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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生作用。除普 遍的道德败坏可以作为一种最糟糕的预防性抑制发生作用这些情况以外，人口的很大一 部分生殖力都发挥了作用：偶尔有多余的生殖力为某些激烈的原因所抑制。这些原因几 乎完全可以分成罪恶和贫困。人类总是有能力避免罪恶和很大一部分贫困。
回顾现代欧洲各国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情况，与古代和世界许多未开垦地区相比，看 来积极抑制较少，而预防性抑制较多。战争造成的破坏无疑已经减少，因为不但总的说 来发生战争的频次下降，而且战争的创伤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养活人类的生活资料都 没有从前那样大的致命性。尽管在现代欧洲历史的初期，瘟疫、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时 常发生，然而由于社会愈益文明和进步，它们发生的频次和死亡人数都大大减少，在有 些国家它们现在已经几乎无人知晓了。对人口增长的这种积极抑制减少，预防性抑制的 作用必然随之增加，因为积极抑制在程度上比粮食和人口的实际增长肯定要大得多。或 许可以有把握他说，在现代欧洲几乎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目前使人口与实际生活资 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对结婚的谨慎抑制。
然而，我们将现代各国的情况同登记表上的数据进行比较时，仍会发现主要起作用 的几种抑制在其性质和力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登记表最能 说明问题。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至今尚未得到改善，仍然遭受频繁发生的瘟疫和致命的 流行病的折磨。可以料想，在这些国家很难看到对结婚进行谨慎的抑制的迹象。但是， 即使在情况已获得改善的国家里，还可能存在这样的环境，致使大量人口死亡。人们知 道，大城镇对人类的健康不利，特别是对儿童的健康不利。低湿地带的不卫生状况如此 严重，以致在某些场合，即使把大城镇里人口的生殖力全部释放出来（这种情况很少发 生），人口增长的原理也会被抵消掉。
苏斯米尔希提供的荷兰22个村庄的登记报表表明，那里的死亡率（可以设想主要是 由该国的自然条件不卫生引起的）高达1：22或1：23，而不是通常的1：35或1：40。结 婚率不是通常的1：108或1：112左右，而是高达1：64，表明结婚频次高得异乎寻常。由 于死亡率高，人口总数几乎呈静止状态，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大体相等。
另一方面，在挪威，那里的气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对健康特别有利，其人口死 亡率只有1：48。该国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作用得到比往常更大的发挥，其人口的结婚率仅 为1：130。以上所列可能被认为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在各国的登记表中可以看到程度不同地 存在着同样的结果。在长期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的人数进行登记的那些国家这种情况特 别明显。人们养成更加有益于健康的习惯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减少所 引起的死亡人数的逐渐减少，兼带着结婚和出生人数所占比例的降低。苏斯米尔希提供 了在上一世纪的一个时期中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的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例。
1620年在莱比锡市，每年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2，而在1741至1756年之间， 其比例为1：123。 1510年在奥格斯堡，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6，而1750年则为1：120。 1705年在但泽，该比例为1：89，而在1745年则为1：118。 1700年在马格德堡公国，该比例为1：87，而1752至1755年期间则为1：125。 1690年在哈尔伯施塔特公国，该比例为1：88，而1756年则为1：112。 1705年在克利夫斯公国，该比例为1：83，而1755年则为1：100。 1700年在勃兰登堡的邱马克，该比例为176，而1755年则为1：108。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它们有助于说明，在所有的古老国家中结婚人数取决于死亡人 数。大批人的死亡常常造成大批人的早婚。同样应当肯定，除非生活资料能够适当增加， 否则大批人的早婚必定导致大批人的死亡。
每年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显然主要取决于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和订婚的年 龄。因此，从各种登记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口没有大量增加的国家中。出生人数和结婚 人数主要受死亡人数的影响。当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时，出生人数总是能够填补死亡 所造成的人口空额，并且还会增加到日益增长的国家财富和对劳动的需求所能允许的程 度。在任何地方，在瘟疫、流行病和破坏性战争的一些间隙期间，出生人数大大超过死 亡人数；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国死亡人数差别极大，从各种登记表可以看到， 由于考虑到上述情况，出生人数都是以相同的比例变化。
因而，在荷兰的39个村庄中，在登记时的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约为1：23，而 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亦为1：23。在巴黎附近的15个村庄中，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 比与上述相同，甚至更大，因为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更大，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 2。7，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亦相同。在勃兰登堡的几个小城镇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 比为1：29，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4。7。在瑞典，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34。 5，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8。在勃兰登堡的1056个村庄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 比为1：39或1：40，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30。在挪威，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 为148，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则为1：34。