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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有一章题为“近代科学革命”。史密斯认为近代科学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并以类似于奥恩斯坦和巴特费尔德的夸大的华丽词藻）坚持认为它是“超过有史以来前人所作过的一切的科学成就”（p．144）。
1939年，科学家J．D．贝尔纳出版了一本具有挑战性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是在科学和社会之间随意建立秩序。考虑到作者的政治态度，对他很少涉及科学革命，我们并不惊讶。在他涉及的革命中包括：伴随“农业的发明”出现的“人类社会的第一个伟大革命”（p 14），17世纪的“精神革命”（p．27），‘“革命的……机械学新思想”（p．167），“是随着炮弹的飞行而产生的”。20世纪初期“通讯和运输方法的改进”（p．170）是“同时使数百万计的人同时而直接行动的可能性革命化了”，“伟大的化学革命”（p．335）是“拉瓦锡创立的”，以及“20世纪伟大的量子革命”（p．368）。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p．392），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起了更大。更有意义的作用”（p．343），而且成为矿山技术中未来革命的基础，但是，贝尔纳并没有认真地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科学革命的主题，虽然，他详细描述了近代科学革命的性质和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更多地涉及17世纪一般的革命概念。这一主题只是出现在单独一书中，这一节开头有个副标题：“近代科学革命：资本主义的任务”。而当贝尔纳在20世纪SO年代巴特费尔德后扩充、修改和完全重写这部书时，他广泛使用了革命的概念，以至于读者能十分容易地得到这样的印象：科学革命已成为他的历史思想基本框架的一部分（贝尔纳1954；1969）。贝尔纳四卷一套的《科学史》第二卷的标题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带来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此后30年左右，科学史的创作文献中已到处是近代科学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了。因此，贝尔纳著作的两个阶段反映了时代的特征。这两个时期就是：1950年前，是开始认识革命包括近代科学革命这些概念，而1950年后，则是这些概念作为我们对科学变化的理解的本质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亚里山大·柯伊雷的开拓性作用
我将用对亚里山大·柯伊雷的讨论来总结前巴特费尔德研究。柯伊雷是本世纪50…60年代中在科学史著述中最有影响的人。至少在巴特费尔德前十年，柯伊雷就把科学革命的观点作为一个中心的组织原则而加以有意义的应用。他1939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普遍被认为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是“科学研究中的一场史学革命”（库恩，1962，3）。作为这场革命的结果，科学史家已不再去寻找“古老科学对我们现在的永久奉献”。而是“试图去展示自己那个时代科学的历史完整性”。因此，像库恩所作的那样，例如：新的科学史家“不是去探寻伽利略的观点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而宁可去寻求他的观点与他那个团体人们的观点（例如：他的老师，同代人以及科学界最近的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同上）。此外，“他们坚持研究科学共同体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上类似（通常又远远不同于现代科学的观点）的人们的观点，并给予这些观点最大的内在一致性，使它们最大可能地适合于自然界”。
这种新的探讨（也许最好的例证在A．柯伊雷的著作中）集中于一种新的概念分析，不仅关心个别科学家的思想，而且也关心同时代科学的，哲学的，甚至宗教的预想；包括根据盛行的或“已接受”的哲学或论题而获得的科学的可接受性或崇高性原则（霍尔顿，1977）。柯伊雷的分析对17世纪的研究带来了某种显著的变化，例如：像亚里士多德宇宙的解体，空间的数学化等，这些变化在特征上是如此重要，就像发动了一场知识革命。
柯伊雷著名的《伽利略研究》是以这样一个宣言开头的，我的目的就是进行一项“科学思想的进化（和革命）的研究”。他把“17世纪的科学革命”看作是人类思想中的一次“真正的突变”，在特殊意义上，“突变”这个术语已被G．巴克莱所采用。柯伊雷认为，自古希腊对宇宙的最早研究以来，“突变”一直是最重要的。科学革命是“已被表述和产生成果的近代物理学（或更精确地说是经典物理学）的一种意义深远的知识变革”。这种突变基于一种重要的“空间几何学化”，实质上就是由欧几里德的“抽象空间”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有形的宇宙”（1939；1978）。柯伊雷确信：17世纪科学的革命性变化只是“人类思考其自然环境方式的变化”。正如R．霍尔（1970，212）所说，柯伊雷“一再坚持，促成古典科学发展的变化既不是社会经济性的，也不是技术性的，更不是有关科学的方法论的”。R．霍尔概括说：“在文艺复兴晚期，对知识变革总特征作这种表述，不能不使历史学家把科学革命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戏剧去对待”，把“它的次要的情节都作为伟大的剧情。到了17世纪中、后期，这出戏的高潮逐渐出现了”。（p．213）
巴特费尔德深受柯伊雷著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像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数学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宇宙的解体以及在科学革命中所谓的实验的次要作用这些独特的题目中，而且，他还接受并且实际地运用了柯伊雷的观点，即人类思考自然现象的方式中发生了本质变化。
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革命概念
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革命概念相当明显地不同于通常的科学革命，甚至不同于涉及18和19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不同于20世纪头几十年所表达的科学革命。据他看来，没有法国和俄国革命模式的革命。相反，他把近代科学等同于从哥白尼那个时代，或伽利略和开普勒那个时代以来的现代科学的全部发展。虽然，巴特费尔德谦虚地说他并没有引进新的概念，而且，谨慎地谈论“所谓的科学的革命”，或“被叫做科学革命的东西”，他指出：近代科学革命在伽利略，或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不仅仅是单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正如奥恩斯坦，玻特和柯伊雷已经描述的情况。巴特费尔德认为：革命将成为一种延续历史或创造历史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将历史推到我们面前。因此，在他的著作中，近代科学革命出现了类似于马克思的“永久革命”的特征。他在谈话中经常讨论这一点，而不是在书中写下来。
