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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Narr willdie ganze Kunst Astronomiae Umkehren”（这个愚蠢的家伙企图推翻整个天文学的）。在进行这同一个讨论的一篇拉丁文报告中，哥白尼被视为一个“企图推翻整个天文学的”人（“qui totam astro…logiam invertere vult”），这里“invertere”的意思就是“倒置’域“颠倒”和“推翻”。
因为‘revolution’是一个从法文来的（最早是从拉丁文产生）词，所以格林兄弟（Grimm brothers）著名的《德语大辞典》未曾收入（R卷出版于1893年〕，这使得学者们追溯德国著作家们从中世纪一直到最近使用几乎所有主要语词的方式。但是，在18世纪中叶，词典编纂者约翰·海因里希·策德勒并没有表现出如此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且在他的巨著《世界百科大全》（从1732年到1750年共出版了54卷）中‘die Revolution’这个条目收入第引卷（1742）。在这一条目之下共有两个定义，但未作任何引证或举例。第一个定义涉及政治的变革：革命“是说一个国家在其行政和政策方面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革”。这个定义是相当宽泛的，因此它同样可以包括进这样一个革命的概念：革命是确立某种全新的、没有前例的东西的行动。同时，它也包含这样一个思想，即一场政治革命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现象，是向某个先前状态的回复。第二个定义显然是循环论的：行星环绕太阳作轨道运行的周期。
尽管策德勒引入并介绍了‘die Revolution”这个概念，而且它作为一种德文的表达似乎已完全融合到德语中来，但是，后来的词典编纂者并没有如此简单地接受这个外来词。约翰·克里斯托弗·阿德隆（Johann christoph Adelung）在1774－1780年编纂的四卷本《高地德语方言词典》并没收入“革命”（Revolution）这个条目，虽然“革命”（Revoution）这个条目出现在1793－18O1年增订的六卷本中。在这两个版本中间，曾发生过两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法国大革命，以及加速用他们的德语同义语取代外来语词的运动。例如，法语中的‘edition’一词在这时被放弃，转而赞成将两个词根译成德文：‘Ausgabe’（版，版本，版次）。18世纪末这个民族主义的爆发可以与希特勒执政时代的做法相匹配。例如，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外来词（如‘Telephone’被勒令由它们的最相近的纯粹德文的同义词取代（如‘Telephone’就由‘Fernsprechapparat’取代）。
阿德隆对上述两个事件作出了强烈反应。他直接提到法国大革命，并且讨论了将‘Revolution’一词译成德语的尝试。阿德隆像策德勒那样，划分出了不同的革命变革的类型（革命变革被界定为“事物的过程或关系中的一种全面的变化”）：（1）自然的革命，或自然中的革命是指改变了地球面貌的伟大事件。（2）公民（社会）革命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政体或制度组织的彻底变革，这样一些变革通常都伴随着暴力，如在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过程中所表现的那样。这方面的例证有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阿德隆强烈反对“近来”用一个德文词取代‘Revolution’（革命）一词的企图。他特别指出，在所提出的替代中，“最不成功的”是‘Umwalzung’和‘Staatsumwalzung’（“颠覆”和“国家的颠覆”），因为它们只是“一个外来词的字面解释”。其他这样的词还有‘Veranderung’或‘Umanderung’（变化，改变），‘Umschattung’（改造），‘Hauptveranderung’（主要或首要的变化），以及‘Staasveranderung’（国家的变革或改变）。他断言，如果人们不得不去在德文找一个‘Revolution’（革命）的同义词的话，那么，‘Umwandlung’（改变，转变，改造）可能是被优先考虑的。
对阿德隆的回答见于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卡姆佩的两卷本词典（1801年）中。卡姆佩抨击阿德隆是一个“吹毛求疵的语言学家”，并且要求德国人用他们自己的词汇‘Umwalzung’取代外来词‘Revolution’，以作为表达政治变革的语词。卡姆佩还夸耀说，正是他本人在1792年的一篇政治著作中引入了‘Umwalzung’这个词，用以指称法国大革命。而且，他不客气地断言，在过去十年中，数以千计的德国著作家都“称赞”他在他已经引入的新的意义上使用‘Umwalzung’。一位批评家指出，‘Umwalzung’意指一种有形的和有规律的运动（如同地球围绕它的轴旋转一样），因此，用于政治变革是不适当的。尽管这里所说的政治变革有些是以一种和平的、有序的方式发生的，但是，许多其他变革并非如此——尤其是那些受选票和群众行动影响的政治变革。卡姆佩暗示，革命的唯一可允许的含义是一个周期性的事件的最初的词源学的意义，因此这个词不能表示在政治革命中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变革。此外，他还指出，‘Um－wal－zung’中的音节间的连接是比‘Re－vo－lu－tion’中音节的连续更和谐悦耳的。
卡姆佩没有讨论‘Revolution’或‘Umwalzung’可以正当地运用于任何激进的变革而不是在政治学领域运用的可能性。这是更为奇怪的，因为他引证了康德（以及赫尔德）的一些话，以说明主要的德国思想家对‘Umwalzung’的用法。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谈论过科学和哲学中的“革命”。几年前，《康德全集》的前九卷都附有一个经计算机编排的动词索引（马丁，1967－1969）。这个全集包含了康德的全部主要著作。表达革命意义的语词出现的次数如下：
die Revolution 57
der Umlauf 33
die Umdrehung 25
die Drehung 15
die Umwalzung 12
der Umschwung 10
der Umsturz 7
der Kreislauf 6
显然，康德使用‘Revolution’（革命）一词的次数几乎是他使用‘Umwalzung’一词次数的五倍，而且比使用任何其他同义语要经常得多。
康德在大量著作中都曾求助于革命概念。在他早期的科学著作——特别是那些论述天文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宇宙发展史概论》）（1900，1970年版；初版为德文版，1754）——中，对天体的沿轨道运行作了相当多的论述。在其《学院之争》（1798；参见康德《全集》，1902年版，第7卷，第59，85，87，88，93页）这篇论文中，他讨论了政治革命。在一本论述宗教的小册子（《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他两次特别提到“人的气质中的一场革命”（1793；康德，1960，41－43）。但是，除去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对科学中两次伟大革命的讨论外，康德似乎没有更多地考虑科学中的革命。
