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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悠悠几千年的中国文学相比，俄苏文学的历史只有八百多年。但这个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的文学造就出了一批震惊世界文坛的大师。他们的盖世杰作是世界文化宝库的无价瑰宝。
俄罗斯人引以为豪。自古与这个民族交往甚笃的中国人也引此为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众多的俄苏名家与中国有着渊源流长的关系。
本书将引导浏鉴一番恢宏的俄苏文学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北方吹来的风
中俄 文 字 之 交
——文学交流的先导
中俄两国文学的出现相距有两千多年之久。中国和俄苏的文字之交开始于二百多年前。文字之交的基础是两国各自社会发展的需要。
十七世纪初叶，自古接壤的中俄两国有了外事接触。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和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中俄互表交往意向的文书就到了彼此的首都，但因为都不懂对方的文字，结果被搁置一旁近一个世纪。1689年（俄国彼得一世时期，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它标志着两国文字之交的正式开始。其后，中俄双方互派使臣，签约通商进而交流文化。
进入十八世纪，中俄两国正值清朝康熙和彼得大帝这两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当政，两国交往的逐渐频繁促进了双方文字之交的发展。根据1727年（清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俄国在北京设立俄罗斯馆和俄文馆。俄罗斯馆除接受东正教教士之外，还加收一些俄国留学生学汉语、满语、蒙语和藏语，了解并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和民俗风情。他们允任中俄交往事务的译员，其中不少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深，回国后能在传播中国文化中起主导性作用，有的人成为学者和汉学家。著名的如俄国第一个汉学家罗索欣。俄文馆接收清廷派八旗子弟学俄文。该馆办了一百五十四年，于1862年并入京师同文馆。1863年同文馆的俄文馆成立，1900年停办。由于双方都有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需要，要经过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字，初步了解对方的国情，激发了交往的热情。中俄文字之交成为中俄双方大规模文学、文化交流的起点。
在中俄文字之交的发展和西欧“中国热”的影响下，十八世纪的俄国兴起了“中国热”的影响下，十八世纪的俄国兴起了“中国热”，它是由文化交流为先导的。当时宫廷内外效仿西欧，热衷于了解和搜集中国瓷器、漆器、按中国风格装饰宫廷宅第颇为时髦。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夏宫增设了中国式的客厅，夏宫的花园里增添了一座中国剧院，两座桥和几座亭台楼阁。至今莫斯科还有座“中国城”。中国文化就象磁石那样对俄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作家康捷米尔、拉吉舍夫和杰尔查文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康捷米尔一再提到“奇异的中国智慧”；拉吉舍夫于1793年写了《论中国通商》一文；杰尔查文在1797年所作《废墟》一诗中歌颂了皇村中的中国花园。不少俄国人甚至想置身于这个地大物博、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亲身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魅力。大作家普希金由景仰“中国贤人孔夫子”到想来“万里长城边上”实地考察，曾于1830年提出申请，表达渴望访问中国的心情。
尤为难得的是，远在十八世纪的俄国进步人士不仅注意中国、欣赏中国文化，并且以中国人写的文章作为向沙皇专制统治挑战的武器。1770年，俄国杂志《雄蜂》和《爱说闲话的人》分别译载了两篇中国人写的文章：《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和《中国汗雍正给儿子的遗嘱》。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直接拿来与借鉴，成为历史上极富特色的一段中俄文字之交。
两国之间的外交、贸易和文化的来往最终开创了中俄两国文学与对方民族进行对话的时代。不过，两大邻国间的这种对话一开始却是间接对话。
从俄国方面看，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方面，俄国恐怕落后于西欧，于是，不懂汉语就从别的欧洲文字转译。俄国剧作家苏马罗科夫于1759年从德文翻译了《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1788年，涅恰耶夫从法文翻译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依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故事创作的剧本《中国孤儿》。俄国在十八世纪共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一百二十种，但其中主要的是神学著作和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文学作品极少。即便在十九世纪，译成俄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多。