的研究，他仿效贝尼埃用“革命”这个术语来指已经完成的改朝换代。他的著名的《政府论（下篇）》，因其为光荣革命辩论和对以契约为基础的政府理论的介绍而享誉天下，“revolution”这个词他在书中只使用了两次（bk．2，&；amp；&；amp；223，225），每次都是用来指一种政治上的循环，通过循环，恢复某种以前的涉及宪法问题的状态，因此他提到了“人民迟迟不肯放弃他们的旧的制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我国发生的许多次革命中，在现代和过去的时代，仍然使我们保留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我们的旧的立法机关，或者经过几番毫无结果的尝试后仍然使我们重新采用这一制度”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5章 科学革命：对科学革命的首次承认
许多历史学家，其中包括罗杰·B．梅里曼（1938），H．R．特雷弗…罗伯（1959），E．霍布斯鲍姆（1954），以及J．M．古利姆特（1975）等，已经注意到了17世纪中叶在欧洲的不同地区——美国，法国，荷兰，加泰罗尼亚，葡萄牙，那不勒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几乎同时发生的起义、暴动或革命。显然，这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不稳定因素的时期，并且，看起来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革命，而不同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这一革命特定的表现形式。那时，正如特雷弗…罗琅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危机”，这对于当时思维敏捷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led3年1月25日，杰里迈亚·惠特克在众议院的一次讲道中宣称：“这些日子是令人战慄的日子，”而且，这种“战慄是世界性的：它出现在帕拉坦，波希米亚，德国，加泰罗尼亚，葡萄牙，爱尔兰，以及英国”（参见特雷弗…罗珀1959，31，62n．1）。
17世纪也是科学革命的时代。1642年英国的第一次内战，恰恰始于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这部运动学的奠基性著作发表四年之后，笛卡尔的《方法谈》和《几何学》发表五年之后。牛顿的《原理》是科学革命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著作，它出版于1687年，亦即光荣革命的前一年；事实上，这本书是奉献给詹姆斯二世和皇家学会的。与17世纪的政治革命相比，科学革命在许多方面更为彻底、更富有创新性，而且业已证明，它的影响更为深远。不过，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把科学革命与在同一世纪发生的其他革命联系起来，也不曾有人推测说：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那种革命精神也许与导致科学巨变的那种精神是同一的。
确定科学革命的深度和广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把17世纪已经初具规模的科学学科与其在中世纪末最为相近的学科作一番比较。我们来考虑一下重要的运动问题吧（因为“忽视运动就是忽视大自然”）。中世纪的学者们，按照通常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运动理解为从可能到现实的任何一种变化。因此，运动规律并不仅仅限于位移（位置的变化），它还要涉及任何一种能够作为时间的一个函数加以量化的变化，其中包括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的重量，甚或天惠的获得与丧失。在14世纪，当学者们对位移加以特别考虑时，他们就充分意识到了，运动既可能是匀加速的，也可能是非匀加速的，而且这些学者还能够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匀速运动速度的大小与加速运动速度的平均值相等的话，那么，在给定时间里，匀加速运动与同一时间内的匀速运动是完全等效的。然而，14世纪的数理哲学家以及15世纪讨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把这些数学原理应用于物理事件例如落体运动上，以便对它们加以检验。另一方面，伽利略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并未把这些原理以及其他一些原理看作是纯数学的抽象，而把它们看作是在实验中制约着实际的物理过程和事件的定律。伽利略甚至用著名的斜面实验，对自由落体定律进行了检验和确证，他在《两种新科学》中对此进行了描述。伽利略对这些定律的阐述，与其14世纪的前辈们的阐述相比，在数学方面没什么差别，不过，他的数学是在物理学语境中表述的，而且用物理实验进行了检验。斯蒂尔曼·德雷克（1978）发现，伽利略的一些难以理解的笔记，原来记的是一组当时所做的实验，这些实验使伽利略发现了这些定律。
这类例子向我们表明，通过与数学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实验来发现原理，在经验的关系域中建立起科学定律，以及通过实验检验来考察知识的有效性，这些是多么新颖和富有革命性啊。在传统上，知识是以信念和直觉、理性和天启为基础的。新科学不再把所有这些作为理解大自然的手段了，而是把经验——实验和批判性观察——作为知识的基础和对知识最终的检验。推论像学说本身一样具有革命性。这是因为，不仅新的方法把知识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了，而目，它还意味着，无论对什么人来讲，名人的话未必就是非信不可的了；人们可以用所掌握的经验对任何一种命题和理论加以检验。因此，17世纪新科学所考虑的，并非是著者或呈报者的身份。地位或学识方面的情况，而是其呈报中的正确度，是他对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