因此，巴特费尔德第10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近代科学革命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很明显，使近代科学革命以这种意义出现，这就意味着不仅是把一个新因素与当时其他因素一样引入历史中，而且，“它证明了科学具有如此增长的能力，在它的应用中具有如此宽广的领域，以至很早以来就明显起了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开始去控制其他的因素”（p．179）。总之，近代科学革命不仅标志着许多伟大的变化，而且成为当代科学的根基。巴特费尔德兴奋地说：“我们现在说西方文明附带着日本这个东方国家，而不再是希腊…罗马哲学家的意识，这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徒，我指的是科学，是17世纪后半叶以来，就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思维模式和所有的文明设施。
此外，巴特费尔德确信：“今天，我是这样一种位置上去了解它的复杂性”，这比起我们之前这个领域里活跃了2O年甚或50年的前辈来说，当然更加清楚了。他使我们清楚了：我们（在1949年）没有戴“有色眼镜”，我们也没有“借古喻今”，在20世纪40…50年代中，“已被揭示的事物，只是更生动地产生了深远的、重要的转变，世界在科学革命中已经度过了300多年”。革命在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因此，对巴特费尔德来说，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意义随着科学在后来，甚至是近来的发展而增长和澄清。这有助于去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前辈很少意识到17世纪的意义和近代科学革命的至上的重要性。为什么他们要关注文艺复兴或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文明在17世纪已获得了它的现代特征，尤其是通过近代科学革命，或在与近代科学革命的关系中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自基督教产生以来，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出现可与之相比的里程碑”。
科学史家们对革命的应用
前面的例子表明，科学中的革命和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突出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前许多重要著作家的著作中。此外，这类革命在柯伊雷或巴特费尔德前的最通用的教科书——W．C．丹皮尔经常再版的《科学史》——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例如，他在1929年该书初版时讨论了“由哥白尼理论引起的”一场天文学革命；牛顿时代人类理性观的一场革命；19世纪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的一场“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还有革命性的物理学发现以及“生物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成果，当时生理学和心理学发现了意识和物质的联系，同时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丹皮尔也提及了“心理学中的革命”，以及由20世纪数学和物理学产生出的“一场名副其实的思维革命”。在这部书中，他虽然频繁使用“革命”这个字眼，但他没有明白展示关于科学革命的发展理论，也没有把科学革命的概念作为重要的主导思想。另外，近代科学革命也并非他著作的主题。
尽管革命这一主题时常出现，但是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家们像我们今天这样承认近代科学革命的存在，并把这个思想作为主导原则，或是普遍意识到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有关科学史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既没有提及科学革命的概念，也没有提及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例如，近代科学革命这个思想在R．K．默顿1938年出版的《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经典著作中，明显地没有作为一个技术术语和一种思想出现；而且默顿也没有提及科学革命。其次，这样的术语也没有在苏联学者B．赫森1931年写的著名文章（1931，1971）中出现过，这篇文章被看作是对“牛顿原理的社会及经济根源”运用开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同时，在G．N．克拉克1937年出版的一本针对赫森理论的书《牛顿时代的科学和社会福利》中也没有出现过“近代科学革命”这样的名词；最后，在H．格拉克1952年出版的《西方文明的科学》的开创性总结中，“近代科学革命”既非主题也非副题，书中涉及科学时唯—一次用到“革命”这个词，是在提及拉瓦锡化学革命时。
在近代科学的编史工作中，1954年A．P．霍尔的《1500－1800年的近代科学革命》一书出版堪称一件大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当代科学态度的形成”，尽管霍尔（vii，375）承认H．巴特费尔德著作的重大意义，他的这本书仍是第一部主要论述近代科学革命的著作。霍尔强调了在16世纪开始出现的“互补”类型的科学发展——“理论概念和事实发展的两条明确的路线”，在“科学中持续明显地同步发展”（P．37）。他认为“16世纪的科学精神很自然地从中世纪的成果和进步中发展起来”。通过吸收大量的学术思想和尽量采用A．柯伊雷的研究思想，霍尔把读者引向伽利略思想的根源——那种导致他的两项伟大贡献的思想的发展。霍尔发现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1638）并没有像伽利略原来设想的那样在动力学中引发一场真正的革命，就如《对话》前几部分现在只是被看作是“两种宇宙论各自优劣进行比较的论述”（p．77）。他在书中这部分结束时提出了意义重大的预见：下个世纪“科学的主题是借助伽利略对运动的描述分析，用笛卡尔力学原理广泛地解释自然”（p．101）。霍尔在每一章都采用了一整套新的概念分析。科学史传统著作中特有的一系列英雄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和事实，理论和实验或观察渗透到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大背景中的这段历史。如果说，H．巴特费尔德像个有无资而又有激情的业余爱好者突然涉猎科学革命史，那么，R．霍尔却绝对是个有才识的内行。
霍尔以前出版过一本专著，《17世纪的弹道学》（1952），这本书预示了他以后卷入了对技术史的深入研究。所以我们并不奇怪他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一章讨论“近代科学革命的技术因素”，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