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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政治和科学的激进主义
1908年，政治革命家V．I．列宁的一部哲学著作公开出版了，它主要论述正在物理学中出现的革命的本性和影响，书名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的公开意图主要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击那些当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攻击。但对于本书的目的来说，列宁的某些论述（体现在标题为：“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一章中）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它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用来说明物理学发生革命的观念很早就已广泛传播开来了。
列宁集中讨论了镭元素问题。这一期间该问题突出地出现在许多有关文献中。使列宁和他的同代人震惊的是，当一小块镭的温度比周围环境温度高时，这种情形会明显地持续下去。而按照古典力学理论和能量守恒定律，热体定会把热量放射到温度较低的环境中去，直到达到热平衡，也就是说，直至物体和周围环境的温度相等。因此，镭的性质不但向科学家展示了一个必须被纳入科学的概念框架中去的新现象——放射性，而且这种新的物质在几个方面摧毁了经典科学的基础。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放射性现象中，元素的原子会自发地发生衰变和“嬗变”，而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元素的原子。
列宁援引来作为例子的许多学者中，有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亨利·彭加勒。从彭加勒1907年写的哲学著作《科学的价值》一书中，列宁看到了他对物理学出现“严重危机”的论述。按照彭加勒的观点，物理学中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其罪魁祸首是“伟大的革命者——镭”。彭加勒的见解受到了广泛的尊重，因为他是法国，也许还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他忧郁的危机宣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新的发现不仅推翻了能量守恒原理，而且也同样危及到“拉瓦锡原理或物质守恒原理”；危及力学的基础，包括牛顿作用和反作用相等的原理；危及到其他公认的物理学基础。
人们从镭和放射性中看到了革命的破坏力。其它许多新的发现通常也都具有这种特征。《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学》（1907）这部著作以最富戏剧性的形式对革命破坏力这个主题展开了讨论。在谈及亚当斯对1900年大博览会的感想时，亚当斯用“发动机和圣母”这一比喻对旧的蒸汽力和新的电力之间的差异表示惊讶。他发现了“连续性的中断”（p．381），它“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设置了一个深不可测的裂缝”；“在蒸汽和电流之间找不出比耶稣受刑架和教堂之间更多的联系。如果不是可逆的话，那么各种力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而对电来说，如同在信仰世界中它只是服从绝对的命令”。在迷惑不解之中，亚当斯求助于兰利，他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会长。
兰利帮不了他，实际上他似乎也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他总是重复说新的力是无法无天的，他尤其是反复声称他对新射线的发现没有责任，这些射线如同杀父的仇人，它们气势汹汹地向科学开了刀。他自己的射线是有益无害的，他利用它们得到了双倍宽的太阳光谱。但镭否定了他的上帝，对兰利来说，也就是否定了他的科学真理。这种力是全新的。
看到1890到达1905年间物理学发展中出现革命的人不只是列宁、亚当斯、彭加勒和兰利。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被这些新发现的含义所困扰。例如，彭加勒在他的关于‘时间和空间”（1963，23）的论文中，把相对论看成是“最近物理学进步中”发生“革命”的主要成果；在另一篇论文中，他暗示了这样的意思：量子理论是潜在的“自牛顿以来自然哲学经历的最深刻的革命”。
20年代，“革命”一词从1917年俄国革命——第二次革命或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激进的含义，这场革命使新的名词“布尔什维克主义”出现在通常的演讲之中。这场革命不仅完全推翻了旧沙皇的统治，而且使俄国的财产制度和人民的经济生活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些革命性的变化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加强，正如布林顿所考察的那样（1952）：在俄国革命中，“事件都集中发生在”比近代其它革命“更短的时间内”。
在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心目中，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是两次典型的革命，但后者也许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它产生了可以输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幽灵，促进了一场国际性的革命和颠覆运动。此外，法国革命没有产生一个稳定的革命共和制度，不到15年，法国就复辟了皇权统治，而苏维埃政权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它比其早期更强大。因而，一些科学家目睹了俄罗斯旧秩序的崩溃，并感到了一种对自己国家现存生活方式的威胁。那么，他们对科学面临的形势同样心神不安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量子物理学和新的原子概念在被X射线，放射性和相对论带来的危机上雪上加霜，使一些科学家在新科学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找到了共同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害怕，甚至是对可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感染的告诫，都在本世纪2O年代关于科学和科学革命的讨论中出现了。
2O年代发生的心理学革命使一些人在更大的程度上把革命的科学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J．B．华生的著作《行为主义》（1924）在美国的报纸上被大加渲染：“也许…但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华生和麦克唐加尔1928，102）。在英国，值得注意的是华生体系宣传要“使伦理学，宗教和精神分析学——事实上，使所有的精神和道德科学革命化。”上述这些摘录是华生的对手威廉姆·麦克唐加尔作的，他还补充说，华生的著作“宣称的不只是革命化，简直就是废弃所有这些的庄严的东西”。
