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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VOLUTION，s．f．signifie en terme de politigue un change－ment considerable anive dans Le gouvernement d'un etat
（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阴性词，以政治性的措词说，它表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的变化”）
对该词的注释包括三个句子。首先，“这个词来自拉丁文词revolvere，指滚转、移变、岁月之周而复始、回归”；其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未经历过某些革命”；第三，“维尔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两三部关于不同国家的革命的杰出的历史著作。”紧接着的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国。该辞条指出，“尽管大不列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曾经历过许多革命”，但是英国人使用这个词时特指1688年的革命。关于光荣革命的这个条目后面的署名是“D．J．”（即谢瓦利埃·德·让古）。
在这些关于政治革命的讨论之后，对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又作了三个表述。这三个表述没有专门讨论科学发展中已发生的革命（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参看下面第13章），而是专门探讨了作为几何学（革命的动力）、天文学（在天文学中，证明存在两种形式的“革命”：一种是轴向的旋转或循环，一种是轨道的革命）和地质学中的专门名词的革命。在这三个表述中，最长的是由“O”（达朗贝）所写的对天文学的描写。关于地质学的条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这一标题。这些被认为是“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给予这样一些“自然事件”的称谓：“在这样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们地球的面貌由于火、空气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发生了改变，而且现在仍然在变化着”。最后，还有一个更长的条目，要比论述政治学和科学的条目加在一起的内容长出三倍多，这个条目就是“钟表学中「所运用」的革命”。这篇论文（署名为“M．罗米利”）探讨了钟表机构中传动装置的齿轮和组合。
在地质学中使用“革命”一词具有特别意义。revolutions of theearth或earth'srevolutions这样一些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市丰的著作中。例如，在1749年出版的《地球论》的第二篇论文中，他写道（布丰1954，IO4）：
由于海水的自然运动，以及下雨、冰冻、流水、风、地心之火、地震和潮水等等的作用，地球的表面曾发生过数以万计的革命、剧变、特殊的变迁和蚀变。我们不可能对此表示怀疑。
因此他认为地球表面所发生的变化是“自然革命的延续”的结果（p．105）。对“革命”一词这同一用法还见于布丰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的纪期》（Epochsof Nature）（1779）。该书开始是这样说的（1954，117）：
在公民史（Civil History）中，人们图谋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寻求自己的荣誉，并且解释古代的碑文以推定人类革命的纪元，确立人类的或公民的（civil）事变＇精神的事件」的日期，在自然史中人们运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钻研世界的档案，从地球的内部获取古代的遗迹，收集它们的碎片，并且把所有能够使我们回到自然的不同时代的物质变化的线索汇集到一系列的证据之中。
G．居维叶在1812年极其明显地运用了布丰对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比较。居维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文物研究家；他“不得不同时学习如何复原过去革命的遗物并且解释它们的意义”。布丰论述在那些极为久远的年代所发生的变化，论述完全被人们遗忘的事件以及“在人的记忆之先的革命”（p．118）。在布丰看来，革命显然是连续发生的，但是这些革命——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自然史领域——决不是循环的。
布丰对“革命”（revolutions）概念的使用后来极大地影响到德国哲学家J．G．赫尔德。赫尔德的从类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一书第1卷第3章的标题就是：“我们的地球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后才变成它今天的样子”。赫尔德被公认为人类学研究和原始文化科学研究的先驱。他运用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为了人类而存在并且表现出人所没有的缺陷的低级生命形式。但是，这些低级生命形式不一定就是向人类演化的生物的先前的状态。他的人类进化论不是人的生物学发展，而是人的文化发展。他的著作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关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人的力量、行动和爱好的一部纯粹的自然史。”人类的文化发展被看作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是人与它周围变化着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赫尔德遵循布丰的做法（见索特，1910），从由于水、火和空气的作用而产生的革命方面论述了地球的历史（1887，13：21）。他特别指出，这其中的某些革命促进了地球的形成，而且他表示希望：“我要活到看见关于最初创造了地球的最早的根本革命的理论”（1887，13：22）。他说，市丰“只是这门科学的笛卡尔”，而且，他的假设终将被驳倒，就像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人被笛卡尔的假设超越和取代一样。在谈到“关于热、空气、火的新发现以及它们对地球一物质的结构、合成和分解的各种影响”，以及电学和磁学的新的“简明的基本原理”时，赫尔德可以设想一个时间，到那时，地球的结构将会“像开普勒和牛顿解释太阳系的结构那样”获得完全而确定的解释。
赫尔德相当自然地追循布丰的做法，把“革命”看作是推动地球发展的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人类历史哲学大纲》第1卷第3章）。他断言：“今天，这种可怕的变化并不「像在地球历史之初那样」频繁了，因为地球已经停止了它的发展”，这个地球“已经老了”。但是他认为，正如里斯本大地震所表明的，这样一些革命并未完全终止（1887，13：24）。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