康德的同时代的人歌德多次提到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发生的革命。它们多见于书信、诗歌、散文和游记中。在为他所翻译的狄德罗的一篇论文（1798…1799）所写的序言中，歌德指出（1902，33：206…207），狄德罗已经引起了一场“艺术中的革命”。歌德认为，每一个“艺术中的革命”都会促进“对自然的全面认识”。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1811－1831）中说，在文学中也发生了革命。他本人就参加了不止一次“德国文学的革命”（同上，1902，24：52）。他在1820年说，展望中的某些发展也是“革命性的”（37：119－120）。那些断绝和放弃对过去的依附或迷恋的人总能产生一个革命性的变革”（“revolutionaren Ubergang”）。在他的一个格言中（4：221），他谈到那些认为他们可以保持克制的弱者的愚蠢的‘革命观点’（“revolutionare Gesinnungen”）。
歌德对于科学中的革命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他的引起人们广泛争论的《颜色学》（1810）以及辅助性著作《颜色学史资料》中。这是歌德展开对科学史论述的唯一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歌德称赞培根拥护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尽管曾经接受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育，但是培根却赞成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这对于歌德来说恰为一典型例证，即通过这种方式，“革命的思想”，即“革命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人的贡献，而不是在普遍的社会背景之下的缓慢的吸收，而得到发展（1947－1970，6：147）。歌德还特别指出，培根的能力和活动是“对权威的反叛”（“gegen die Antoritatanstrebende”），并且用“revolutionarer Sinn”（“革命的意识”）这个短语来描述培根的思想和影响的特点。他具有一种革命的意识和精神；这种意识和精神最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著作中（p．152）。这是歌德就在一场激进变革的意义上的科学中的革命这一主题所曾作出的最清楚的表述。
但是歌德的确赞成科学变革的循环论，虽然当他在《颜色学》中就这一主题进行讨论时并没有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革命”这个现行的词。他认为，历史就像是活的有机体，从来就不是静止的：“一切事物都不是静止的”。事物在不断进步，但它从来就不是直线的，所以，前进的运动是循环的，实际上是螺旋状的或盘旋上升的——就如同植物的生长一样。歌德对植物的螺旋状生长趋向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研究。就这种关于历史以及科学的历史发展的观点而言，歌德受到维柯的《新科学》的影响。《新科学》是启蒙运动时期表述循环论历史观的主要著作。歌德阅读了这本著作并赞成其学说（菲埃托尔1950，131）。在其笔记中，歌德详细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循环，以描述科学的成长和发展（见格罗特1972，14—18）。
在德国有关革命的著作的历史中，亚历山大·冯·洪堡的观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的著作被如此广泛地阅读。他在1845年到1862年期间撰写并出版了五卷本的《宇宙》这部空前的科学巨著。在这部巨著之中，洪堡试图运用受过教育但没有经历专门的科学训练的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对整个宇宙的物质结构进行精确的全面的描述。这部著作对所讨论的每一主要学科的科学史都作了表述。据估计，这部著作在19世纪50年代销售了八万多册。几个不同的英文译本也已出版。
洪堡把宇宙的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开始于古希腊，而最近一个时期则是以17世纪望远镜的发明为开端的一系列科学发现。他写道，假如印度人的（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为希腊人所知的话，那么，在关于宇宙的数学知识中就可能会产生一场革命（“eine Revolution”）（1845—1802，2：198）。洪堡声称，哥白尼已在天文学的世界观中引起了一场革命（‘Umwandlung’，198），并且也引发了一场“科学的革命”（‘Wissenschaftliche Revolution’，350－351）。洪堡写道，“哥白尼所引发的科学的革命难得连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以达到它发现宇宙的真正结构的目标”。当洪堡转向17世纪和望远镜发现之后的天文学，谈到伽利略和开普勒时，并没有像谈及哥白尼时那样使用“革命”这个术语。就此而言，他也许是步历史学家J．…S．巴伊的后尘。洪堡也并没有认为牛顿的成就是一场“革命”，也许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牛顿及其万有引力定律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而且只是附带地提及。这可能是歌德著作的一个影响。歌德的《颜色学》的大部分章节致力于反驳牛顿的著名的光的理论，并且用歌德本人的理论取代这种理论。歌德和洪堡是非常好的朋友。洪堡哲学的许多思想都受到歌德哲学的影响或者说与歌德的许多哲学思想相似。
洪堡探讨了“进步的速度得以迅速提高”的方式或途径，并且提出了“所有自然科学中都期待周期性的、无止境的改造和转变”这样一个思想（同上，3：24）。但是，如果说在德文版的《宇宙》中只在几个地方提及科学中的革命，那么读者在E．C．奥特（Otte）所译的英文版中可能会发现有比洪堡当初写这本书时更多的地方提到了革命。例如，奥特（1848—1865，1：48）写道：“愉快的革命”，其实，洪堡原来在这里所说的只是“die gluckliche Ausbildung”（愉快地造就、培养）。
在19世纪另一位重要思想家G．W．F．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1817），人们发现，黑格尔依照布丰、赫尔德和施勒策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