麦克唐加尔的看法不无道理。华生的《行为主义》一书的结束语就是这样一个宣言：行为心理学将取代现有的心理学的原理与实践。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华生得意地将其副标题命名为“行为主义——全部未来实验伦理学的基础”（1924，247）。这层意思在该节开头的两句中表达得更为突出，华生展望他的行为主义是“一门科学，它使所有的人——男人和女人懂得他们自己的行为”。并将帮助“男人和女人……重新调整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使他们运用健康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孩子”（p。248）。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宇宙乌托邦概念：如果我们依照行为主义原理，“以行为上的自由”对儿童加以培养，他们将依次以更科学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孩子，“最终世界将变成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场所”。
华生与斯金纳不同，斯金纳是本世纪早期的行为心理学家，他曾发表过一部叫《沃尔登第二》的小说，他嘲笑那些“去往被上帝抛弃的地方，建立一块领地，赤身裸体地在那里过原始公社式生活，以植物的根茎作食物”的人，他的乌托邦将是整个世界，他说，他的计划“如果能实施，那么这个世界将逐步得到改变”。然而，华生也许想避开某些可能的批评（记得那是1924年），他强调说：“我不是想寻求一场革命”。在他的著作1930年版的序言中，华生承认“我们已被指责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批评文章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是在谩骂”，他认为那些反对他的情绪出自对他的基本观念的憎恨，他的观念是：“人是一种动物，他与其它动物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行为举止的类型”。他说他遇到了与达尔文相同的阻力，因为“人类不愿意把自身同动物相提并论”。他声称害羞的灵魂将被从“行为主义中驱逐出来”，因为一个“保持科学头脑”的心理学家在描述人类的行为时与在描述“被宰杀的公牛的行为时”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术语“’
行为主义包含着革命的因素。彼得·梅达沃和简·梅达沃1983年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们认为华生“和那些被他说服的人带来了一场真正的心理学上的培根革命”，因为他们用“经验的东西代替了那些由于不是即存地呈现在我们的感官面前而必须依靠推理才能懂的东西”。两位梅达沃考虑了习惯的“心理状态如喜悦，痛苦，恶意，甚至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哪儿划线呢？）意识本身”。他们看到行为主义“以经验的叙事体和报道文体取代了反省心理学的特殊假设”，从而确定了这场革命及其影响的范围。
本世纪前半叶有一种倾向是将科学的发展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体现这一倾向的另一个例子涉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许多在科学上批评和反对相对论的人来说，相对论简直就是在俄国蔓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科学中的映象。布尔什维克主义已在德国和匈牙利出现，看来正危及西方文明和社会全部的已被接受的价值观念。风格严肃的《纽约时报》（1919．11．16，8）刊登了一篇题为《科学界的爵士乐》的文章，该文一开始就提出了四个问题：“太空何时弯曲？平行直线何时相交？圆何时变成非圆？三角形的内角和何时不等于两直角之和？”答案：“当然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科学领域的时候！”文章接着引用了同查尔斯·普尔的谈话内容，普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天体力学教授。下面是该文的某些摘录：
普尔教授在读过有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快讯后说：“过去几年中，整个世界都处在动荡状态，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也许在物质方面的不安定如战争，罢工，布尔什维克的崛起等能被实际察觉到的东西下面，是深深波及世界的精神困扰。这种精神上的不安定明显体现在公众所持的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期望上。这就是欲以激进的，未曾尝试的社会实践来推翻业已确立的，行之有效的政体形式。
“精神上的不安定也侵扰着科学。今天在科学领域恰恰也有一场同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类似的冲突。有许多人向往对宇宙进行心理学上的思索，热衷于各种奇思怪想，他们要我们抛弃已被证实的理论，而实际上恰恰基于这些理论，现代科学和力学的大厦才得以建立”。
接着，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对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发展史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他总结说：
目前已经测量到的（光线受太阳影响）弯曲效应这一事实，在科学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结果也许会改变某些迄今已被接受的有关太阳附近物质的密度与分布的观念。但我不明白这样的观察事实何以能证明第四维的存在？或者说怎么能推翻几何学的基本概念？
我读了各种论述第四维空间的文章，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其它关于宇宙构成的心理推测文章。读完之后，我的感受如同参议员布朗德哥在华盛顿的一次庆贺晚宴后的感受一样，他说他感觉到如同和爱丽丝一道漫游仙境，与狂人一道喝茶一样。
有位记者曾问起过爱因斯坦如何看待“C．L．普尔教授”的意见，这位教授坚持说爱因斯坦的理论“无法验证”，而且说“无须爱因斯坦，我们依靠牛顿定律就能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甚至包括水星的摄动”。爱因斯坦机智地回答道（《纽约时报》1921，4，4）：“我没有看到普尔教授的谈话”。
英国天文学家A．S．爱丁顿是将广义相对论介绍到英语国家的第一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他收到了荷兰天文学家德赛特寄来的爱因斯坦1915年发表的论文。意识到爱因斯坦研究课题的重要性，爱丁顿钻研了爱因斯坦运用的“绝对微积分”以便弄懂广义相对论。他在为伦敦物理学会所作的著名的《引力相对性理论报告》（1918）中，称广义相对论为“思想上的革命，它深刻地影响到天文学，物理学和哲学，并把它们推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上且永不逆转”。后来，爱丁顿发表了一本关于相对论的通俗读物，题为《空间，时间和引力》（1920）和一部为科学工作者所写的著作猢对论数学理论》（1923）。1954年，爱因斯坦称其是“所有语言中介绍相对论最好的著作”（p。281）。因此，令人感兴趣的是《爱丁顿对这一物理新观念的介绍中，谈及了人们指责物理学已被一种科学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侵袭。
爱丁顿在季福德发表厂题目为《物理世界的本质》的演讲（1928．爱丁顿在开头的一段中讨论了那些“坚决反对现代科学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把住旧秩序不放”的思潮，他把“我们关于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