当18世纪进入其第三个四分之一时间的时候，出现了自光荣革命以来最著名的单一的社会政治事件。今天，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之后，美国革命——就像它的先驱光荣革命一样——看来也许并不十分激进，甚至还算不上是一次“革命的”事件。而且，还有一种保守的政治倾向将美国革命称为独立战争，或者折衷地说，是革命的战争。在它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美国革命具有一种双重形象。一方面，它是一场激进变革（主要是回到光荣革命的条件和状态以及它的《权利法令》或《权利法案》——意义上的“革命”。保守主义者可以支持一场旨在回到或者——如B·贝林喜欢说的——“循环到”（revolvemnt）一个世纪或者更早以来所有英国人都保证拥有然而却主要受到沃波尔（1734－1742任英国首相）政府侵蚀的权利。但是，某些激进分子，包括像托马斯·杰斐逊和托马斯·潘恩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革命中看到了某些全新东西的确立。这就是革命之后不久即被采纳的美国国宝之上的箴目“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的一种新秩序，或者如三十年代末重新解释时所说的——一种“新政”——的意义。
革命，而不是回归到某个比目前好的古老状态的新的内容，体现在杰斐逊《独立宣言师亮的语调中：“当处于人类的事件之中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解除把他们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束缚，在地球的力量之中设想自然法和自然之神得以确立的独立的和平等的地位，就变得必要了”。这里不是眼光落后地维护古代权利，而是关于目前状况的明确陈述。此外，杰斐逊所说的“公正和平等的地位，既不必从天启之神那里寻找根据，也毋需基督教圣经的辩护，而是“自然’域“自然之神”的昭示。杰斐逊并没有像他原来打算做的那样，继续乞求“神圣的和不可否认的”真理，而是仍然断言，在特定意义上说，某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牛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设想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建立于其上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而且，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下述激进的主张中也被立刻断言：“人类的创造者赋予”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法国革命比较早地采用了它的美国前辈使之确定的名字。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无论与光荣革命相比，还是与美国革命相比，都前进了许多。而且，正如我早就指出的，在法国革命之后，“革命”这个词本身一般说来已经失去了任何残余的循环论的意义，而保留了其纯粹天文学的意义。法国革命不仅爽快地赞同这个词的新的意义；革命中的事件也影响到以多种方式对革命进行思考。首先，大革命的极端手段和暴力导致人们对无论哪种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带来的不幸结局以及它们的正常的、有益的结果产生忧虑。第二，法国革命确立了一个典范，人们依此典范把深刻的社会变革看作是政治行动的～个附随物。第三，事实证明，这一新的革命概念的言外之意是，革命带有必然性，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转的革命是必然的一样’“
虽然法国革命是眼光向前的，而且一般说来不被看作是向一个先前状态的回归，但是，仍然存在过去岁月的许多重要成分，这在礼仪和标志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顶垂尖圆锥“自由帽”，它可以在18世纪叨年代的无数雕版印刷品上看到。这顶帽子传统上是由一位希腊奴隶获得他的解放证书时戴的，而且它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见插图8和9）。另外一个标志是一捆棍棒，古罗马的“法西斯”，在美国革命中也用了这一标志。这里是对法国革命的新的纲领与现在受到新生活（也许还有一个新的或扩展了的意义）感染和影响的远古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
已故的汉纳·阿伦特特别指出，旧的天文革命观以及回归的含义是法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她把传说中的国王路易十五与罗会福科尔…利昂古尔公爵在1789年7月14日晚上（巴土底监狱刚被攻占之后）的一次谈话作为自己的主要例证。据说，国王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次起义。”而利昂古尔则说：“不，阁下，它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利昂古尔当时在想什么，而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从任何同时代的材料中知晓他究竟有没有这样说。H．阿伦特对革命作了深入研究，而且至少我会相信她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洞察和远见。她认为，在这个传说的谈话之中，“革命”一词是“最后一次在政治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把它的意义从天上带到地上的旧的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的”（197，47人在18世纪的政治出版物中，我本人发现了对H．阿伦特思想的一个独立的更进一步的证实。作为本书的插图再版的，这个同时代的出版物展示出“法国革命的天文学体系”。而且，根据利昂古尔的说法，H．阿伦特推测：“重点从一个循环运动的合法性完全转向其必然性，这也许是第一次”。因此她提出，革命的政治形象仍然来自“星体的运动”，但是“现在所强调的是，人的力量是不能阻止”革命的运动的，而且，它已变成“一条自然规律”。人们传说的1789年7月14日的那些谈话指出了起义和革命的区别，这在18世纪是一个规模和目的的区别。起义被认为是叛乱或暴动，而革命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在现时代的条件下，利昂古尔也许会说，的确不存在反对目前的政权领导人的暴动，而只有改变政治制度的运动。换言之，他可能会设想对既定的政权形式而不是仅仅对执政的政权的威胁。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3章 18世纪的科学革命观
在18世纪初，B．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科学家，文人，伏尔泰称之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站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评估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和科学。作为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常务秘书，他总结了科学院成员的思想活动，并且写作了一部关于这个群体早年活动的历史。因此，丰特奈尔关于数学中所发生的革命的看法，对于一部关于科学革命的历史的著作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丰特奈尔在《几何学……原理》（1727）一书的序言中讨论了牛顿和莱布尼茨新发明（或发现）的微积分，以及伯努利、洛必达、瓦里尼翁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