在《人口论》评述过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瑞士那样如此明显地表明了结 婚人数和出生人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取决于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这一极其重要的 事实和一般人口原理。看起来，在1760至1770年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在减少。为了 弄清这个问题，沃韦教区的牧师M。穆雷对各个教区自它们最早建立时起的登记表进行了 艰苦、细致的查阅。他对每70年为一个时期的三个不同时期内出生的人数作了比较。这 三个时期是到1620年为止的第一个70年，到1690年为止的第二个70年，到1760年为止的 第三个70年。通过这一比较，他发现，第二个时期的出生人数比第一个时期的出生人数 要少，而第三个时期又比第二个时期少。他认为，该国人口自1550年起一直持续减少的 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本人所作的计算清楚地表明，他所指的前两个时期的死亡 率比后一个时期的死亡率高得多；以前在登记表中发现的出生人数较多不是由于总人口 较多，而是由于几乎总是伴随较高的死亡率而来的较高的出生率。
根据完全可以信赖的报道，在最后一个时期，人口的死亡率特别低，而从婴儿抚养 到青春期的儿童人数所占的比例特别大。在1766年，正当M。穆雷撰写他的论文时，派德 沃地方死亡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45，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l：36，结婚人 数所占的比例为1：140。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上述出生、死亡和结婚人数在总人口中 所占的比例都很小。但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况必定完全不同。M。穆雷列出了一份自 1520年起历次瘟疫在瑞士蔓延的清单。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可怕的灾祸在整个第一个时 期的几个短暂的间隙中使国家荒凉，有时并把它的破坏作用扩展到第二个时期末尾的22 年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这些时期，平均死亡人数比现在要大得多。但是，使 这个问题变为确定无疑的东西，是16世纪普遍存在于相邻的日内瓦市的大量人口的死亡 和17世纪、18世纪死亡人数逐渐减少的事实。《大英图书馆馆藏》（IV，328）所发表的 计算数字表明，在16世纪，半数活产婴儿的生存概率或所能活到的年龄只有4。883岁， 或者不到4岁又11个月；人口的平均寿命或每个人平均应该生存的年数为15。511岁，或 者大约18岁半。在17世纪，日内瓦人口的生存概率为11。607岁，或者约为11岁又7个月； 平均年龄为23。358岁，或者23岁又4个月。在18世纪，人口的生存概率增加到27。183岁， 或者27岁又2个月，平均年龄增加到32岁又2个月。
从M·穆雷谈到的瘟疫流行及其逐渐消灭的情况看来，毫无疑问，这种病造成的死亡 人数减少情况必定在瑞士发生过，尽管在程度上也许不那么相同，但是，要是死亡人数 与总人口之比不是低于1：30或1：32，并且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不是M。穆雷写那篇论 文时的那个数目，很显然，该国的人口将会迅速减少。可是，正如人们从登记表上记载 的实际出生人数中了解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从前人口大量死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 口出生率随之更大幅度地上升。这种情况马上表明，试图凭借出生人数和人口填补（由 死亡造成的）所有缺额以及除了养活家庭的困难以外几乎不受其它任何原因制约的强有 力的倾向，来确定各国的实际人口总数或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实际人口总数，是错误 的。
瑞士和派德沃就出生人数依赖死亡人数提供了其它十分引人注目的实例；这些事例 或许更为可靠，因为它们同搜集这些资料的人的先入之见似乎是矛盾的。
关于瑞士妇女生育能力不旺盛的问题，M。穆雷说，在普鲁士、勃兰登堡、瑞典、法 国、甚至在任何国家，他所查阅过的登记表表明，受洗礼人数（即出生人数）在总人口 中所占的比例比派德沃大，后者的比例只有1：36。他补充说，根据新近在里昂努瓦所作 的计算，里昂城区受洗礼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28，小城镇所占的比例为1：25，而乡村 则为1：23或1：24。他惊叹道，在里昂努瓦和派德沃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在派德 沃，最好的比例不超过1：26，而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妇女的生育力特别旺盛的两个小教区， 在许多教区该比例大大低于1：40。他说，在平均寿命方面存在着同样的差别。里昂努瓦 人口的平均寿命几乎不超过25岁，派德沃的平均寿命最低则为29。5岁，而这种情况仅存 在于唯一的一个低湿的、不利于健康的教区，在许多地方超过45岁。
他问道，“在儿童脱离危险的婴儿期的人数最多，并且不管用什么方法计算出来其平 均寿命高于任何其它国家的国家，怎么恰好就是妇女的生育力最低的国家呢？在我们所 有的教区里，平均寿命最高的教区也应该是人口增长趋势最微弱的教区，这种情况又怎 么会发生呢？”M。穆雷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作一个假设，我也只能作这样的假设。为了在一 切地方保持人口的适当平衡，上帝已将各种事物作了这样明智的安排，以致每一个国家 的生命力应该同该国妇女的生育力成反比，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吗？实际上，经验已证明 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莱辛是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村庄，有400人，每年只有8个多一点孩 子出生。派德沃差不多有同样多的居民，每年出生11个孩子，而里昂努瓦则每年有16个 孩子出生。但是，倘若在20岁时，上述8个、11个和16个孩子数减少到同一个数目这种情 况发生的话，就会出现在一个地方生命力下降而在另一个地方妇女的生育力下降。因而， 最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生育力不旺，其人口不会太多，而不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妇女 的生育力特别旺盛，其人口将继续增长。”这些事实和所观察到的情况充满极其重要的教益，并且引人注目地证明了人口原理。 可以认为，如此明白无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口出生率的三个等级，体现着发生在不 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实际问题是，当这种变化普遍发生而没有出现 人口增长率的相应的差别时（这种情况几乎普遍存在），我们是按照M。穆雷的意思假定， 上天保佑使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的妇女少生孩子，在那些国家，卫生习惯的养成已使瘟疫 和致命的流行病绝迹，还是凭经验假定，有利于健康的、发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