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十九世纪，俄国发表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和译介文章或论著仅五十种，多从法、德文转译。中国文学作品在俄国流传的范围很有限。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对俄国文学的译介开始于本世纪初，晚于俄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同文馆培养的一批批毕业生中不乏精通俄语的外交官和口笔译人才，但极少有人在翻译介绍文学方面留下实绩。据说只有一位同文馆的毕业生张叔严，1905年以前在彼得堡大学时，拜访过托尔斯泰，并用五言古体翻译这位文学泰斗的诗作。有资料证明，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克雷洛夫的三篇寓言：《狗友篇》、《銎泛汀逗笃罚谴佑⑽谋咀氲模⒈碛�1899—1900年。从1911年到1919年的俄国文学译作主要是以英语为媒介转译的，翻译的规模很小。
二百多年前的中俄文字之交，拉开了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相互交流与影响的序幕。二百多年了，这种交流与影响的趋势日渐浩大。二百多年了，这种交流与影响的趋势日渐浩大，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独具风格的一大景观。在风从八方来的今天，我们熟悉俄苏文学仍然超过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学。
普希金，后人圆了你的中国梦
普希金难圆中国梦
普希金 （1799—1837）有个中国梦。
从童年时代起，未来的诗人就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中国；青年时代的他格外喜爱皇村夏宫里的中国式戏院、小桥和楼阁亭台。普希金关注着中国，并抓住每一次机会结识到过中国的俄国人，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南俄流放期间与到过中国的外交官维格尔相识；同汉学家毕丘林神父建立起友谊；“普希金之家”的普希金私人藏书室收有 《西藏现状概述》、《三字经》、《中华帝国概述》、《赵氏孤儿》等中国书籍和有关中国的著作。
普希金对中国的极大兴趣甚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叶甫盖尼·奥涅金》第2369号手稿中有关于孔子的诗句。间接的接触已不能满足这位文学巨星对中国的向往，他曾用法文上书宪兵总督班肯尔多夫，请求访问中国，并且准备跟一个代表团出访，但遭拒绝。
普希金只活到三十八岁。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中国之行始终是个遥远而迷人的梦之旅。
1837年，普希金离开人世，而就在这一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汉语教研室，这是俄国汉学史上的大事，也是中俄文学开始交流的俄方基地。这不知是历史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
看来，普希金注定要与中国结缘。
普希金，为你圆梦九十年
不知普希金生前会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圆了他的中国梦。
根据普希金专家戈宝权多年的研究，我国在1900年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提到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名字。到了1903年，普希金小说《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的中译本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本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的俄国文学作品。小说以贵族军官格里涅夫老年时的自述回忆形式写成。青年格里涅夫在普加乔夫起义高潮时，奉命到边防要塞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困，偶遇普加乔夫。普加乔夫三次救格里涅夫于危难之际，为答谢救助之恩，他送给普加乔夫一件兔皮袄。到任后，格里涅夫与要塞司令长官米朗诺夫的女儿玛丽娅相爱。不久，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要塞，杀死了米朗诺夫夫妇，格里涅夫被俘。普加乔夫念及旧情，不仅释放了格里涅夫，而且成全了他与玛丽娅的爱情。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以通敌的罪名逮捕了格里涅夫，将他放逐西伯利亚。玛丽娅为此只身前往彼得堡谒见叶卡捷琳娜女皇，讲明实情，格里涅夫得以赦免。原作有十多万字，译作仅存三万字，相当于原作的三分之一。除保留故事的基本情节外，译作对人名、地名、人物关系和故事的发展等，都作了较大改动，特别是叙述人称的转换。原作是以第一人称的自述口吻写成，译作改由第三人称重述。因为当时的中国读者还不能马上接受第一人称叙述这一新的手法。经过大改后的译作，更象当时我国流行的章回体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丧失了原有的风格和完整性。
晚清和民国初年，继《俄国情史》之后，报刊发表的普希金译作还有《俄帝彼得》、《神枪手》、《棺材匠》，均为短篇小说。“五四”是俄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五四”以后的俄国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直接从俄文翻译的译者群。同其他俄苏文学作品一样，普希金的一批作品被直接从俄文译成中文。沈颖，中国第一代直接从俄文翻译文学作品的译者之一，于1919年发表了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四篇。三十年代中期，随着第二代俄语译者队伍的壮大，普希金，这位诗人兼小说家的作品翻译，打破了只译小说的局面。成绩突出的是孟十还。除1937年翻译的九篇普希金小说以《普